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前日本識字率高達40％？此說不可信

文史 02-12

問：求教編輯，很多文章在比較清末改革與明治維新時，都提到維新前的德川幕府時代，日本民眾的識字率已經高達40%，請問這是真的嗎？

文 | 諶旭彬

「明治維新前夕，日本民眾的識字率高達40%」，是一個在中文知識界流傳了許多年的神話。

如下圖所示，「江戶末期男子的識字率是40%～50%、女子是15%。武士及農村的村長之類的幹部幾乎100%識字，城市商人識字率也達到80%以上」——這樣的說法，不止見於通俗類歷史讀物，也常被一些嚴肅的學術著作所引用。

圖：某學術著作談及明治前夕日本平民識字率神話，其注釋引用，顯示該神話在中文學術界頗有市場。

還有更神話的說法。如下圖所示，某些學術文章甚至認為，「江戶幕府末期，日本民眾的識字率高達60%～70%，而彼時的歐洲只有20%~60%，法國則不到10%」。

圖：某討論日本「國民性」的學術論文，關於江戶幕府時代日本民眾識字率的表述。

進而，許多文章在比較清末新政與明治維新時，常常會特意強調「早在明治維新前，日本民眾的識字率就遠高於中國，……」，將之視為造成中日兩國近代史走向大不相同的重要因素。

中文知識界之所以會流傳這樣的日本神話，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部分日本學者也說過相似的內容。

比如，北岡伸一在《日本政治史：外交與權力》中曾這樣寫道：

「在江戶初期，識字對武士來說，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過，在江戶後半期，不識字的武士就是例外了。據說識字者的比例，即識字率(literacy)在幕府末期的成年男子中為40％~60％；成年女子為10％~20％。這在傳統社會是驚人的高水準，即使在現在，在此水準以下的國家也為數不少。由教育的普及帶來的各種效果，其一就是文書行政成為可能。一旦識字率超過10％，通過文書複雜有效地傳遞內容，就成為可能。」

「據說」二字，顯示北岡伸一併未考據過上述數據的真實性。事實上，江戶時代沒有留下民眾識字率方面的調查。

圖：俄國船長戈洛夫寧《日本幽囚記》（1816年首次刊行），書中稱日本人均可讀寫。西方人的這種直觀印象，是神話的開端。

第二個原因，是對「識字率」這個概念存在誤解。

儘管江戶時代並未留下民眾識字率方面的調查，但日本學術界在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可以參考。比如，日本教育學者八鍬友廣曾在《十九世紀的識字率調查》一書中，得出研究結論：日本6歲以上兒童，能寫自己姓名者，男性約為89%，女性約為39%，能寫自己的姓名和村名者，約為63.7%，能夠記賬者約為22.5%，能夠寫普通信件者約為6.8%，能夠寫普通公文者約為3.0%。

中文知識界在轉述八鍬友廣的研究結論時，常對寫姓名與村名、能夠記賬、能夠寫信、能夠寫公文這幾個層次不加區分，而籠統稱之為「識字率」，自然就會造成一種明治維新前夕日本民眾「識字率很高」的錯覺。比如某學術著作如此寫道：

「江戶末期，日本老百姓的識字率普遍得到提升。男子約40%以上，女子約10%都接受過家庭以外的教育。日本教育學者八鍬友廣的《十九世紀的識字率調查》中對6歲兒童的識字率做了統計，結果顯示滋賀縣識字率高達75% （男子約為90%，女子約為40-50%），岡山縣的識字率近60%（男子約為70%，女子約為60%）。平民階層的識字率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如果對上文中的「識字率」有所註明，指出其統計標準始於能夠認識和書寫自己的姓名、村名，自然也就不難意識到，那些高識字率，其實相當平常，完全是低標準所致。

明治維新前夕，日本平民接受教育的主要機構是「寺子屋」。寺子屋早期由寺院開辦，以庶民子弟為教育對象，江戶末期那些破落武士、浪人等開設的針對庶民的教育機構，也被稱作寺子屋。據統計，江戶末期日本全國共有約15000~20000所寺子屋。

這些寺子屋，主要教授與民眾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知識。比如，流行甚廣的寺子屋教材《商賣往來》中，收錄了361個詞語，與商業貿易直接相關辭彙65個(商人心得32個、貿易用語16個、貿易記錄9個、貨幣8個)，商業名稱211個(被服73個、食品23個、傢具雜物70個、藥材香料45個)，與商業有關的詞語共計276個，佔到了總詞數77%左右。另一種供農村民眾使用的教材《農文往來》，則主要收錄農家書信中經常使用的單詞、短句和短文。

這種教育自然是淺顯的，完全以日常實用為目標。明治十四年（1881年）的一份調查統計顯示，長野縣常盤村882名滿15歲以上的男人，能寫名字為76％，能寫信為4％，能讀懂告示為1％。從寫姓名到寫信、讀懂告示，二者之間，存在著斷崖式的下跌。若以前者為「識字率標準」，數據自然會很好看，但也很容易造成錯覺——畢竟，在現代日常語境里，說一個人「識字」，往往等同於認為這個人擁有寫信之類的基本文字表達能力。

比較符合常識的數據，可以參考日本國立教育研究所的《日本教育的現代化》一書中的說法：

「自十八世紀以來，在全國，不僅在城市，而且在農村，都建立了寺子屋。根據不完全了解的情況看，在德川時期末期，估計大約有百分之二十的平民多少識了點字，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都曾在寺子屋受過教育。」

圖：江戶末期，日本寺子屋也常常招收女學生。

其實，若以相同的標準，來考察晚清中國的「民眾識字率」，也可以得出相似的好看數據。

比如，美國清史學者羅友枝（Evelyn Rawski）在《清代教育與民眾識字》一書中的研究認為：

「來自19世紀中後期的信息顯示，在中國，30％至45％的男性和2％至10％的女性懂得讀寫。這一群體，既包括那些具備充分的識字能力的精英階層成員，也包括處於與其相對的另一端的人士，即那些只認識數百字的人們。粗略地說，幾乎平均每個家庭就有一位識字之人。」

羅友枝把識字能力區分為兩種，一種叫做「完全識字能力」（full literacy）,另一種叫做「功能性識字能力」（functional literacy）。前者致力於學習儒家經典，後者致力於掌握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認讀書寫能力。羅友枝將「識字率」的標準放寬至「那些只認識數百字的人們」，於是就得出了晚清中國「30％至45％的男性和2％至10％的女性懂得讀寫」這樣的結論。

在羅友枝之前，金陵大學教授、美國學者卜凱(John Lossing Buck) ，也曾利用1933年全國性的中國鄉村調查的數據，得出結論，認為在1930年代，中國男性「稍受教育者」約為45.2％，女性約為2.2％；中國男性識字者約為30.3%，女性約為1.2%。卜凱親自在安徽蕪湖附近農村調查了102家農戶共計512人，結論是「已受教育者佔百分之四十四」。在卜凱之前，1924年冬~1925年春，李景漢調查了北京的1000名人力車夫，能夠閱讀白話報者為333人，無力閱讀白話報者為667人。

圖：金陵大學教授卜凱(John Lossing Buck)

這種低標準下的「高識字率」，主要得益於清末遍布城鄉的私塾。

乾隆時期，曾有地方官估計認為，中等縣城鄉蒙館的數量一般在200所左右。1905年廢除科舉改良私塾，部分地區曾留下私塾數量的統計，如1905年浙江嘉興有蒙館「一百數十處」，1907年杭州城內外有私塾203處（次年的數據增至280餘處），1908年安徽績溪縣有私塾328所；1909年，河南省上報稱，該省南陽、汝寧、光州三府分別改良私塾1547、2004、3284所。

私塾數量上的繁榮，對應著收費的低廉。齊如山在直隸高陽縣村塾讀書，「花錢都極少，每一學生，每年不過小制錢五百文」；舒新城在湖南漵浦入塾就讀，學費也不算高，自稱「據母親說，當時只費了她三個半天的功夫，到秋末的棉田摘野棉花，就把我千二百文一年的學費換得了」。

同時，與幕府時代的日本教育可以區分為藩校（貴族與武士，教授如何做統治階層的合格一員）與寺子屋（平民，教授滿足日常生活所需的內容）相似，清末的私塾，也可以區分為「短學」（貧寒子弟，學習寫字、記賬等基本技能）與「長學」（富家子弟，學習四書五經以走科舉之道）。私塾費用本就低廉，「短學」相對於「長學」又要更為低廉。於是，這些「短學」在平民教育中，起到了與日本的「寺子屋」相似的作用。

自然，若使用相同的低標準（比如能寫自己的姓名或簡單記賬），晚清的中國可以有「30％至45％的男性和2％至10％的女性懂得讀寫」，明治維新前的日本也可以「民眾識字率高達40%」。前者不會使人驚訝，後者也不值得過度分析，更不必將其上升至中日兩國「國民性不同」的高度。

尊重常識，遠離神話，才能看清歷史的本相。

（完）

北岡伸一/著；王保田、權曉菁、梁作麗、李健雄/譯，《日本政治史：外交與權力》，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8~9頁。

湯麗，《日本近世平民女性的地位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5，第140頁。

朱玲莉，《日本近世寺子屋教育研究》，博士論文。

磯田道史，《江戶時代那些人和那些事》。轉引自：李長聲，《晝行燈閑話》，譯林出版社，2015，第128頁。

日本國立教育研究所/編、張渭城/譯，《日本教育的現代化》，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第19頁。

Evelyn Sakakida Rawski，《Education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1979，P.140．轉引自：尤陳俊，《法律知識的文字傳播：明清日用類書與社會日常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43頁。

劉永華，《清代民眾識字問題的再認識》，《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7年第2期。

徐錫齡，《中國之文盲問題》。

左松濤，《變動時代的知識、思想與制度》，武漢出版社，2011，第82~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