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讀學校存廢之爭：有學校多年招不到一個學生
今年1月，湖南省漣源市13歲男孩用匕首殺害同班同學，引起社會關注。近年來，各地發生多起少年暴力案件，令「工讀學校」這個已逐漸淡出的名詞重回大眾視野。
被寄予「矯治者」社會期望的同時，中國的工讀學校數量在半個世紀以來縮水過半。新京報記者近日探訪這一特殊「生態圈」時發現，目前工讀學校面臨招生難、教師待遇低、政策不完善等多重困境，北京有的工讀學校甚至已經幾年未招到一名學生。
專家建議，工讀教育是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方式，應從提出申請、受理申請、作出裁決三方面，完善學生就讀工讀學校的法律程序。
▲2018年12月25日，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的學生在課堂上舉手提問。 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
逐漸淡出的名詞
在近年發生的少年暴力事件之前，「工讀學校」這一名詞事實上已淡出了很久。
工讀學校，後改稱專門學校，是國家為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的未成年人開設的特殊教育機構。被送到工讀學校的青少年中，多數犯有不良行為或犯罪行為。矯治這些行為，成為工讀學校的一個重要職能。
自上世紀50年代起，國內各地先後開展工讀教育，到1966年左右，全國工讀學校數量超過200所，工讀教育迎來高潮。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工讀教育為題材的電視劇《尋找回來的世界》熱播，工讀學校因該劇得到更廣泛的關注。劇中幾位工讀學校老師通過各種方式教育一群少年犯，帶他們尋回失去的世界，重新樹立起對社會和生活的信心。原作者柯岩就曾在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體驗了兩年的輔導員生活，書中的四合院校舍、老教師群演等場景和情節均取材於此。
但在隨後的數十年，中國的工讀教育逐漸消聲匿跡。
隨著改革開放後社會轉型，國內法治環境改善，以及公眾保護青少年權益的意識提升，人們開始質疑工讀學校招生的合法性以及工讀教育的公平性，也擔憂進入工讀學校會給青少年貼上「標籤」，社會上出現了「去工讀化」的聲音。
為改善工讀學校發展狀況，同時也為了保護學生聲譽，1994年5月，原國家教委決定工讀學校可以掛兩塊牌子，對內稱工讀學校，對外改為普通學校名稱。此外，對工讀學校學生不再稱呼「工讀生」，並且學生畢業後保留原校學籍。
然而，工讀教育的特殊意義，令「去工讀化」無法徹底實現。
「15歲是未成年人不良及違法行為的高發年齡段，因此最重要的干預時間是15歲前，而特殊學校和特殊教育是最好的社會選擇。」在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副會長李玫瑾看來，14歲以下的孩子出現違法行為，本身已經意味著父母的養育存在嚴重缺陷，應該將孩子送往工讀學校教育。
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在2017年12月公布的分析報告也表明，62.63％的未成年人犯罪被告人是初中生。與此同時，司法機關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卻是力不從心。由於刑法規定刑事責任的起始年齡為14周歲，且只涉及「八種重罪」，如果14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實施犯罪，由於其未到法定年齡，一般不進入刑事起訴和審判程序。
李玫瑾表示，在此背景下，工讀學校對違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特殊教育就尤為重要。有必要賦予工讀學校一定的強制力，在早期對違法犯罪的孩子進行矯治。
▲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的學生放在課桌上的水杯。 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
精確到分鐘的作息
肖建國對「工讀學校」的記憶始於童年。這位如今已在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任教30年的校長，對這所學校最初的印象是一個個「冰冷的大鐵門」。因為害怕裡面「很厲害」的孩子，小時候每天放學回家，肖建國都會扶著校門外的南牆往回走。
如今，令童年肖建國生畏的「大鐵門」和它背後的軍事化管理制度，依舊是當今工讀學校區別於一般學校的重要標記。
在工讀學校就讀4年，楊牧被沒收了5個手機。他就讀的朝陽區一所工讀學校採取全封閉的軍事化式管理，周一到周五學生吃住都在學校，周五晚上由家長接回家，下周一再送回學校。學生在校期間的作息也有嚴格規定——每天早晨6:20起床，7:00吃早飯，8:00上第一節課，11:40中午飯……晚上8:30到9:20洗漱熄燈睡覺。
這所學校的校園裡時常有安保人員巡邏。將近100米的教學樓走廊入口和盡頭，兩側樓梯對面的牆壁上，都安裝著1個攝像頭，無死角監控著走廊內的每個角落。
接近中午12點，10餘名穿著藍色校服的學生排隊走出教學樓，來到學校食堂門口，「稍息，立正！一二三四！」喊完口號，學生陸續走進食堂就餐。
類似的軍事化作息管理也在海淀寄讀學校實行。整理內務、跑操、上課……從早上6:20學生起床，到晚上9:50熄燈，每個時間段學生做什麼事，都有嚴格的規定，時間規劃細化到分鐘。
▲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正門。 校方供圖
學生稀少的學校
王鈺是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學生會主席，正在學校開設的職高讀高三，即將畢業。來到這所學校前，他在海淀一所重點中學上初二，由於性格叛逆、打架鬧事、經常逃學，年級主任建議家長讓王鈺到工讀學校就讀。王鈺的父母帶他來到海淀寄讀學校參觀。在了解學校的情況後，王鈺和父母同意轉校。
新京報記者了解到，目前工讀學校招生以自願為原則。據肖建國介紹，學生轉校需經過學生、家長和原校同意，並填寫入學信息表，由工讀學校和原校蓋章確認。
這一招生方式，源於1999年出台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此前工讀學校招生只需經學校報公安局批准，或者公安局報教育部門批准，可以強制實行。這部法規將原先進入工讀學校的標準改為「在少年的家長（或監護人）同意的情況下，由少年的家長（或監護人）、或原學校提出申請，且須經教育行政部門批准」。也就是說，工讀學校招生不再具備強制力。
「自願原則」之下，很多家長不願將孩子送入工讀學校。
肖建國表示，不少家長覺得工讀學校名聲不好，孩子送進去以後會被社會「貼標籤」，即使孩子出現了違法行為，家長也不願意做此選擇。
過去50餘年間，國內工讀學校數量不斷減少。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單位統計，與1966年的200餘所學校相比，數量下降過半。
截至2017年年底，國內工讀學校有93所，北京現存6所工讀學校，且都存在招生難題。
北京市朝陽區一所工讀學校的老師稱，學校初中在讀學生不到20名，授課老師共有13名，師生數量比接近1比1。海淀寄讀學校是學生數量比較多的，初中加職高六個年級也僅有280名學生。最極端的例子出現在北京市門頭溝區，該區一所工讀學校已有幾年未招到一名學生。
招生難題在其他地區的工讀學校也很常見。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單位抽樣調查的國內21所工讀學校中，多數學校的在讀學生不飽和，有兩所學校甚至沒有學生。
▲遠眺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 校方供圖
專職師資的缺口
工讀教育「矯治者」模式的實現，需要克服的另一難題，是師資。吸引新教師加入工讀學校，一直是肖建國心中的難題。
「愛」字當頭，決定了教育工讀學校的孩子是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學生周一至周五都在學校度過，與之相對應的，是老師們幾乎全天候的陪伴。班主任每周工作日在校時間長達70-80小時，並且要輪流值夜班當宿管，與學生同住在學校。
宋薇在1998年來到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任教，曾連著當了四年班主任。她曾與28名學生一起住過一個宿舍，也曾為了尋找逃學的學生跑遍了北京清河地區的網吧。她說，這兒的學生過得很幸福，但老師比較辛苦。
宋薇說她最虧欠的是家庭。「做了班主任，就很難平衡工作與家庭，對家人的虧欠太多了。」周一到周五，這裡的每位班主任日均在校14-16小時，如果輪到值夜班，晚上也不能回家。按照學校規定，班主任每學期要對每名學生至少家訪一次，這些工作基本都需要在節假日完成。
工作時間長、精神壓力大、教育學生難度高，與此同時，教師在待遇上卻沒有獲得對等的補償。除了基本工資，工讀學校的老師有一筆「特教費」。海淀寄讀學校的老師每月可以得到1000多元的特教補貼。但老師們覺得，與付出的時間精力相比，這項補貼遠遠不夠。
教師招聘方面，目前也沒有專門針對工讀學校特殊教育特點的政策。肖建國說，受政策限制，學校招老師需按筆試成績從高到低錄取。「假如錄取三名老師，可能筆試第五名的才最適合工讀學校。」肖建國說，工讀教師最重要的是對學生有誠意，其次綜合素質、管理能力要強，成績不一定要特別突出。
幾方面因素綜合，導致工讀學校在招聘教師時吸引力遠不如普通學校。據教育部統計，2006年到2017年，工讀學校數由74所增至93所，專任教師數由1603人增至2177人，但平均每所學校僅有23名教師，工讀學校師資仍存在不小的缺口。
▲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的學生製作的非遺手工作品。 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
凌晨兩點的談話
對於社會「矯治者」的角色期望，肖建國和海淀寄讀學校一直在嘗試踐行。
在王鈺轉學第一天，他的班主任陳老師就注意到，這個男孩子的眼神「特別兇狠」。當晚，陳老師找他談心，兩個人一直聊到了次日凌晨兩點，聊多年內心的壓抑，聊此前對學校和家庭的不滿……王鈺從一開始的有所保留，到滔滔不絕。
「我對老師有了信任感。這種感覺過去從來沒有過。」王鈺說。
老一輩工讀教師留給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的校訓，是「愛」字當頭。「愛生敬業、主動擔當、團結協作、堅守奉獻，它在支撐著我們走下去。」肖建國說。
這位校長相信「愛」的力量。他發現未成年人犯罪背後，家庭教育和關愛的缺失是一個主因。「這些年接收的學生，近一半都在家庭方面面臨問題。」
父母離異、重組家庭、隔代撫養的情況在學生中十分常見。肖建國認為，缺少父母完整的關愛，容易導致孩子形成孤僻、叛逆的性格，從而引發犯罪行為。
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分析報告顯示，在2015至2016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這些孩子的家庭多數存在不良因素，留守家庭、離異家庭、流動式家庭、單親家庭、再婚家庭出現未成年人犯罪情況的比例位居前五。
李玫瑾認為，工讀學校隔離了違法未成年人原先所處的不良環境，補充了普通基礎教育的不足以及原生家庭缺失的情感和性格教育，可以讓違法未成年人處於多重保護和教育中。「良好的工讀教育能夠幫助這些孩子重新找到自我價值，尋回他們失去的世界。」李玫瑾說。
▲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的學生們在上體育課。 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
「轉變」與「回暖」
「叛逆少年」王鈺漸漸有了一些轉變。
來學校之前，他壓根不知道爸媽的生日是幾月幾號。進入海淀寄讀學校後，他每年都會為爸媽準備生日禮物。
畢業後的出路是工讀學校學生面臨的首要問題。為此，不少工讀學校在校內開設了職高，為畢業生繼續提供職業教育，由學生自願選擇。王鈺也不例外。每逢周末，他還會做一些兼職，如今生活費基本能夠自理。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近兩年教育部以及天津、貴州、吉林、河南等地出台的校園欺凌治理方案，均明確將「工讀學校」列入其中。工讀教育仍被視作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手段。
對此，李玫瑾建議應完善學生就讀工讀學校的法律程序，可從提出申請、受理申請、作出裁決三方面改進。
她提出，將未成年人送入工讀學校時，應採用多種方式。如果一名未成年人已經輟學或者既失去家庭監護，又不在法定義務教育年齡，遊盪在社會中，一旦出現違法行為，可由警察向少年檢察部門提出申請，由少年檢察部門進行審核，並向少年法庭提出送入工讀學校的申請；如果未成年人在普通學校學習，但在多方面出現嚴重行為問題，並且擾亂學校課堂秩序，影響其他同學，可由校方的德育室向警察提出申請，警察負責向少年檢察部門提出申請；家長要是認為自己對孩子的教育失控，可直接向學校的德育室、社區少年警察提出申請。
此外，把違法少年送入工讀學校的裁決應由少年法庭完成。李玫瑾認為，少年法官依法審理所有與未成年人有關的法律訴求，也應包括是否送入工讀學校的提請。在審理這一提請時，可請相關人員到場，包括家長或代理監護人、原學校德育老師、將要進入的工讀學校負責老師、負責社會調查的工作者、負責心理評估的青少年心理諮詢師、當事人。
近年來，工讀學校的數量有所回升。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單位統計，截至2017年年底，國內在冊的工讀學校有93所(不包括港、澳、台地區)，與2005年相比增加了26所。在地域分布上，目前工讀學校分布在25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增加了3個省(自治區)。
工讀學校的存廢之爭，如今倒向了一邊。
（應受訪者要求，楊牧、王鈺、宋薇均為化名）
把違法少年送入工讀學校的裁決應由少年法庭完成。少年法官依法審理所有與未成年人有關的法律訴求，也應包括是否送入工讀學校的提請。在審理這一提請時，可請相關人員到場，包括家長或代理監護人、原學校德育老師、將要進入的工讀學校負責老師、負責社會調查的工作者、負責心理評估的青少年心理諮詢師、當事人。
——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副會長李玫瑾
新京報記者 黃哲程 呂銀玲
編輯 陳康 張太凌 校對 劉軍
本文為重案組37號(微信ID:zhonganzu37)原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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