歷史在未來重演？俄羅斯飛速變化的歷史中沉澱下來一些細節

一年過去，中國與世界、社會與國家、經濟與我們的生活都為大問題所左右，於愕然之中，知識分子聲音的消失或者湮沒於嘈雜，更增添困惑與茫然。或者，此時可能是拐點將現。而在任何時代，睿智思考都是稀缺品，有見識者更是指引我們看清前路的保障。

因此，我們「2018 年度圖書推薦」希望儘可能多元化地介紹一些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書。

依照舊例，我們視野所及的書，采編人員都已經讀過，並以真誠態度介紹給讀者。

我們也藉助特約作者之力來一起完成。他們總是得風氣之先，而且見解更加深刻。在此一併感謝。

這是非虛構圖書推薦系列的第五篇，探討俄羅斯的歷史和現實。作者陶小路是《東方歷史評論》編輯、譯者，關注政治哲學、 20 世紀東歐以及蘇聯歷史，譯有《事實改變之後》。

瑪莎·葛森（Masha Gessen）在她出版於 2017 年的《未來即歷史》（The Future Is History）中這樣寫道，「因為個人的以及歷史的記憶被吞噬，有關蘇聯社會的學術研究受到嚴重打擊，這一系列因素導致在很長時間裡，比較起俄國研究者，西方世界的研究者在解讀俄國上面有著更好的條件，雖然在獲取材料方面有限……」英語世界對這片土地的關注從來未停止過，各類著作的數量巨大，其中有許多佳作（這其中也包括遷居到英美等國之後的俄裔人士使用英文寫作蘇聯、當代俄國的作品），我想在本文中推薦以下三本書籍。

1.

與我要談論的其它幾本書很不同的是，《間諜與叛徒》（The Spy and the Traitor）是一本很容易被錯當做間諜小說的傳記書。本書出版於 2018 年 9 月，出版之後不久便獲得許多積極評論，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入選《經濟學人》 2018 年度書籍。同時獲得評論家稱讚和良好銷量並非沒有原因，作者所選取的材料豐富，而且敘事技巧高超，書中的一些部分讀來有如驚悚小說。本書作者本·麥金泰爾（Ben Macintyre）一直以來以撰寫間諜傳記聞名，之前有過好幾本廣受讚譽的作品，比如「Agent Zigzag: A True Story of Nazi Espionage, Love, and Betrayal」和「A Spy Among Friends: Kim Philby and the Great Betrayal」。在這本書中，他所依賴的素材包括傳主奧列格·戈德爾維斯基（Oleg Gordievsky）早年撰寫的自傳，作者與戈德爾維斯基進行的長 100 小時的採訪錄音，另外更難得是，他採訪到了當年負責將戈德爾維斯基援救回英國的幾位軍情六處特工。英國情報部門一直以來都對自己的秘密（麥金泰爾無法讀到情報部門的檔案，這些檔案目前都還沒有被解密），卻允許麥金泰爾採訪戈德爾維斯基和當年的情報人員，這件事本身也受到熱議。

奧列格·戈德爾維斯基出生在一個間諜家庭，他的父親是克格勃資深幹部。他從小生活在專門為克格勃工作人員提供的住宅區，得到各種特殊待遇，接受了正統教育，可以說從出生開始就在為未來成為一名為祖國效力的間諜生涯做準備。他年輕時，加上所生活的環境讓他比普通民眾更容易得到有關蘇聯以外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信息，他一直對西方有著強烈的興趣。當時的克格勃大量向世界各地派駐特工人員，他的哥哥就是一名特工，過著世界各地四處遊走的生活。他一直希望向哥哥那樣獲得外派的機會，於是他勤奮地學習瑞典語、接受克格勃的特別訓練，為那樣一天的到來做著積極準備。之後他先是在東德半年，積累工作經驗，之後又被派到哥本哈根。 1961 年，他親眼目睹柏林牆的建立以及許多東德人民不惜生命安全大量逃亡， 1968 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這件事又給戈德爾維斯基很大震動，戈德爾維斯基逐漸對蘇聯產生幻滅。他從 1973 年開始為英國情報局工作，成了一名雙面間諜。在這之後的十多年裡，他為英國政府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為了保護他的安全，英國情報部門一直沒有向美國中央情報局透露戈德爾維斯基的真實身份，然而此舉使得中央情報局愈加渴望探求真相。最終，中央情報局派出的間諜查實了戈德爾維斯基的身份，而這名中央情報局的間諜同時也是為蘇聯工作的雙面間諜，戈德爾維斯基的生命危在旦夕……麥金泰爾詳盡地講述了英、美、蘇三國間諜部門之間的角力，軍情六處不亞於奇蹟般地將戈德爾維斯基成功營救回倫敦的過程，也因為細節尤其豐富，讀來像是在看驚悚電影。

在冷戰中，雙面間諜不鮮見，比如出賣戈德爾維斯基身份的中央情報局間諜奧爾德里奇·埃姆斯（Aldrich Ames）便是為了一筆橫財，向蘇聯提供了很多間諜的身份情報。從某種程度上看，麥金泰爾選擇戈德爾維斯基來寫，除了認為他對英國對蘇情報戰、乃至對加快冷戰終結都發揮了重大作用，也是因為他認為戈德爾維斯基的「與眾不同」，因為根據戈德爾維斯基的自述，他選擇背叛克格勃是出於價值的選擇，意識形態上的考量，用他自己的話說，他認為自己的行為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在這方面，麥金泰爾可能有些過於依賴戈德爾維斯基的自傳，不過他在書的最後也引用了戈德爾維斯基前妻以及他的前同事的講述，讀者可能也要對戈德爾維斯基的「與眾不同」保持一定的懷疑。

英文世界許多媒體在提到本書時，都談及這本書的出版「恰逢」俄國政府對西方世界展開了新一輪的秘密行動：刺殺叛逃國外的前俄國情報人員，俄羅斯水軍大量製造假新聞，對西方國家選舉的干擾等，這也是本書被廣泛閱讀和討論的外部因素。麥金泰爾在書中簡短地寫到戈德爾維斯基給西方政府的情報，其中就包含有關克格勃試圖運用「積極舉措」影響西方國家的選舉活動的細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1985 年，克格勃制定了一份最高機密「人格問卷」，其中描述了他們在尋找的潛在特工的人格特徵：自戀、虛榮、貪婪、對妻子不忠等。不久之後，蘇聯政府邀請了一位知名美國人來莫斯科訪問，這個人的名字叫：唐納德·特朗普。

2.

因《赫魯曉夫和他的時代》（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獲得普利策獎的美國政治學者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用了十一年時間寫出了這本《戈爾巴喬夫和他的時代》（Gorbachev: His Life and Times）。在書中，陶布曼嘗試去回答這樣一些問題：戈爾巴喬夫是怎樣從一個農家孩子成長為蘇聯最後一位領導人？為何他對蘇聯進行改革的計劃會失敗？為何他沒有對東歐劇變進行干涉？戈爾巴喬夫的個性對他的政策以及個人命運有著怎樣的影響？

陶布曼的研究很廣泛，他在書中運用了大量已發表和未發表的信源，他讓戈爾巴喬夫的家人、老部下以及早期那些幾乎被遺忘的人們開口講述他們記憶中的戈爾巴喬夫 。另外，他也在很多地方參考了戈爾巴喬夫最親密也最重要的助手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Anatly Chernyayev）的日記。陶布曼為我們描繪出了一個虛榮、急躁、時常任性，但是睿智、多思的戈爾巴喬夫。他在書中澄清了幾個被廣泛曲解的歷史事實：蘇聯並非因為無法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才崩潰，因為主張使用這種策略來致使蘇聯崩潰的鷹派人物並沒有左右美國政府對蘇的政策制定；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戈爾巴喬夫是東歐的「拯救者」，事實上，戈爾巴喬夫對東歐的最大功績在於他的不干涉（他向當時東歐各國領導人表示不要指望蘇聯會出兵挽救他們的政權），而非因為他主動地採取了什麼「解放措施」。

陶布曼讓我們看到戈爾巴喬夫的成長經歷，與老布爾什維克的精英階層不同——他們中許多人是成長在城市的知識分子，戈爾巴喬夫這一代是「斯大林的孩子」：蘇聯教育讓他們擺脫蒙昧，教導他們忠於「建設社會主義」，讓他們有了自己的事業。這讓他雖然很早就看到蘇聯社會存在的許多問題的同時，依然對這個「巨大的社會實驗」充滿信心，從而決心在體制里發揮作用，而要做到這點，他需要在許多時候保持沉默，遵從指示，雖然心裡並不認同。他在斯塔夫羅波爾工作了近二十年，直到 70 年代末，他的職業生涯發生了決定性轉折，他得到了克格勃的首領尤里·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的提攜，回到莫斯科， 1985 年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切爾貝諾核電站事故的發生讓他看到蘇聯當時存在的痼疾，他下定決心開啟改革。與此同時，為了將軍隊佔用的資源轉移到國內經濟建設，他積極展開與西方各國的談判，緩和冷戰局勢，同時這一系列做法也給國內許多人攻擊他向西方妥協、軟弱留下了口實。他的改革引起了蘇共保守勢力的巨大不安， 1991 年，蘇共保守派發動了一場政變，雖然政變很快失敗，但從政變失敗的那一刻起，葉利欽便獲得了對蘇聯的實際控制權，戈爾巴喬夫從此退出歷史舞台。

評論家尼爾·阿徹森這樣寫戈爾巴喬夫，「沒有多少人改變世界。那些改變了世界還獲得人們的感謝的人就更少了。」而事實上，戈爾巴喬夫生活在雙重現實中，他在俄國國內被鄙夷、怨恨，因為人們認為他摧毀了一個可以和美國並駕齊驅的「帝國」，認為他將東歐「拱手讓人」，背叛了蘇聯紅軍的流血犧牲換來的戰果；而在西方，他一直受到廣泛讚譽，人們感謝他結束了冷戰，結束了核戰爭的威脅，感謝他沒有讓東歐劇變演變為一場場暴力、血腥的動亂。

理解戈爾巴喬夫以及那個時代對於理解後來俄國的演變至關重要。我們從陶布曼的筆下看到一個理想主義的政治人物，與葉利欽形成對比。實際上，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各自象徵著俄國可能會非常不同的未來：前者對於共產主義理想抱有信心，希望可以通過改革，讓這個「實驗」回歸正途，實現這個政權對蘇聯人民作出的承諾；另外一個則希望徹底摧毀掉這個「實驗」，扔掉巨大的歷史包袱，也幾乎在一夜之間拆毀運行幾十年的各種機制，無數民眾的生活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曾經或許存在一個非常短暫的時機，戈爾巴喬夫的願景可以實現，但是這個時機很快消失。失去耐心的俄國人民拋棄了戈爾巴喬夫，也拋棄了這個更艱難的路徑，轉而選擇了葉利欽，被帶向民粹政治；經濟上則聽從新自由主義者開出的藥方，實行「休克療法」，進行全面私有化，無數民眾喪失掉自己畢生的積蓄，而與此同時，少數人侵吞公有財產，迅速成為巨富，人們因而迅速對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感到幻滅……再到後來便是我們更熟悉的普京時代，傳統俄國政治路線被重新啟用：威權政治、回歸傳統、與西方為敵。

俄國的後來者將所有責任都怪罪到戈爾巴喬夫頭上，陶布曼的書給了戈爾巴喬夫一個公正的書寫，他這樣寫道，「相比他身上的種種缺陷，導致他失敗更多是因為他所繼承的是一個危機四伏的國家，要在這樣的國家建立起一個運行良好的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時間比他想像的要長久許多。」但是陶布曼也寫到他不理解戈爾巴喬夫所作出的許多決定，問了許多很好的問題，比如：為什麼戈爾巴喬夫在沒有提出任何條件的情況下便同意了統一之後的德國加入北約？政變失敗之後，平安回到莫斯科的戈爾巴喬夫沒有立即趕到議會大廈，去感謝葉利欽以及抵抗政變的示威民眾？

人們詬病戈爾巴喬夫的軟弱，批評他過早給一個被壓制幾十年的國家引入了自由，沒有繼續執行尤里·安德羅波夫所提倡的「先發展經濟，再進行政治改革」的思路，才導致左右各路政敵運用他的「公開性政策」打開的言論空間對其進行猛烈攻擊，保守派認為他改革過激，激進派認為他改革不徹底。但是到最後，如果戈爾巴喬夫遵從蘇聯的政治文化以及悠久的俄國政治傳統，對自己的敵人進行毫不留情地打擊，乃至徹底消滅，他或許會保住自己手上的權力，但是那樣他也就變成了自己反對的人，背叛了自己的理想與原則，最後也只能成為一個新的專制者而已。讀完這本書，在看到他所接手的國家所面臨的諸種歷史遺產：僵化的經濟制度，媚上欺下的官僚體系，噤若寒蟬的民眾，讀者應當能夠體會戈爾巴喬夫在這個「不可能的任務」面前所面臨的巨大壓力，同時對這樣一個有著崇高理想、正直原則的人感到同情。

3.

瑪莎·葛森（Masha Gessen）是一名美籍俄裔記者， 1967 年她在莫斯科出生， 1981 年她隨家人移民美國，1991 年蘇聯解體之後回到莫斯科報道當時的俄國政局，在普京政府開始實施一系列高壓政策之後，她於 2013 年離開俄國。她寫過數本普京以及普京時代的書籍，其中包括傳記作品「The Man Without A Face」。她的眾多關於俄國的報道以及對普京政府、美俄關係的評論文章都有著廣泛影響，是目前談論俄羅斯不可或缺的聲音。尤其是，葛森並不只是旁觀者，她深入地參與到了當代俄國社會的許多方面，這讓她獲得了許多英語世界觀察者所沒有的洞見。

《未來即歷史》（The Future Is History） 這本書某種意義上可以作為《戈爾巴喬夫與他的時代》的續篇來閱讀。葛森帶領我們深入到普京時代的俄羅斯，借著對四位俄國的八零後年輕人、三位專業人士人生經歷的敘述，讓讀者看到俄羅斯是怎樣從戈爾巴喬夫時代的雖然有著許多問題、但充滿希望的國家變成今天這個「重演歷史」的，對內高壓、對外擴張的國家。在葛森看來，寫俄羅斯的書大致可以分為主要寫政治人物和主要寫普通民眾兩類，這兩類作品都能夠給讀者提供非常有價值的信息，但它們所分別側重的書寫對象之間是怎樣聯繫在一起的則缺失了，而她希望自己通過寫作《未來即歷史》嘗試做到這一點。在對寫作對象的選擇上，她認為，「我的寫作對象首先是 『普通人』，他們在這個國家的成長經歷同時也是千千萬萬俄國民眾的經歷；同時這些人也是 『不尋常』的，他們聰明、熱情、內省，可以很生動地講述自己的故事。」

這四位出生於戈爾巴喬夫開啟改革前夕的年輕人，其中兩位還是重要政治人物的後代，四人雖面對各不相同的具體問題，但是卻都在努力追求自主，實現自己不同於上幾代人的抱負，最後都發現走到了普京政府的對立面，被捲入到常常伴隨著暴力的衝突中。三位專業人士其中一位是精神分析師瑪麗娜·阿爾圖雲揚（Marina Arutyunyan），葛森談起瑪麗娜的來訪者，從來尋求專業幫助的一個個家庭所遭遇的相似困境出發，瑪麗娜對俄國社會給出了自己的診斷：這是一個受到創傷的社會，因為曾經受到過幾十年心理上的壓制，這個社會至今未能完全從中得到解脫。另外一位是社會學家列夫·古德科夫（Lev Gudkov），他是蘇聯社會學家尤里·列瓦達（Yuri Levada）的學生。列瓦達最早對所謂「蘇維埃原人」（Homo Sovieticus）的特質做出如下描述：這些人墨守成規，熱愛權威，希望蘇聯政府無所不管，不願意改變蘇聯當時的固有秩序等等。列瓦達曾經樂觀地預計有著這樣一些特質的人群會逐漸消失，古德科夫則通過自己所做的一系列民意測驗看到，「蘇維埃原人」不但沒有消失，數量還在逐漸增大。第三位專業人士是大力鼓吹「歐亞主義」（Eurasianism）的亞歷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他憎恨自由主義，反現代性，主張回歸傳統，與西方許多右翼保守人士打得火熱， 認為自己為普京政府構建起了其一直缺乏的意識形態。

這七個人每個都在用自己的經歷、遭遇、思考試圖去回答：俄國目前是怎樣的，為何是這樣的以及它的未來將走向何方。或許有的人在讀完這本書後會覺得葛森選取的寫作對象不夠多，或者不夠有代表性，只能代表一部分俄國人——比如說，她應該找更多支持普京的普通人，而不是杜金這種特別人士；但是作為旁觀者，畢竟可以從這本書開始，將慣常的觀察視野從地緣政治、國際關係、政經結構、「克里姆林宮學」轉到更多普通同時也不凡的個體身上，去傾聽這些人的故事。在他們身上，我們或許可以更直觀地看到俄國的歷史是怎樣塑造著這個國家中的個體，這個國家的個人命運與群體是怎樣的關係，而不再只能抽象地談論，也不再去做看似宏觀同時孤立、片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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