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學教授尤金·羅根：一戰徹底改變了中東，也將一直以這種方式被銘記（上）| 訪談錄

2018 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百年。許多國家的人們都在這一年舉辦了紀念活動，比如英國人在倫敦塔舉行了火把傳遞儀式；《指環王》導演彼得·傑克遜說要拍一戰的紀錄片；比利時藝術家做了 60 萬個陶土雕塑紀念一戰中的亡故者。其中，最為隆重的是法國在 11 月 11 日的停戰日舉辦的紀念活動，邀請了德國總理默克爾、俄羅斯總統普京、美國總統特朗普等 84 位領導人參加。

但是，如果仔細分析這些紀念活動，你會發現它大多由歐洲國家發起。雖然中東也是一戰重要的戰場，但只有土耳其會紀念一下加里波利戰役，阿拉伯國家幾乎沒有任何紀念活動，覺得這是一場別人的戰爭。事實上，一戰最初本來就是歐洲國家之間的戰爭，只是在後來才演變為一場世界大戰。

牛津大學現代中東史教授、聖安東尼學院中東研究中心主任尤金·羅根（Eugene Rogan）覺得，一戰變成世界大戰的關鍵因素在於奧斯曼帝國，而一戰也徹底改變了中東。

他在《奧斯曼帝國的衰亡：一戰中東，1914—1920》一書寫道：「奧斯曼帝國的介入是這場歐洲紛爭演變成世界大戰的最重要的原因。與遠東和東非地區的小範圍衝突不同，在一戰的四年里，中東一直是主戰場之一，在此作戰的軍隊也最國際化。……奧斯曼戰線就是名副其實的巴別塔，這是一場兩支多國軍隊間前所未有的鬥爭。」

「如果說奧斯曼帝國將歐洲的矛盾變成了世界大戰，那麼說一戰徹底改變了現代中東格局也不為過。該地區幾乎沒有一個角落能免於戰火。參戰的士兵來自奧斯曼帝國治下的土耳其和阿拉伯各行省，以及北非各殖民地，而平民也因戰爭引發的經濟困難和肆虐疫情苦不堪言。戰爭波及現在的埃及、葉門、沙烏地阿拉伯、約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區、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朗等地。它們中的大部分如今得以建國，其直接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斯曼帝國的滅亡。」

但是，尤金·羅根發現，西方世界對一戰中東的歷史知之甚少。即使涉及這段歷史，視角都是站在協約國的立場上書寫。「經過一個世紀的研究，我們對協約國方面的戰事已有全面的了解。可是，對於戰爭另一方——那些為了生存拚死抵抗外來入侵者的奧斯曼士兵的事迹——我們才剛剛起步。」當然，東亞世界對一戰中東的了解，也不比西方世界好到哪裡去。

因此，他決定填補西方一戰文獻的不足，講述一戰中東的歷史。「我的目標，就是將奧斯曼戰時的軍事史，與社會、經濟狀況以及政治與外交史相結合，敘述奧斯曼前線的故事。我相信大戰的這種種面向之間關係密不可分，而唯有將戰時外交政策放在大戰的時代背景中，才能讓讀者理解。我也想打破以將領和政治家為主的敘事傳統，試圖捕捉一般士兵與低階軍官的感受，因為他們才是親身參與戰鬥的人。最後，我想以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對大戰的描述，追溯雙方壕溝中士兵的經歷。總而言之，我希望能寫出一部觀點平衡的奧斯曼前線史，與全世界共同紀念 1914 年至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尤金·羅根在繁體版的《奧斯曼帝國的衰亡》的序言中寫道。

那 100 年過去了，我們為什麼要紀念一戰？

原因可能至少有三個。

第一， 100 年前的情況和今天的世界有著許多相似之處。比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巴黎的紀念活動上說：「在我看來，今天的一些元素和 20 世紀的初期和 30 年代存在很多共同點，讓我們有理由擔憂一系列不可預測的事件有可能會發生。」

第二，不要忘了，中國也是一戰的參戰國，曾派十多萬華工遠赴歐洲大陸。而且，如果沒有一戰後面的巴黎和會，也沒有徹底改變現代中國的五四運動。

第三，總的來說，我們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其實是被一戰所塑造，今天許多社會所存在的問題也是一戰所遺留。「現代社會最棘手的一些問題就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後人們做出的決策： 1991 年到 1999 年間的四次巴爾幹地區戰爭；伊拉克危機（該國今天的國界線是英法兩國角力以及地圖粗製濫造的結果）；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庫爾德人自治問題；希臘與土耳其之間的糾紛；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永無休止地爭搶土地，都覺得自己才是獲得應許的百姓。」美國外交官理查德·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在加拿大歷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倫的著作《締造和平： 1919 巴黎和會及其開啟的戰後世界》的序言中寫道。

而上面提到的遺留問題大多都在中東。這也是尤金·羅根教授最為關心的問題。「戰後協定划下的邊界格外持久，但由於這種劃分而引起的衝突也一直如影隨形……時至今日，一戰的遺留問題對中東的影響，比對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得多。」

一戰停戰百年之際，我們在北京見到了 58 歲的尤金·羅根教授。滿頭銀髮的他戴副黑框眼鏡，身穿藍色襯衫，和我們聊了聊一戰、奧斯曼帝國、民族主義、阿拉伯國家轉型、他的知識結構與人生經歷等話題。因為訪談內容過多，我們將會分兩部分刊發。這是第一部分，主要關於一戰和奧斯曼帝國。

「現在距離衝突結束已經 100 年了，中東可以對這場戰爭有著不同反思。但非常清楚的是，一戰徹底改變了中東，它也將一直以這種方式被銘記。」他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說。

Qdaily：你在《奧斯曼帝國的衰亡》中使用了很多普通士兵的日記和回憶錄來還原歷史。那你讀完這些日記和回憶錄後，有什麼比較大的感受嗎？

尤金·羅根：我們試圖理解參與一戰的奧斯曼帝國士兵和英國士兵的經歷時，日記和回憶錄也許是最好的資源。英國和法國的檔案館收藏了許多英法士兵的日記，但是土耳其士兵的日記卻很稀有。原因之一是許多土耳其士兵都是文盲。一戰時，奧斯曼帝國的識字率低於 10% ，所以大部分普通士兵既不會讀，也不會寫，不能像英法士兵那樣寫下他們的經歷。這意味著這些日記是稀缺的。直到最近，土耳其也沒有一家檔案館有這方面的文獻。安卡拉有一家國立軍事歷史博物館（指土耳其軍事和戰略研究檔案館），但是那兒也沒有收藏土耳其士兵的日記。

不過，近年來，私人藏家們陸續公開出版了一些他們參與過一戰的家人所寫的日記。這些日記大多數都是軍官所寫，還有一些是級別較低的士兵。但是，閱讀這些中尉和低級別士兵的日記仍然很有趣。他們在日記中分享了與其他士兵在戰壕中的經歷。對於想寫一戰中的奧斯曼帝國的歷史學家而言，我發現這些日記是絕佳的新材料。我非常震驚英國和土耳其士兵在戰壕中的經歷如此相似。

他們寫同樣的事，比如恐懼、夜聊的人、吃非常糟糕的食物等。所以，你閱讀這些日記時會感到，對於交戰雙方國家的士兵而言，戰爭是一次共通而且恐怖的經歷。

Qdaily：具體而言，這些士兵對一戰都持有哪些態度？

尤金·羅根：一戰中，土耳其士兵對待戰爭的態度千變萬化。許多士兵非常愛國，希望抵禦外敵入侵，保衛家園。其他人更多是批評戰爭和政府，認為戰爭和政府帶領奧斯曼帝國進入了一場無人觀看的爭端中。一戰是兩個歐洲同盟——德國、奧地利同盟和英法俄聯盟——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奧斯曼帝國本沒有捲入這場衝突。因此，很多士兵感到氣憤，政府把他們拉入了這場歐洲同盟之間的衝突。而它只能給奧斯曼士兵帶來危險和傷害。這種觀念的分化在來自阿拉伯的士兵中尤其強烈。他們認為自己在社會秩序和文化上都與奧斯曼帝國脫離，被迫加入了一場遠離家鄉——利比亞、黎巴嫩等——的戰爭，只是為了保衛奧斯曼帝國的領土。這塊土地對他們來說陌生。因此，他們對參戰並沒有太大熱情，但是其他人真的很希望能夠把英國人趕出加里波利和伊拉克。這些士兵才是強大的力量，他們有能力在戰爭中抗擊敵人，持續到了 1918 年末。這對於奧斯曼帝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貢獻。

Qdaily：我讀這本書時發現，無論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還是青年土耳其黨，他們試圖保證奧斯曼帝國領土完整的代價都是公民政治權利的喪失，從自由主義變成了專制統治。那在你看來，對於當時面對內憂外患的奧斯曼帝國，這是個悖論嗎？

尤金·羅根：我覺得對於奧斯曼帝國而言，內部的挑戰、對國民忠誠的質疑與來自外敵的威脅一樣嚴重。而且，他們最關心的那些群體其實最靠近英國、法國和俄國。這在很多方面解釋了亞美尼亞大屠殺。因為青年土耳其黨人政府相信，當亞美尼亞人作為一個基督教群體時，它對俄國的忠誠度要高於對奧斯曼帝國的忠誠度。亞美尼亞人也在試圖建立獨立主權領土，從而使其脫離奧斯曼帝國。他們對於阿拉伯地區也有同樣的擔憂。許多阿拉伯社會在促使阿拉伯自治，脫離奧斯曼帝國。 1916 年，謝里夫海珊宣稱麥加加入反抗奧斯曼帝國的運動，並且呼籲所有阿拉伯人反叛奧斯曼帝國。他們與英國人有合作。所以許多奧斯曼人認為阿拉伯人與英國人走得更近，已經背叛了奧斯曼帝國。

我認為對於奧斯曼帝國來說，內部分裂確實削弱了戰時的奧斯曼帝國，從而導致奧斯曼帝國政府採取了許多鎮壓措施，包括兩次針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和兩次針對阿拉伯人的審判。在對阿拉伯人的兩次審判中，超過 20 名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在政府的命令之下被施行絞刑，以警告阿拉伯人要對國家保持忠誠。

但是，我們也應該清楚，很多國家在戰時都會變得專制，而且在戰時會蔑視國民權利。政府要求國民參軍參戰的最關鍵一點就是剝奪了他們的選擇權。因此，在一戰時，奧斯曼專制主義形成的原因之一與當時英國和德國的情況一樣。但問題在於，內外部威脅確實是導致奧斯曼帝國參與一戰的原因。這些威脅太富有挑戰性和困難。

Qdaily：你在書中說：「協約國在中東的多數行動都是出於對聖戰的懼怕。然而，這種擔憂後來被證明是多餘。諷刺的是，這種擔憂令協約國對哈里發號召的反應程度比穆斯林受眾還要大。甚至在一個世紀後的今天，西方世界仍然相信穆斯林有可能同仇敵愾，做出狂熱的舉動。」所以，你認為今天西方世界對伊斯蘭聖戰的擔憂完全是多餘的嗎？為什麼？

尤金·羅根：我的研究的有趣發現之一就是關於聖戰的問題。德國人認為，奧斯曼帝國在一戰中最大的貢獻是殖民地穆斯林的宗教狂熱，希望這些穆斯林能在高加索地區對俄國人發動起義，在印度和埃及對英國人發動起義，在北亞和西亞對法國人發動起義。俄國、英國和法國三大帝國統治了上千萬殖民地穆斯林。德國希望利用他們的反帝國情緒和宗教狂熱來發起對英法俄三大帝國的起義。這樣便能在西線上削弱他們的戰鬥力，從而使德國能夠戰勝法國，奪取其領土。

但這樣做的難處在於，穆斯林世界的人可能會被宗教所感染，從而發起保衛家鄉的集體行動，但要激發遠離戰爭的人加入武裝鬥爭是很困難的。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同時也是伊斯蘭教的哈里發，呼籲印度穆斯林參與聖戰，但這對印度穆斯林來說很遙遠，而他們所關心的日常事務更為緊要，期望他們發起大規模起義不切實際。

唯一有可能讓殖民地穆斯林加入此項運動的時機是，如果他們看到英國、法國和俄國被德國打敗，他們或許會將英國人驅逐出自己的領土。因為英國人、法國人和俄國人在他們的國度里都不受歡迎。因此，這種想法強烈地影響了英國人。如果他們和奧斯曼帝國的對抗輸了，就會給殖民地的穆斯林創造發動起義的機會和時機。他們也更加擔憂聖戰，覺得印度人和埃及人對聖戰有著很高熱情。

我最終的觀點是，當英國的戰爭策劃者意識到成敗都在西線戰場時——輸贏不在奧斯曼帝國境內，而在法國——他們已經在與奧斯曼帝國的戰鬥中越陷越深。而且我認為，奧斯曼帝國的最大貢獻在於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英國人、法國人和殖民地士兵來奧斯曼帝國戰鬥。否則，這些士兵會被送去西線戰場與德國作戰。對德國來說，奧斯曼是非常重要的同盟，比德國人的預期要重要得多。

但是，想想這些對我們今天的影響，比如今天強權仍然相信它們可以利用穆斯林世界的宗教熱情來幫助終結強權。例如，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美國支持塔利班將蘇聯趕出阿富汗。它們相信可以利用聖戰來增加自己的利益。諷刺的是，今天美國在阿富汗支持的是反對塔利班的政府。利用伊斯蘭聖戰是西方的誤解。不過，我認為這種狀態還會持續下去。

Qdaily：那你怎麼看如今伊斯蘭國（ISIS）的問題？

尤金·羅根：伊斯蘭國對於世界上一小群激進的穆斯林團體具有吸引力。這些人希望看到伊斯蘭在國際事務中有更多話語權，想看到一個更強大的伊斯蘭國家。這個國家可以延伸、超越被視作殖民產物的中東國家的現代邊界。阿拉伯世界不承認由戰勝國在一戰後建立起來的邊界，認為其不合法。因為戰勝國將它視作殖民合法性的標誌。

迄今為止， ISIS 以違法方式試圖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建立領土國家，但是他們也鼓勵世界上其它穆斯林用 ISIS 的名義解放領土，例如西奈山、埃及，甚至非洲一些地方。在這些地方，有些團體已經宣稱他們忠於伊斯蘭國，而且宣稱領土在他們掌控之下，是哈里發的轄地。因此，對散布在中國、歐洲、非洲和美國等全世界各地的激進穆斯林分子來說，他們意識到能夠建立哈里發統治的更強大的穆斯林國家，這很有吸引力，於是在呼籲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支持這項計劃。

但是，我還是認為伊斯蘭國運動領導人高估了建立這樣一個國家對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吸引力。某種意義上說， ISIS 犯了一戰中東方學者（指馬克思·馮·奧本海姆）建議德國人的同樣錯誤，希望利用人們的宗教熱情發動聖戰。因為全世界穆斯林與全球各地的人有著相同的抱負和希冀，他們希望有著高品質生活，比如更好的家庭福利、孩子教育。他們從未想過利用武力和暴力來建立一個理想的伊斯蘭國。

而且我覺得，對於大多數穆斯林而言，伊斯蘭國所採用的方式違背了他們的價值觀。畢竟，他們對於伊斯蘭國的所作所為感到恐懼。大部分被伊斯蘭國所殺的人都是穆斯林。因此，伊斯蘭國運動的暴力性質對廣大穆斯林來說，根本不具吸引力。但是，這能吸引少數激進分子，而且這種想法將會強烈持續下去。

雖然現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幾乎所有領土上的伊斯蘭國運動都被驅逐了，但我預計這個想法會繼續存在，之後會有其它新的運動來嘗試和實現這個願景——建立一個哈里發領導下的新的伊斯蘭國家，在當今世界創造出一個強大的伊斯蘭存在。它會回來的。

Qdaily：有沒有一些解決方法？

尤金·羅根：在我看來，人們參與像 ISIS 這種極端運動的原因是國際社會和西方世界——尤其是歐洲和美國——對伊斯蘭懷有敵意，不尊重他們。他們不公平地對待生活在西方世界的穆斯林，反對伊斯蘭，對其持有偏見。所以，穆斯林想要堅持自己的信仰，並且受到尊重地生活，唯一方式就是建立一個伊斯蘭國家。

我認為解決 ISIS 問題的最好方式是西方國家和東方國家聯合起來，將穆斯林團體更平等地融入他們的社會，尊重他們的宗教、價值觀，並以平等的法律制度和公民權利對待他們。如果你想讓穆斯林團體以更受尊重的方式融入他們所居住的國家，怨恨感就會消失，也不會有穆斯林和激進分子想動用武力來反抗社會。但現在他們感到自己不被尊重，被社會所排斥。所以，我覺得現在非常困難。

穆斯林融入社會的問題並不僅僅只是世界上一個地區的事情，它是一個全球性問題。上次我來中國是 4 年前，那時我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一個中東會議。許多中國學者都在擔憂地談論加入伊斯蘭國運動的中國公民數量。人數很少，但是他們將此看成威脅中國安全的問題。中國有著大量的穆斯林。我想，中國和歐洲國家在融合穆斯林方面也面臨相同困難。不僅僅是在英國、法國、德國和匈牙利，今天許多歐洲國家不把穆斯林描繪成一個社群，而是將其看成他們社會中的問題。

Qdaily：有人認為，某種程度上，現在歐洲的難民危機得歸咎於所謂的「受害」國家自身，它們多少都背負一些歷史責任。你怎麼看這個觀點？

尤金·羅根：現在，歐洲正面臨從地中海和土耳其東部湧來的難民和移民浪潮。我覺得要區分幾個群體，比如從利比亞出發跨越地中海的撒哈拉以南移民；因為經濟困境逃離家園的人；因為戰爭離開故土的人，包括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等。我覺得歐洲的政策已經在嘗試解決難民的權利，但是沒有面對擁有正當權利去別處追求更好生活的勞工移民潮。歐洲還在從 2008 年的金融危機中恢復。歐洲人覺得自己的經濟福利受到成千上萬難民和移民的威脅，因此許多人發展出了極端民族主義和排外情緒，使得極右翼政黨自 1930 年代開始，比其它任何時候都更容易在歐洲選舉中獲勝。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我想說，大多數歐洲人仍然認為他們有責任去關心那些逃離衝突、想要保護他們家人免受戰爭危險的人。歐盟針對如何對待這些難民也有清楚的規定。更大的困難在於成千上萬的難民為尋求更好的生活，冒著生命危險穿越地中海。那些地中海南部的國家也面臨非常大的挑戰。它們的經濟仍然問題重重，非常脆弱。同時，他們對那些弱勢群體盡到人道主義義務了嗎？在經濟困難時期，他們聽過國民對於工作機會和福利保障需求的呼聲嗎？

Qdaily：《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的一篇書評認為，現代中東問題的根源不是邊界問題那麼簡單，而是該地區和現代性的複雜曲折關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東頑固堅持其千年來基於宗教的帝國主義遺產。直到今天，這使得武力仍然是中東政治對話的主要手段。你怎麼看這個觀點？有什麼想法？

尤金·羅根：我認為許多西方分析師犯了一個錯誤，他們認為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上受到宗教信仰的鼓動。過去數百年，他們好像都忽略了 20 世紀世俗民族主義的重要性。世俗民族主義在當今阿拉伯世界仍然是一股重要力量。我確實認為中東的邊界暴露出了嚴重問題。一戰中的整整 4 年，英國、法國和俄國經過談判磋商定下了現在的邊界。

還有外交下的戰時同盟。如何既能分割奧斯曼帝國土地，又與其它帝國實現權力平衡？假設他們贏得戰爭，打敗奧斯曼帝國，英國、法國和俄國想給予每個國家同樣規模的奧斯曼帝國土地，這樣他們在戰後就能夠保持平衡，而且帝國之間也能保持和平。英國人承認英國和法國在一戰時是同盟國。但是戰後，法國和英國、俄國成了對手。

所以他們非常熱衷通過實現歐洲帝國之間的權力平衡來保持歐洲和平。這意味著他們從來沒有把中東看做這樣一個地區，在那裡，人們擁有他們自己的民族抱負。他們從來沒想過怎樣讓中東的獨立政府實現地區穩定。因為他們想像中東將會是一戰中帝國們的一部分，想像這種情況將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想像他們的帝國將會持續 100 年，甚至更長。

現在我們知道，他們的帝國持續不超過 30 年，但他們那時不知道。因為對他們來說，他們設想中的歐洲和平指的是在他們幾個帝國之間實現權力平衡。所以他們劃分疆界來顯示帝國之間的互惠，而不是用磋商程序，或者和長期生活在那些領土上的人們達成共識。我們看到歐洲在中東遺留的邊界問題所造成的局勢引發了長期的緊張和衝突狀態。

例如，敘利亞和黎巴嫩之間長期處於壓力之下，敘利亞從未真正接受黎巴嫩與大敘利亞領土的分離。敘利亞在內戰期間佔領黎巴嫩長達 30 年之久，很不情願接受黎巴嫩獨立。這也就像 1920 年法國佔領敘利亞時的情況；我們還會看到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關於如何分配英國人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的領土問題上的持續衝突；我們在庫爾德人身上再次看到了這一點。他們的民族抱負在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和土耳其的創建中從未受到尊重。這之中的每個國家都有一個小型的庫爾德團體，他們在爭取建立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國家，並且與宗主國之間的鬥爭由來已久。

所以，我覺得試圖將當地的問題描述成某種帶有他們宗教信仰的千年思慮是錯誤的。我的確認為民族主義勢力、世俗價值、帝國的邊界遺產被用於實現歐洲帝國之間的平衡，而不是保護那些生活於此的人。

Qdaily：關於現代中東史，中國讀者最熟悉的書可能是記者斯科特·安德森的《阿拉伯的勞倫斯》。但我看資料，這本書其實有很多爭議，比如有人認為它過分強調了個人傳奇，一些歷史事實也出現了問題。我比較好奇，你怎麼看這些爭議？如何評價這本書？

尤金·羅根：我喜歡斯科特·安德森的書，讀起來很愉快。他這本書寫了四個厲害角色。這些角色包括所有方面，比如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他們的命運在一戰中東的不同方面交疊。從敘事結構角度考慮，我覺得它是一本讀起來很有趣的書。

但是，那不是我個人想要接近一戰中東的方式。我真的很想儘可能地避免聚焦政治領袖。我對寫一部普通士兵和平民經歷的社會史更感興趣。他們陷入的這場戰爭有著前所未有的暴力和毀滅。戰爭在很多方面改變甚至摧毀了他們的人生。

因此，我試圖避免強調阿拉伯的勞倫斯。他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形象，激勵了很多書，給了很多書靈感，但是對我來說，過度強調勞倫斯是不對的。他在我的書里扮演了一個角色，把他放到歷史中很重要，但不是說他主導了歷史。

所以，我這本書的敘事結構是描繪戰爭浪潮如何改變，人們如何捲入戰爭，而不是關注那些偉人，他們的經歷和錯誤在很多方面被過度強調了。我覺得存在一種呈現一戰不同的方式。我試圖從作戰各方來呈現這段歷史，包括英國、法國和奧斯曼帝國等。

Qdaily：一種觀點認為，現在土耳其當局在不斷親近奧斯曼遺產，疏遠凱末爾遺產，埃爾多安的統治也越來越專制。你認同這個觀點？你對土耳其的現在和未來有什麼願意分享的思考嗎？

尤金·羅根：我覺得埃爾多安總統下的土耳其很特別。我一點兒也不認為這和奧斯曼帝國的過去有關。許多分析人士已經做了對比，因為埃爾多安幫助土耳其政府恢復了伊斯蘭價值觀，相比過去，這是一個主要變化。從（土耳其國父）凱末爾開始，土耳其堅持用某種方式將宗教和公共生活分離，使得土耳其成為一個世俗共和國。

人們可以說凱末爾下的土耳其很世俗，沒有給予大多數土耳其人的伊斯蘭文化足夠尊重。我認為這可能鼓勵了許多人去支持這種政治，也就是埃爾多安和那些更偏向伊斯蘭黨派的人，他們在現代土耳其歷史中走在了正義與發展黨（AKP）前面。我在想埃爾多安掌權前的正義黨或者那些出現在 1990 年代的其它伊斯蘭政黨，當它們將伊斯蘭價值觀歸還給土耳其政治生活時，一些人也會把它當作是過去奧斯曼帝國的復原，但其實不是。它是當代伊斯蘭政治，不是奧斯曼帝國的伊斯蘭文化。

我覺得人們將埃爾多安與新奧斯曼主義相聯繫的另一個原因是和 2011 年土耳其在阿拉伯之春中扮演的角色有關。阿拉伯之春的許多革命都由穆斯林兄弟會主導。這場運動在埃及發起，但是在其它國家也有一些重要運動。突尼西亞、敘利亞、利比亞是穆斯林兄弟會主導，巴勒斯坦是哈馬斯主導，它和穆斯林兄弟會很像。而穆斯林兄弟會和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的政治很相似，他們將埃爾多安在土耳其倡導的伊斯蘭民主看作是他們國家也想要的那種。伊斯蘭政黨可以與世俗政黨一起參與民主選舉。像埃爾多安一樣，如果贏得選舉，他們可以執政。

那時，時任總理的埃爾多安和總統阿卜杜拉·居爾訪問了埃及和其他國家。土耳其總理在鼓勵阿拉伯之春的革命者上很有影響力，尤其是那些與穆斯林兄弟會有關的人。因此，阿拉伯之春期間，土耳其對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如此之大，就像在奧斯曼帝國時期，土耳其所扮演的領導角色的復興。

但是， 2013 年之後，隨著埃及的軍事政變推翻了穆罕默德·穆爾西總統，摧毀了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 2011 年革命之後，穆斯林兄弟會的影響一直在消退。最終，土耳其的影響完全被消除了，對埃及不再有任何影響。埃及總統塞西採取了非常敵視埃爾多安的土耳其的政策。

我覺得許多人都看到了阿拉伯之春結束之後埃爾多安的專制。在土耳其，許多人，尤其是世俗土耳其人，會將埃爾多安描述為蘇丹。他們指的是他在安卡拉建造的巨大總統宮殿。但是，他們不是褒獎埃爾多安，而是一種諷刺，是在批評他。他像是把土耳其帶回奧斯曼帝國失敗過去的人。憑藉伊斯蘭文化，嘗試成為專制統治者，這和奧斯曼帝國蘇丹如出一轍。他的批評者認為，這破壞了土耳其的民主和凱末爾的價值觀。伊斯坦布爾、安卡拉和伊茲密爾的很多人都深深認同這一批評。

所以，我覺得埃爾多安的政治和奧斯曼帝國的過去，可比的部分很少。土耳其在阿拉伯世界佔據主導地位的時刻已經結束了。對於許多土耳其人來說，將埃爾多安和奧斯曼帝國的過去做比較，是在批評他，而不是讚美他。

（註：據媒體報道，埃爾多安的總統宮殿名為阿克薩拉伊， 2011 年動工， 2014 年建成。它是 100 多年來世界上建成的最大宮殿，建築面積達 15 萬平方米，差不多是美國白宮的 30 倍。宮殿造價超過 6 億美元，擁有 1100 個房間，其中 250 個供埃爾多安一家使用。）

Qdaily： 2018 年是一戰結束 100 周年。如果讓你回看這 100 年，除了剛才說過的，你還有什麼比較大的感受嗎？你怎麼看一戰對世界歷史的影響？我們能從中吸取什麼教訓？

尤金·羅根：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覺得參與到衝突中的不同地區對一戰的感受都很不同。世界上每個地區的一戰經歷也都不同，所以他們會以不同的方式紀念一戰。我們已經談了很多一戰對中東的改變。這些改變建立在英國和法國的國家制度和帝國統治之上，它們也是阿拉伯世界的重要遺產。

但我很感興趣的是，阿拉伯世界並沒有真正紀念一戰。儘管成千上萬的阿拉伯人參與了戰爭，許多阿拉伯國家都充當了戰場，但你能指望阿拉伯世界的人紀念這場戰爭嗎？對他們來說，這就好像是別人的戰爭。因為這場戰爭並不是他們的選擇，而是被強加於此。 100 年過去了，他們對這場戰爭也沒有什麼反思。

在土耳其，它非常重要。我覺得土耳其政府試圖通過紀念戰爭來頌揚和證明土耳其的成功。這對土耳其來說很有意思。因為總統埃爾多安試圖超越凱末爾的遺產，證明他是個比凱末爾更加偉大的領袖。所以，他不會頌揚那些讓凱末爾出名的戰役，比如加里波利戰役。相反，他試圖頌揚那些凱末爾沒有參與的戰役，比如奧斯曼帝國在伊拉克的庫特—阿馬拉之圍所取得的勝利。這是土耳其試圖和伊拉克人一起歌頌的一場戰役，但伊拉克人沒有什麼熱情。而在土耳其，許多人也不知道庫特—阿馬拉的勝利，所以它在土耳其也不怎麼奏效。

但是，土耳其總會歌頌，他們會紀念在加里波利犧牲的士兵。一戰中的奧斯曼士兵所打的這場戰爭不像是一場為自己的權利而打的戰爭，而是一場最終導致奧斯曼帝國分裂的戰爭。當然，它也是土耳其的獨立戰爭。從 1919 年到 1922 年，他們將外國軍隊從土耳其共和國的領土上趕走了，尤其是法國、義大利和希臘。所以在土耳其，一戰的經歷以一種滑稽的方式變成了土耳其獨立戰爭的經歷。它像是一場普通鬥爭，將衰落的奧斯曼帝國變成了成功的土耳其共和國。

所以，現在距離衝突結束已經 100 年了，中東可以對這場戰爭有著不同反思。但非常清楚的是，一戰徹底改變了中東，它也將一直以這種方式被銘記。

題圖為奧斯曼帝國的駱駝軍團，來自：維基百科；長題圖為 1917 年 3 月，第一次加沙戰鬥後，勝利的奧斯曼軍被授予團旗。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