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小剛賀歲20年：1997年過去了，我很懷念它」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今年看不到馮小剛導演的賀歲片了（你崔叔永遠是你崔叔）。
從1997年《甲方乙方》開闢國產賀歲檔開始，二十多年間，「馮式賀歲片」已然成為一個獨一無二的標籤。
其原因有二：
獨特的馮氏黑色幽默；
對社會辛辣的諷刺。
值得一提的是，這位野路子出身的導演從來沒有那些學院派「文人的矯情」。
只要投資方有要求，
對於「放下身段在電影中進行廣告植入」這件事，馮導從來都不需要猶豫，而且加了廣告也依然不耽誤電影的
「
叫好又叫座
」
。
但也許正是因為「太放得下身段」了，關於這位大導演的人品爭議一直不斷。
當我們暫時拋開對他人品的討論而只關注他的作品時，任誰也不得不承認：
馮小剛是當得起「才氣縱橫」這四個字的。
在大多數時候，一部高票房號召力電影的出現，往往是源於其不經意間觸及並符合了所在時代大眾的群體性G點。
由此觀之，「馮氏賀歲片」也可以被看做一條記錄了這二十年間時代心理的影像長卷。
2010《非誠勿擾2》
婚姻是否只是孤獨的錯覺
有人說，2019年是過去十年間最差的一年，也會是未來十年間最好的一年。
那麼「最好的年代」應該是十年前的2009年。
用今天的視角來看，2009年似乎的確是個「好時候」，剛剛舉辦的奧運會向世界展現出了中國的昂揚氣象，金融危機的影響也正逐漸過去。
那時我們也還能買得起房，在那個「美妙的2009年」，我們似乎「該有的一切都有了」。
可我們卻依舊不快樂，與此同時一個叫
「群體性孤獨」
的新詞開始在社會上流行。
群體性孤獨源自於社會個體愈加傾向於向內自我發展，源自於社會集體性的「愛無能」。
在複雜如婚姻社會契約形式中，「愛」更是成為了一種稀缺，一種奢侈品。
改革開放用三十年的時間讓年輕人正視「自我」，正視追求個人幸福的正當性，而當這批人開始在婚姻中追求所謂「真情」時，卻往往發現事與願違。
馮小剛察覺到了這種讓無數人困惑的傾向，在《非誠勿擾2》中以葛優向舒淇的兩次求婚為線索討論了這種時代性的孤獨。
作為一個理想的浪漫者，舒淇的婚姻價值觀是以愛情為前提的，是相濡以沫與執子之手。
而大齡屌絲葛優的想法則非常簡單直白：把生米煮成熟飯。
這種錯位從葛優的求婚開始就埋下了不信任的種子，他對舒淇說：「我要是真愛你就不會跟你結婚了。」
這也最終導致了舒淇後來的分手與出走。
馮小剛一如既往地在其中進行著諷刺，比如那個擁有著「剪喜字」，「交還結婚戒指」，「放鴿子」等一切婚禮般夢幻元素的「離婚典禮」。
這段諷刺也體現出了馮小剛本人對婚姻與愛情的質疑態度，他借身患絕症的孫紅雷之口說：「婚姻怎麼選都是錯的。」
這句話，可以看做全片的點睛之筆。
影片的結尾，葛優最終第二次求婚成功，看似皆大歡喜，團圓美滿。
但這種「圓滿」是源自於舒淇向「婚姻」的屈服，源自於她見到孫紅雷的去世，感慨於人生短暫易逝，終於放棄了尋找「真愛」。
自始至終，她對葛優始終止步於好感，沒有愛情，這場「美滿」的婚姻也註定是一場兩個人的孤獨。
《非誠勿擾2》上映後大獲成功，這種「舒淇-葛優」式的婚姻也受到了無數人的追捧，
諷刺的是，這些擁躉們卻無一不渴望著「真正的愛情」。
可能擅長在電影中諷刺的馮小剛自己也沒有想到，他的劇情設計竟然在銀幕之外完成了更大的諷刺。
2001年《大腕》
那個關於金錢的魔幻現實
時間再向前倒退十年，在千禧年剛剛到來的時候，那時人們還沒有心情矯情於「孤獨」這種「小布爾喬亞」式的憂愁。
彼時的全社會正處於一種空前高漲的熱情之中，香港澳門剛剛回歸，國人第一次體會到了「大國的自豪感」，而國家的經濟增速更是令世界矚目。
2001年的《大腕》正是社會在千禧年的縮影，它作為馮小剛作品中藝術性相對較高的一部作品。
其內核依舊是馮導擅長的諷刺，他諷刺的是那個熱烈時代中出現的陰影。
與以往的作品不同的是，這次的故事框架放在了一個完全架空或者說「扯淡」的前提下：
一個國際導演在北京拍戲時突然病危，他的紀錄片攝影師葛優依照他「喜喪」的遺願為他辦了葬禮。
缺少資金的他對葬禮的冠名權進行了公開的商業招標，故事則圍繞著這場荒唐的招標展開。
這是一個典型的黑色幽默，旨在營造出一種疏離於現實的反差。
可在這片反差之中，劇中的人物表現卻又都是合乎情理得異常真實，在今天看來，其中出現的一些怪相甚至早已毫不稀奇。
這將這個黑色幽默更推進了一層。
《大腕》代表著人們在剛剛步入千禧年時，
對社會中逐漸開始習慣於「一切向錢看」趨勢的思考。
在那個雖然道德底線還未被資本摧毀，但集體信仰普遍缺失的2001年，
很多事情正漸漸讓步於經濟利益，即使是曾經被國人無比看重的生死大問。
更加諷刺的是，在葬禮的廣告招標中，葛優還為了所謂的「道德操守」拒絕了盜版光碟公司的競標。
義正言辭、理所當然地對著鏡頭說：「要堅決打擊盜版」，因為「葬禮是正版的」，「出賣自己賺錢」是合理合法的。
這正是在資本下扭曲的現實：
最沒有道德操守者也可以成為道德的化身，強詞奪理的邏輯也可以獲得滿堂喝彩。
但即使有才氣如馮導，卻依然有漏算的地方。
在那個著名的「不買最好，只買最貴」的橋段里，一個精神病人「誇張」地將北京的房價預言為「4000美金一平」，這曾經引起媒體爭先報道。
而現實卻往往能比電影更加魔幻。
如今2019年在北京若是真的能找到4000美金一平的房子，恐怕售樓處會在瞬間擁擠得像八通線地鐵吧。
1997《甲方乙方》、1989年《頑主》
享樂在理想主義湮滅後
1997年不僅僅是香港回歸的歷史性時刻，也是國產電影的重要時間節點。
那時內地還鮮有「賀歲電影」的概念，這一電影門類一直是香港電影的天下，比較出名的是周星馳與張國榮的《家有喜事》。
直到這部《甲方乙方》的出現，國產賀歲片的時代才真正到來。
它的故事結構出人意料的簡單：
幾個不務正業的年輕人湊到一起，開了一家替別人完成夢想的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好夢一日游」的點子並不是馮小剛的首創，而要回溯到1989年，米家山導演、葛優主演的《頑主》。
「頑主」是一句北京的方言，其核心在於一個「痞」字。
但在京津地區的特殊語境下，這個「痞」並不是地痞流氓的打架鬥毆，而是對那種胸無大志，無所事事，終日享樂玩鬧的青年的統稱。
《頑主》上映於改革開放後的社會轉型時期，是巨大變化帶來的群體性迷茫的一面鏡子。
青年們就像突然睜開了眼睛，開始讀尼采，開始想著那些「無用的問題」。
比如那個困擾了當時很多年輕人的大問：「人為什麼活著？」。
《頑主》借書本之口表達了老一代中國人的觀點：
我們都是為別人活著，別人的幸福就是我們的幸福。
可年輕人在八十年代的尾聲已然逐漸質疑那種將一生奉獻給理想主義的價值觀，他們個人享樂意識覺醒，「自甘墮落」地成為「厚顏無恥的閑人」。
「頑主」張國立在面對潘虹的愛情時，選擇「愛一天就過一天」的態度，他拒絕傳統加在他身上的社會期待與責任。
他也拒絕父親加在他身上的宏大理想，嘲弄高尚，甚至說出「朋友分兩種，可以性交的和不可以性交的」這樣在當時看來「大逆不道」的話。
這當然可以被看做是一種「文藝復興」式的社會進步，可集體主義失落後，卻沒有新的人生信條來填充年輕人的精神世界。
改革開放建立起來很多東西，也摧毀了很多東西。
影片的插曲是搖滾歌手王迪的《憂心忡忡的說》，歌詞以虛構的「我」為主體描繪了社會變革帶來的迷茫，恰如那幾個站在經濟發展的十字路口處茫然四顧的「頑主」們：
我曾夢想著現代化的都市生活；
這裡的高樓一天比一天增多；
這裡的日子，並不好過。
1997年過去了
我很懷念它
人的能動性都是在潛移默化中被不變的結構性的時代裹挾。
在《頑主》中，米家山用那個著名的載入電影史冊的「走秀」橋段描繪了他理解中的人在時代更迭中的狀態。
狹窄的舞台上，各色人等悉數登場：健美小姐，國民黨軍官，老學究，苦力挑夫……
他們互相吵鬧，互相爭搶，摩肩接踵。
這一段長長的沒有台詞的眾生相，是米家山眼中的80年代，喧鬧、詭譎，你方唱罷我登場。
十年後，《甲方乙方》的導演馮小剛則在這片變化中討論著某種不變。
「好夢一日游」是一個荒唐現實中的荒唐的夢，四個「做夢」的人在其中誰也沒有真正地美夢成真。
在電影的結尾，那個結束了「好夢」的楊立新走進了風雪中，馮小剛用冷暖的對比完成了這個關於夢想和生活的隱喻：
無論哪個時代，眾生皆苦，夢是這片風雪中唯一的暖色。
葛優似乎無論說什麼都會令人發笑，可他的這句話卻並沒有叫人有想笑的衝動：
1997年過去了，我很懷念它。
張佳瑋說這句話「關乎時間與夢想」，讓人有種「回首前塵之感」。
而當我們將這句話放到馮小剛整個賀歲電影的時間序列中時，這句話又有了不同的含義：
時代的發展解決了很多問題，卻也催生出了更多的問題。令人悲傷的是，很多美好的事物也在漸漸逝去，只有時間永是流淌。
2018年過去了，我很懷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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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LinkedIn原創，作者曹澤宇。香港鳳凰衛視新媒體助理內容編輯，香港中文大學全球傳播文學碩士，廣院電視民工，寫字的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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