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豐年先生 [朱偉]

辛豐年是筆名，交響曲Symphony的音譯，真名嚴格。直譯應叫新豐泥，我猜，將「泥」改為「年」，是董秀玉先生所為，她是接觸辛豐年最早的編輯。辛先生2013年逝世時，《讀書》雜誌曾約我稿，當時在《三聯生活周刊》，忙得焦頭爛額，根本無暇靜心。五年後，上海音樂出版社去年出版了他的文集，我才有機會還了這一筆債。這篇文章發表在今年第一期《讀書》上，也算是我對老先生，遲到的敬意吧。

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的《辛豐年音樂文集》

嚴鋒提供的老先生晚年照片

我不認識辛豐年先生。為探知他，專門向嚴鋒要照片，因為，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上竟沒有他一張照片。其實，網上本是可以搜到的，他和趙麗雅的合影，網上也有。從照片看，是個耿介、執著、執拗的老人。

我想，同是愛樂人，辛先生應該與胡亞東先生的年齡相仿。查了一下，比胡先生還長几歲。兩位先生喜歡音樂的範圍相近。記得我們常說，胡先生聽的是「老三篇」。所謂「老三篇」，指貝多芬為主，然後是莫扎特、勃拉姆斯，當然還要加上舒伯特、舒曼等。辛先生是把勃拉姆斯換上德沃夏克，他也喜歡舒伯特，舒曼卻不喜歡，換上德彪西。這兩位，年齡相仿，家庭出生相仿，走的卻是不一樣路。胡先生讀清華，與同學拉弦樂四重奏時，辛先生參加革命了，從戎打天下。胡先生解放後就去蘇聯留學，辛先生在部隊，成了個文職少校。

曾任文職少校的辛豐年

胡先生回國後成了專家，辛先生在部隊卻一直不得志，文革中甚至被打成「反革命」，開除黨籍軍籍，遣送回老家改造。文革結束，辛先生平反了，卻要求在老家退休了。胡先生則先成為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官員，後成為中科院化學所所長。胡先生因此從國外帶回大量唱片，辛先生卻一直在他老家南通，靠收錄機錄上海調頻廣播里的音樂。兩人的愛樂方式截然不同，因此，照片上的胡先生，總是掩飾不住的溫暖笑意；辛先生則嚴肅而鮮有笑容。胡先生退休後，除了參與社會活動，還喜歡攝影、收藏礦石。辛先生則應該是孤僻的，讀到最接近他的嚴曉星的文章，說他杜門謝客，只與自己熟悉的人來往，我就覺得，與照片上的他、文字中的他對上了號。

他在《讀書》雜誌開專欄始於1989年，結束於1997年，專欄名叫「門外讀樂」。八十年代中後期，沈昌文掌舵的《讀書》，在繼續團聚金克木、馮亦代、王蒙、黃裳這些老人的基礎上，多了很多當時的新銳學者。那是《讀書》服務日最熱鬧的時期，那時的《讀書》上，經常會發一兩篇討論音樂的重要文章。我記憶深刻的，有張旭東寫瓦格納的。張旭東那時就是青年新銳。

辛豐年是老人，在當時《讀書》作者陣容中，卻算新人，負責他專欄的是趙麗雅。那時《讀書》在朝內大街166號，我描述過那氛圍——早上很早去，樓道里沒人，已經有濃濃的煮咖啡的香味了。沈昌文先生是以辦公室為家的。中午，沈先生就帶著，騎自行車吃飯去了。他帶我們去吃的，都是好吃的小飯鋪。他說他的工作，就是找人吃吃喝喝。那時沈先生手下四員女將：吳彬、楊麗華、趙麗雅、賈寶蘭。趙麗雅告訴我，辛豐年在南通。趙麗雅那時聯繫了一批老人，張中行就是她帶我去見的。趙麗雅後來離開《讀書》，到中國社科院做學問，就變成了揚之水，辛豐年的專欄也就停了。

三聯書店1987年出版的嚴先生第一本書：《樂迷閑話》，印數1萬，定價1.3元

在《讀書》開專欄前，辛豐年其實已經在三聯書店出版了他第一本書《樂迷閑話》。

這本書的編輯是董秀玉先生。董先生告訴我，「當時是自投稿選上的，以後一發不可收拾，成了專欄，結成書，我還去南通看過他。」從嚴曉星的文章中了解到，此書是老友章品鎮鼓勵他寫，送到一家出版社遭退稿後，到了三聯遇到董秀玉，才出了書。董秀玉讓他把原擬的筆名「辛封泥」（交響曲Symphony的音譯）改為「辛豐年」，推薦他在《讀書》開專欄。他在《讀書》的專欄文章，1995年編成了他第二本書《如是我聞》。那時，沈昌文先生已經退休了，書是在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的，編輯是趙麗雅，吳彬請吳祖強寫的序。

《讀書》開專欄後，《音樂愛好者》的李章也就開始邀他。

辛先生在《音樂愛好者》的專欄叫「音樂筆記」，始於1990年，結束於2000年。1999年李章離開《音樂愛好者》，專欄也就停了。很多專欄，其實都是因編輯而寫，而停的。

李章與辛先生成了忘年交，他們討論音樂的通信，編成了這本通信集。

李章後來把專欄文章編為《辛豐年音樂筆記》，1999年出版，這其實已是辛先生的第六本書了。辛先生出的第三本書，是將《樂迷閑話》中的第一篇《鋼琴閑話》擴充成八萬字的專著《鋼琴文化300年》，是董秀玉邀他，1995年交與《愛樂》編輯部的耿捷編輯，在三聯書店出版的。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本小書，讀嚴曉星文章，知道書名原叫《亂彈琴》，是董先生建議改成《鋼琴文化300年》的。後來，山東畫報出版社再版時，他改回了《亂彈琴》，他堅持自己的非專業態度。辛先生出的第四本書，是為復旦大學陳思和教授主編「火鳳凰青少年文庫」寫的《請赴音樂的盛宴》，1997年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第五本書則是應趙麗雅邀，為遼寧教育出版社寫了一本不到四萬字的小專著《中樂尋蹤》。

辛先生一共出了八本音樂書，第七本還是為「火鳳凰青少年文庫」寫的《樂滴》，也是1999年海南出版社出的。最後一本，是2006年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的《處處有音樂》，一些未編稿的合集。

三聯書店1995年出版的《鋼琴文化300年》，印數10100，定價6.8元

這次上海音樂出版社編文集，將《樂滴》收入《請赴音樂的盛宴》，將《中樂尋蹤》收入《處處有音樂》，集為六本。

辛先生寫音樂文章，從七十年代末持續到他在《音樂愛好者》上的專欄結束後，大約二十年多時間，留下百多萬字。他的著作，大約包括了四類內容——

第一類試圖以他自己的看法，給期望進入古典音樂海洋的，難入其門之人，開一份樂單。給青少年寫的《請赴音樂的盛宴》的第一部分，就是為回答「名曲浩如煙海，怎麼選」，列出了「必讀之曲」與「可讀之曲」。這份樂單的範圍是，從巴赫（1685—1750）到德彪西（1862—1918）。順序是從貝多芬（1770—1827）往後，經過整個浪漫主義時代，直到二十世紀初的德彪西和年代更後一點的義大利作曲家雷斯皮基（1879—1936）；然後，再前溯到莫扎特（1756—1791）、巴赫和亨德爾（1685—1759）。以貝多芬為基點，這是大多數人的選擇。與胡亞東先生的愛好一樣，辛先生也將柏遼茲（1803—1869）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對勃拉姆斯的態度則很不同。辛先生的「必讀之曲」所選巴赫，其實只是《平均律鋼琴曲集》第一首《C大調前奏曲》和《恰空》這樣的小曲。對青少年來說，巴赫、亨德爾也確實只需先窺一斑，再知全豹；所以，他在「可讀之曲」里先講巴赫，認為巴赫、亨德爾許多作品可讀而不是必讀。他把舒曼也列入「可讀之曲」，「可讀之曲」的最後是拉威爾。這個樂單里沒有歌劇，在「必讀之曲」中有瓦格納的歌劇前奏曲、《齊格弗里德牧歌》和《浮士德序曲》；「可讀之曲」中有羅西尼的序曲。宗教音樂只在「必讀之曲」中認定亨德爾的《彌賽亞》，對青少年而言，應該只指這部清唱劇第二部分結尾的「哈利路亞」合唱。

這份樂單，後來他在《音樂愛好者》的專欄中，專門用《不必望洋興嘆——漫議欣賞曲目》系列的十二篇文章，作了比較細緻的解說。這十二篇文章細說的內容，比如，他憑自己經驗，認為貝多芬應該從《田園交響曲》聽起；九部交響曲，先聽二、四、七、八，再「反覆傾聽」第三《英雄》。為什麼？因為「《英雄》雖然寫作時間比較靠前，其氣魄與深度卻給聽賞加重了難度，所以還是放在後邊來聽為好。此時你聽交響曲已積累了不少經驗，對貝多芬的語言也比較熟悉了，走進這音響的森林便不大會迷路了。」貝多芬的協奏曲中，他選小提琴協奏曲是必讀之曲；五首鋼琴協奏曲中，必讀的則是第四、第五號。舒伯特除了《未完成交響曲》，必讀的是鋼琴《即興曲》；藝術歌曲中他選的是《魔王》與《瑪格麗特紡紗歌》，沒提《冬之旅》中的《菩提樹》。門德爾松的必聽曲目是《芬格爾山洞》、《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仲夏夜之夢序曲》與《無詞歌》中的《春之聲》。

為想進入古典音樂的人指引一條路徑，確實是古典音樂普及極重要的工作。每人都有自己的見解與喜好，這種喜好必然反過來成為局限。但至今為止，也確實只有辛豐年那麼認真地列出了這麼一份樂單，並認真作了他自己的解說。對這份清單，你當然可以求全責備、挑出許多更必聽的作品，但這工作確實沒人做，也確實不好做。這是他梳理、普及古典音樂的一大貢獻，所以，在古典音樂秘境中，他確實是引領未入門或初入門者，是一位優秀的嚮導。

第二類是他的兩本專著，雖說只是小冊子，卻非常不易。《鋼琴文化300年》（其實我也還是喜歡董先生建議改的這書名，提升了境界），只用了不到八萬字篇幅，就縱橫三百年，普及了鋼琴知識。《中樂尋蹤》只用不到四萬字來說中國音樂，就更難了，其中花了多少功夫，大約只有辛先生自己清楚。我原來讚歎過胡蘭成用十萬字說中國文學史，辛先生只用了四萬字，真是角度獨特，高度概括。在他的著作中，我自己最喜歡這兩種。去繁為簡，將洋洋洒洒提煉為一個小冊子，大概也只有辛先生敢這樣來寫中國音樂史話。他敢坦誠地暴露自己的片面。

第三類是他對自己極喜愛作品的精讀，這也是他專欄中寫得最好的部分。辛先生的審美是比較固執的，看他的專欄文章，他真正鍾愛的作品其實並不多：德沃夏克的《第九交響曲》，他自稱聽了「百千遍」，他描述那個《馬車從天降》的主題：「在長笛低音區怯生生吹出，簡直就是一副受欺凌無處可訴的黑女奴聲口。」第二樂章轉入升C小調那一段里，「小提琴與黑管吞聲飲泣，中提琴和大提琴上的弱奏震音，則是參加葬禮者的一片唏噓之聲。」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他是熟到「聽了上句就能知道下句」的，他63歲起學彈鋼琴，自己能把此曲彈下來，心得頗多。他對連接抒情慢板與激情洋溢急板的短小中間樂章的理解是，「以宣敘風悄然獨白」、「如話如舞」，見解獨到。柏遼茲的《幻想交響曲》，他是不僅藉助了柏遼茲回憶錄，且加上柏遼茲的《配器法》，來考證解讀的。第三樂章田園景色中，「英國管同雙簧管好像在田園中，少年回答少女。」就出自柏遼茲的《配器法》。他因此就嗟嘆大家都滿足於「泛讀」。德彪西的交響詩、鋼琴曲，是他在新音樂中情有獨鐘的，他比喻《牧神的午後》好像「清涼」又「虛無縹緲的仙境」；他說，「用莫奈對園林池沼景色的寫生」來聽《水中倒影》，「也許有助於領略它的妙趣吧？」他喜歡的作品，還有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曲》、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培爾金特組曲》。柴科夫斯基的《悲愴》當然少不了的，他還極喜歡義大利作曲家雷斯皮基的《羅馬三部曲》，包括冷僻一點的英國作曲家戴留斯。《音樂愛好者》雜誌1998年發表的系列文章《向太陽——漫說莫扎特鋼琴協奏曲》是他深入體會莫扎特全套鋼琴協奏曲很珍貴的體會。可惜這樣的文章沒能持續，他年歲高了，聽不動，寫不動了。

第四類就是專欄文章中較散漫的隨筆，較多出現在《讀書》的「門外讀樂」專欄中，好似在目不暇接的萬花園中瀏覽，從此花及它花，辛先生是坦誠流露他的好惡。他喜歡精妙的小品與情感表達比較鮮明、抒情的作品，對一些接受有障礙的名篇，不喜歡或聽不懂，都直抒胸臆。這部分隨筆，聽與讀是緊密結合的，也許讀的功夫要比聽多。他是那種竭力追究的聽者，讀他文章，我能想像他在很厚的眼鏡片下，吃力地翻找資料的景象，此處索引到那處。這部分隨筆的風格，我想多少是受沈昌文先生影響的；因為沈先生讀到自己心儀的文字，會及時與作者交流，會影響到作者。沈先生是喜好從此處到他處有較大跨度，從音樂跳到文學，從外國文學跳到中國古人，從文學跳到繪畫再回到音樂，趣味領先，他就笑口大開：「綻得勿得了勿得了。」（這個「綻」與「勿」都是上海話的借用）。如果對比《如是我聞》與後來的《音樂筆記》，以在樂壇漫步形容，《音樂筆記》駐足流連的概率顯然要高。編輯對作者的影響不容忽視。

上海音樂出版社此次編成的辛先生這套文集中，整體質量而言，依我自己喜好，《樂迷閑話》與《亂彈琴》是最高的。《樂迷閑話》中的《閑話小提琴》、《閑話管弦樂隊》、《閑話作曲家》，其實都可以成為專著的。可惜後來的編輯，就沒有董秀玉這樣的眼光來發掘。

嚴鋒提供的，彈古琴的辛先生

辛先生的專欄，繼承的是豐子愷的傳統。他自己文章中也多次談及豐子愷聽樂隨筆對他的影響，因此，他獲得蕭伯納樂評全集時，如獲至寶。辛先生的音樂隨筆，依我看，是帶有濃重的四五十年代烙印的，他似乎還生活在那個早已過去的時代里，那是他的青年時代。他似乎營造了一座象牙塔，這塔里珍藏著他青年時代展開銳敏的感官，採納到的所有質感。他四處搜羅音樂資料，點點滴滴累積，就像鳥辛勤銜來一根根枝條營巢。這個塔使他的心靈隔絕了風雪環境、人世滄桑，他在塔里沐浴著陽光，他在當時環境所能獲得的有限音樂，就像陪伴他橫渡不如意人生的諾亞方舟。這些音樂天長日久，成為他腦海里、心靈中的鐫刻，是他支撐清高心靈的財富，使他凌駕於人生的落泊之上。它們成為揮之不去，沉浸他心靈的滋生，這些音樂對他而言，真不是簡單的聽賞與回味。提前退休後，他實際是將支撐自己心靈這些年的這些財富，要竭誠轉贈予讀者。明白了這些，就會理解他為什麼總在那些曲目中流連不去，就會明白他為什麼會固執地警惕一個五彩繽紛的世界對他的影響。他守護著自己不可磨滅的那些心靈上的鐫刻，守護著他自己的清凈。他還在他營造的那個塔里，在他自己的諾亞方舟上，塵囂還在塔外。

辛先生的隨筆，因此是老文人懷舊式的隨筆。他的文字簡潔，平實，嚴謹，絕不修飾，這用來表述音樂其實極不容易。因為音樂是抽象的藝術。辛先生愛惜他自己的文字，這與他骨子裡的清高聯繫在一起，他活在自己一生都在追求的世界裡。老實說，尤其說我喜歡辛先生的文字（恕我挑剔，因為它能啟發我的信息確實太少），不如說我敬仰辛先生的人品。我見到一張照片，他的老同學從上海專程來南通看他，耄耋之年相聚合影，他居然能隨意側身而立。隨波逐流太易。這樣清高不屑世事、特立獨行的可敬老人，現在真已經越來越少了。

我有時想，辛先生如果不那麼固執，如果他能多走出自己的世界，多熟悉一些他並不熟悉的音樂，多一些可爭論可開啟新知的朋友，他的天地可能會廣闊一些。或者，他要是離開南通，跟嚴鋒到了上海……但一個人在歲月中塑造的個性，尤其是陪伴他度過風雪滄桑的個性，真的是很能改變的。沒有執著，就沒有辛豐年，而任何人其實都難跳脫自己的局限。辛先生與我等其實很不同。他是視古典音樂普及為責任，背負著很重責任感的。他這二十多年，竭盡全力用音樂故事使得古典音樂更平易近人，使得越來越多普通音樂愛好者能分享音樂予他人生的饋贈。這種孜孜以求，功莫大矣。我們怎可以站在與他截然不同的角度，對他吹毛求疵呢？

從78轉唱片轉成CD的埃爾曼最早的錄音

辛先生心靈中鐫刻，多少年回味不盡的，其實是他年輕時代刻下的那個單聲道甚至是78轉的音樂世界。讀到他一篇文章，說有青年樂友知道他迷戀烏克蘭出生的美籍俄國小提琴演奏家埃爾曼的音色，專門登門送他埃爾曼的CD。他聽後感慨：「我好像認不出他來了，因為那音樂的韻味已不復當年了。」CD上是老年埃爾曼，音色已不復當年。這篇文章發表於1994年的《音樂愛好者》。我感慨是，如果辛先生不那麼閉塞，他其實能找到他年輕時聽過或沒聽過的，所有他心嚮往的音樂。九十年代，78轉歷史錄音的優秀轉制已經遍地都是了，他完全可以重新沉浸回味在三十年代的埃爾曼、胡貝爾曼、海菲茨、卡薩爾斯、施納貝爾或肯普夫中，從78轉唱片轉成CD的埃爾曼最早的錄音從78轉唱片轉成CD的埃爾曼最早的錄音完全可以找到他迷戀的斯托科夫斯基的德沃夏克《自新大陸》里那曾令他熱血賁張的氛圍。

信息時代，可以幫他回到青年時代的環境里去，可以逃離現代塵囂，輕易就沉浸進過去，這大約是他沒能想到與體會的，是為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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