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軍降將混得慘？王爺掉價變團長 還有人趕赴「鴻門宴」
以1861年9月安慶失陷為轉折點，太平軍將領降清現象漸趨增多。縱觀這些主動乞降的太平軍高級軍官，大多是中後期才投靠太平天國的惡霸匪幫、無賴盜賊、散兵游勇，具備流氓無產者的一切劣根性——見風使舵、品質敗壞、目光短淺、陰險狠詐。
較之信仰比較堅定的「兩廣老兄弟」，前者成分更複雜，加入太平軍原本就是出於濃重的投機心理，他們毫無信念可言，戰鬥力也十分低下，一旦局勢發展對己不利就會動搖潰散，乃至一觸即降。
曾有學者粗略統計過太平天國後期投降清軍的110名太平軍將領，發現來自兩廣和湖北、湖南的只有28人，其餘大多數都是太平軍定都天京（南京）後從江浙皖贛豫招募、吸納的社會流民與投機分子。
而從上述太平軍降將的家庭出身來看，中下層封建官僚、地主、富家子弟、縉紳、天地會眾、盜賊多達63人，佔比約60%，可見後期太平軍從上至下都已變成「大雜燴」的烏合之眾。
這些降將早先加入太平軍，或出於個人野心，或被迫無奈（太平軍也存在裹挾拉丁行為），他們雖然在戰鬥中表現不錯而獲得晉陞，但依舊是太平軍中最易蛻變、變節的群體，逐利而生是其最高追求，絲毫談不上什麼覺悟和信念，他們的叛賣行徑與天京陷落時大批兩廣老兄弟集體自焚的壯烈形成鮮明對比。
仔細梳理太平軍將領的投降過程，可大致分為以下幾個類型：
第一類是清廷招安。比如1858年7月清政府以扣押妻兒老小的方式，招降了出身盜賊的太平軍將領李昭壽及部下4萬餘人，前者扼守的天京江北門戶——滁州也落入清軍手中。再如1860年清軍圍攻安慶時，守衛北門的太平軍將領程學啟因恩重如山的養母被曾國荃拘押，加之戰況危急，於是背叛了安慶主將葉芸來（二人還是同娶姊妹的連襟），率親兵逃往清軍營中投降，後來他步步高升，還成了「淮軍名將」。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接受招安的太平軍降將一旦投靠清廷，往往死心塌地，其為邀功得寵，往往會主動策反其他人或馬上舉起屠刀殺向昔日袍澤。比如李昭壽就利用老關係策反了守衛江浦、六合的多名太平軍將領。而程學啟得知留在安慶城中的家人被葉芸來所殺後大怒，於是給清軍出謀劃策，助其奪取安慶。
第二類是貪圖富貴。如果說李昭壽、程學啟降清好歹還有些顧念親情、形勢所迫等客觀因素存在的話，那麼像太平天國納王郜永寬、保王童容海等人就純粹是為了個人榮華富貴，而在己方兵力雄厚、局勢較好的情況下主動投敵，這類高級將領在太平軍降將中佔比最高，接近65%。
比如童容海向清軍主動乞降的時間史載1862年夏，這時太平軍雖漸趨下風，但仍比較穩固地保有江浙、皖南等核心區域，特別是1862年初太平軍剛剛二度攻克杭州，基本控制了東南財賦重地。
而恰在此時，身為太平軍高級將領的童容海卻因封賞較少對上級——忠王李秀成、輔王楊輔清產生不滿，遂暗地與清軍鮑超部接洽，以皖南重鎮廣德和麾下8萬大軍為「見面禮」降清。
然而，僅過了1個多月他的部下就紛紛嘩變、反正，童容海僅帶著1萬多親兵逃出廣德，跑到鮑超那裡求救，最後幾經裁撤，這個曾統率8萬大軍、叱吒風雲的太平天國王爺，只落得當了個小小的「五營統領」（指揮3000人，相當於團長）。
不過，童容海靠著給新主子賣命，後來起碼還混上個總兵，而殺害慕王譚紹光、出賣蘇州城的納王郜永寬、康王汪安鈞等8人的結局就比較「悲催」了，這幾個利欲熏心的傢伙向李鴻章要價太高（指明要保留起碼20個營兵力，並擔任總兵、副將等高級武官），結果被後者設「鴻門宴」一窩端。
第三類是內訌所致。其中比較有名的莫過於北王韋昌輝的胞弟韋俊。在太平軍早期高級將帥中，韋俊被公認為是堪與石達開、羅大綱、胡以晃等比肩的一流戰將。
他智勇雙全，打仗很有謀略，能攻善守，屢次重創清軍，不僅在武昌外圍戰鬥中擊斃了湘軍創始人之一、重要將領羅澤南，還在武昌保衛戰中將湘軍重要首領、與曾國藩等並稱晚清「中興4大名臣」的胡林翼「耍了一把」，保存了己方有生力量。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軍事才能不輸陳玉成、李玉成的優秀青年將領，卻因「天京之變」中兄長韋昌輝濫殺無辜得罪人太多，於1859年9月投降湘軍。
第四類是絕境求生，這種情況在天京陷落之後分散在各地的太平軍余部中比較典型。例如轉戰閩粵的10餘萬太平軍在統帥汪海洋陣亡後，突圍時又遭清軍分割包抄，其中帶領3萬人馬的2員太平軍將領曹玉科、楊世如被困在群山環繞的絕境中，堅守23個晝夜後因部下士氣跌至谷底，全軍瀕臨潰散，只好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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