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與鄧麗君齊名，當紅時退出歌壇，把三個兒子送進斯坦福
作者｜
度公子
來源｜
一日一度（id:yryd115)
「遼闊草原，美麗山崗，群群牛羊，白雲悠悠……」
20世紀80年代，一位香港女歌手在北京首都體育館傾情演唱了這首《原野牧歌》。
她年輕的身影、甜美的歌聲深深盤踞在一代人的記憶里
。
陳美齡1955年8月生於香港，熱愛唱歌，初中時的她經常參加各種義務活動，在學校里一把木吉他陪在身邊，自彈自唱募款。
14歲那年被星探發掘便以歌手身份出道，1971年和大姐陳依齡一起錄製了美國歌手Joni Mitchell作曲的「The Circle Game」，深受香港群眾的歡迎。
同時還演繹了張徹導演的電影《年輕人》和《反叛》，電影里年輕活潑的陳美玲開始在馬來西亞、泰國等東南亞地區也走紅。
陳美齡在香港灌錄的英文版唱片非常暢銷，16歲時受日本著名歌手、作曲家平尾昌晃邀請在日本演出，歌曲《虞美人花》很快流傳開來。
不僅獲得當年日本民歌大獎，還迅速紅透日本乃至亞洲。
17歲那年，她又被日本一家唱片公司看中，極力說服她到日本去發展。
1973年，陳美齡又以《草原光輝》這首歌獲得日本唱片獎新人獎。
以清澈的歌聲和可愛的外表，陳美齡成為風靡一時的超人氣少女偶像。
「陳美齡長了兩隻虎牙，是屬於可愛型美少女的。她在日本用的英文藝名Agnes，日本人將她當成是天使。」
有人稱，當時的日本歌壇進入了少女偶像角逐混戰的「戰國時代」。
陳美齡便和南沙織、西城秀樹、野口五郎、鄧麗君等歌手一起，成為那個時代最為耀眼的明星。
人們為她著迷。
從1973年到1975年，陳美齡連續3年作為外國歌手出席日本紅白歌會。
當時的日本偶像雜誌上，也經常是陳美玲和山口百惠輪著上封面。
1976年，年僅21歲的陳美齡在事業如日中天時，突然宣布要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修讀兒童心理學，暫時告別娛樂圈。
突如其來的決定，不僅讓歌迷意外，連經紀人也氣到爆。
「雪球一樣翻滾不停」，陳美齡這樣形容自己爆紅時的狀態，一天要工作20小時。
中午休息時還要拍照、拍廣告，成天除了想多睡一會兒，沒有任何
別的
想法。「爸爸從香港來看我，說這樣下去不行，沒有自己的時間，交不到朋友，什麼事情身邊工作人員都幫你做了，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價值，還以為自己很成功很厲害。」
陳美齡的父親目睹過太多時代變化帶給個人的幻滅，常告誡子女：錢財名譽如流水，一旦出事立刻就被奪走。
但是，知識一旦進入腦子，就不會被人奪去，它會成為你一生的寶物。
父親希望她不要為眼前的名利所束縛，而是能夠完成學業。
早在中學時，陳美齡就在香港的兒童福利院做過一段時間義工。
每次她去看孩子們，斷臂的、盲眼的孩子們就呼啦啦圍過來，陳美齡很想進入他們的內心，卻發現無從下手。
這次求學不僅僅是充電，更是完成了年少時的一個心愿。
所以陳美齡選擇了兒童心理學專業。
初到加拿大，陳美齡終於不必活在眾人的視野里。
「什麼都能做，一個人逛街，這在日本根本不可能，可以不化妝，可以胖，平時穿什麼都行，不用每天都洗頭髮」。
從大紅大紫的明星到無人認識的普通人，陳美齡不僅沒有絲毫失落，反而異常歡快。
「我沒有那種『擁有』的心態，從來不覺得有了成就之後，就要抓住不放」。
1978年，陳美玲畢業後重新進入演藝界，很快又大獲成功；
1979年在香港發表首張粵語唱片《雨中康乃馨》；
1983年和張國榮一起獲得香港金唱片獎。
她在日本發的專輯，很長一段時間裡成為外國歌手在日本唱片銷量的記錄保持者。
1984年，陳美齡寫下一篇紀念國際青年節的和平論文《以歌聲呼籲和平》，獲得特別獎。
1985年，陳美齡
為宋慶齡基金會義演，
在北京首都體育館吸引54000多聽眾。這成為她在中國的首次演唱會，也讓她極為感動。
其後5月，陳美齡跟隨日本電視台到衣索比亞難民營採訪，看到很多兒童因飢餓而被奪去生命，她的內心再次受到強烈震撼。
從此，她開始積極從事兒童慈善活動。
「
我不是出生在一個很富裕的家庭，但我有家，有爸爸、媽媽，有飯吃，有衣穿，可以上學，他們卻不能。
所以，我就經常去陪那裡的小朋友玩，跟他們聊天，給他們唱歌。
尤其是我從加拿大留學回來，社會意識高漲時期，自己不僅要作為藝人，也要作為一個社會人做出努力，我希望從事慈善活動。」
80年代的陳美齡非常走紅，可名譽地位對她而言，不一定就是幸福。
80年代初期，陳美齡一度想離開歌壇。那段不知何去何從的日子，她乾脆請假陪媽媽回老家貴州。
沒想到這一行程，反倒加強了她當歌星的決心。
「貴州村子裡的孩子們都能唱一首我在台灣錄的歌曲《歸來的燕子》。那時，大陸還沒有公開讓台灣歌曲進去，孩子們是靠著寄去的錄音帶學的。
我那時真的感動極了，心想歌曲果真能把香港、台灣和大陸連起來。從孩子們的歌聲中，我深深感受到團聚的力量。」
事業正當紅時，陳美齡喜歡上了自己的日本經紀人金子力，便開始倒追。
父母家人覺得日本男人太大男人，而且文化背景不同，很是反對。
不過陳美齡卻非常堅決，她笑著說：
「我的另一半是我的日本經理人，是一個能夠站在我身邊為我整理時間表，又可以和我一起在早上準備早餐給孩子們上學的開通男人。」
1986年初，陳美齡披上了婚紗。
婚後，陳美齡和丈夫一起開設了自己的事務所。
1986年，長子出生。
那時，日本社會風氣依然保守，女性一旦結婚生子就得回歸家庭。
兒子出生後，陳美齡一度也暫停工作。
可當時她人氣持續高漲，很多電視台都找她錄節目，她仍然每天接五六個通告。
陳美齡家離東京單程有5小時車程，她擔心出去錄節目會影響孩子哺乳，去電視台就把孩子帶上。
「拖家帶口」出現在電視台的陳美齡沒想到，自己此舉竟引起很大非議。
1988年12月，日本許多雜誌都在大篇幅爭議一個問題：
陳美齡該不該帶著孩子去電視台上班？
陳美齡沒有想到，自己無意間的舉動，居然會引起巨大轟動。
日本青年男女開始關注和思考職業母親和女性地位的問題，爭論越來越激烈，甚至成為後來日本實現《男女就業機會均等法》和育兒休假制度的原動力。
「美齡」一詞也得到當年日本新語·流行語大獎大眾獎。
也有人說：
陳美齡太貪心了，又要工作，又要結婚，又要小孩，這怎麼可能？既然生了孩子就應該在家裡，不要帶出來。
陳美齡聽了，實在生氣，卻又不知道要怎麼去和他們辯論。
為何在香港如此正常的事情，在日本竟然變成不可思議。
這場爭論也被稱為「Agnes爭論」，連美國的《時代》雜誌也做了報道。
「Agnes爭論」事件刊登在美國的《Times》雜誌上，斯坦福大學的教育經濟學者斯特羅伯教授讀了這篇報道後，主動聯繫了陳美齡。
勸她到斯坦福大學攻讀教育學博士課程，研究現代女性問題。
此時陳美齡懷有8個月身孕，求學之難不言而喻，可她堅定自己的選擇。
於是陳美齡便在1989年帶著老大，懷著肚子里的老二，飛到美國斯坦福大學去讀博士。
上課時，2歲多的大兒子送到學校里針對學生媽媽開設的託兒所，襁褓中的二兒子由一位好友抱著帶到教室外，寶寶餓了就溜出來餵奶。
晚上找不到人幫忙帶寶寶，有一門課陳美齡就想不去了，教授卻堅持叫她帶著寶寶來上課。
班上還有個哺乳媽媽同學，兩人可以坐最後一排。
「美國人的觀念真的不一樣，他們認為大學不一定就是年輕人的地方，工作、有小孩後也可以回來。
」
晚上只有等到兒子們睡覺後陳美齡才有時間看書，經常看著看著天就亮了。
後來經紀人去美國看望她後，馬上打電話給她丈夫，希望勸她趕快回家。
「他說這樣下去我快要死了！現在想來真不知道那時是怎麼過的！」
讀博的生活無疑千難萬險，陳美齡一一克服。
1994年，陳美齡完成畢業論文，獲得教育學博士學位，順利畢業。
畢業之後，陳美齡積極為婦女兒童福利奔走。
「等我讀完博士，回到日本，我說話，終於有人聽了。」
1998年，她被聯合國國際兒童基金會邀請做大使，親赴泰國、蘇丹、東帝汶、菲律賓、伊拉克、摩爾多瓦等地。
向世界傳達當地兒童的境況，並提出改善現狀的意見。
「不論什麼年紀的人，不論從事什麼職業的人，我希望他們聽了我的講述後，能開始為此做些什麼。」
陳美齡把足跡留在了衣索比亞、伊拉克、索馬利亞、黎巴嫩等眾多炮火紛飛之地：
在泰國的收容所里百和多名身患艾滋病的棄兒一起吃午餐；
也在南蘇丹，直視著一個名曰「眼鏡蛇軍」反政府軍的領袖，要求他釋放2000多名兒童兵。
陳美齡是極其溫柔的女性，可她的溫柔以勇敢打底，以善良為本，以執著為念，這一種溫柔不動神色，卻潤物細無聲，直入心底。
在自己的事業和人生上，陳美齡無疑是成功的，更難得的是，她對三個兒子的教育極為成功。
1996年，41歲的陳美玲生下第3個兒子後，把大量時間投入公益活動，她擔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亞洲親善大使。
這時老大10歲，可以和老二幫著帶弟弟。
陳美齡的3個兒子都是自己和先生一手帶大，全都母乳餵養到一歲半。
「那時真的非常累，可也是我最開心的幾段時間。無數次也覺得自己累得要趴下了，可是回到家孩子們一起笑著跑來開門，一個新的陳美齡又出來了。」
在她讀書、工作，當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大使，到全球各地做義工的過程中，她從未放棄孩子，堅持儘可能陪伴他們，始終親自帶孩子。
「不管工作多麼繁忙，我都保持與家人溝通，否則就會逐漸失去與家人之間的信賴關係。
」
不少人勸陳美齡找一個保姆住到家裡做家務，但她沒有那樣做，擔心光圖輕鬆，一家人的感情會漸漸疏遠。
在陳美齡看來：
家庭對孩子來說，是心靈的避風港。
悲傷時如果能和家人訴說，悲傷就會減半；有高興的事兒，與家人分享，喜悅就會倍增。
那才是家庭，才是一家人。
2007年，陳美齡被確診罹患乳腺癌。
她精神和身體上都承受著巨大的痛苦，面部會腫脹，演唱會上化妝遮醜硬頂上場。
除此之外，她說：「不過最辛苦的不是我，是丈夫，他為我獨力承擔家庭的工作，真的很感激他。」
陳美齡患病時期，身在美國準備考大學的二兒子嚷著要回來，但遭她阻止，結果二兒子交白卷得零分。
「我沒考慮到家人心情，當時應讓他回來，或每天打電話傳電郵給他，但那時自己都好亂，怕見不到他們長大。」
後來陳美齡向學校請求讓二兒子重考，最後他成功考進美國斯坦福大學。
當時三兒子還在上小學，陳美齡非常希望能夠早點恢復健康，可以陪著孩子長大。
於是她堅持了5年的抗癌治療，終於康復。
其實當年在手術後過了10天之後，陳美齡就回到演唱會和音樂會的工作現場。
在動完乳腺癌手術不到一個月的時候，她站在人民大會堂的舞台上，放聲歌唱，即使手每往上舉，都痛出一身冷汗，她認為這個舞台值得她如此。
她認為歌聲可以消弭誤解與對立，可以帶來理解和和平。
陳美齡和三個孩子
2015年，當陳美齡第三個兒子相繼大兒子和二兒子被斯坦福大學錄取時，又引發了轟動。
陳美玲認為孩子的教育，不僅是學習能力的培養，而是身心兩方面綜合人格形成的過程。
她引導孩子們的學習興趣，不要求孩子們死讀書。
當孩子做了錯事時，她會選擇耐心地和他們談話，一直到孩子們認可為止。
大兒子上小學時，曾經因為成績不好向媽媽撒了謊，陳美齡發現後，先是給孩子一個擁抱，然後和他聊了足足8個小時，讓孩子認識到，不管成績如何，媽媽永遠愛他。
從此孩子再也沒有對媽媽隱瞞任何事。
陳美齡認為
小孩子生出來就是寶貝，
千萬不要拿孩子和別人比較：一比較這個世界上一定有人比你做得更好。這樣孩子是自卑的，覺得自己是失敗的。
家長應該鼓勵孩子，讓他們有想法都說出來。
並不是做到了就是好孩子，而是努力過了就是好孩子。
「記住作為一個媽媽，一定要成長自己、培養自己。」
陳美齡和孩子們的關係很好，幾乎無話不談，一起逛街、旅遊、玩。
告別演藝事業30年後，陳美齡再度回歸公眾視線，是以教育家身份。
聯合國國際兒童基金會亞洲親善大使、日本癌症協會「微笑大使」、香港浸會大學特別教授等也是她的公開身份。
陳美齡嫁到日本多年，一直宣揚和平，曾經公開展示南京大屠殺照片，觸動日本人神經，她更受到死亡恐嚇。
但她的理念是：
世界和平、人類大愛不應以國家區分。
現在的陳美齡已年過60，卻依然非常年輕美麗。
大兒子結婚時，
陳美齡毫無「樣子
」，彎下腰親自為兒媳整理裙擺及弄好頭髮。恰如她自己所說：
「每個人都擁有很多愛的種子，但是愛的種子只播撒在自己的心田是不會開花的，必須播種在別人的心裡。
同時，如果自己的心裡沒有別人播撒的愛的種子，愛也不會在自己的心裡開花。」
「愛、和平、自由」，是陳美齡信奉終身並為之踐行
一生
的人生意義。也因為如此，一個心中滿懷陽光與愛的人，才更得命運垂青，與美好並行。
每一份獻出的愛心，都會以某種方式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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