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遠永：佩迪特國家學說初探

菲利普·佩迪特（Philip Noel Pettit），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和人類價值洛克菲勒講席教授，與波考克、斯金納並稱當代共和主義復興的三大巨頭，是當代共和主義最重要的哲學闡釋者之一。他一方面批評傳統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和協商民主理論，提出了論辯式民主理論，試圖解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的民主困境；另一方面試圖建構一套有別於羅爾斯自由主義公平正義理論的社會正義理論，並試圖在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之間搭起橋樑，構建新共和主義理論。然而，相對於其政治哲學思想所受的關注，佩迪特的國家學說尚少有深入研究。

對契約論國家學說的批評

社會契約論是西方現代國家學說的理論基礎。儘管存在「強者政治學」與「弱者政治學」、權力與權利的區分，但多數契約論者——如霍布斯、洛克、休謨、伯林和羅爾斯——都認同理性人假說的出發點。但是，理性人假說不僅無法正確處理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以及原子論與整體論之間的社會關係，而且缺乏紮實的自然科學基礎。佩迪特則吸收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現代成果，提出了整體論個人主義哲學理論，試圖破解契約論意義上國家學說的理論困境。

佩迪特指出，「論證哪種基本結構具有更大的價值」這一政治學問題，往往以兩種進路來展開。一是探究何種制度性安排更有利於滿足相關權利，另一種則涉及探討特定的制度性安排是否有利於促進相關的善好。在他看來，相較於追問哪種基本結構對個人而言是最佳的這種直接方法，間接方法則「聚焦於處於一種適當的選擇情景中的個體將會選擇什麼樣的結構這個問題上」，從而可以避免陷入「在一種基本結構中什麼是可欲的」這一困境。因此，佩迪特指出，政治理論家們很可能「會將契約方法當作一種策略性理由而不是原則性理由來使用」，而羅爾斯或許是採取這種策略性方式的典型。羅爾斯致力於鑒別出最公正的結構，並且採用了一種啟發式的契約方法，推論出在其他條件一樣的情況下，在「無知之幕」下做出的選擇將能保證任何一個基本結構都是公正的。佩迪特肯定了羅爾斯思想的可貴，但又強調羅爾斯的進路並非契約中心，而僅僅是契約論的「一種替代品」。

對傳統國家學說的批評

除了對契約論國家學說加以批判性反思，佩迪特也對讓·博丹和托馬斯·霍布斯的實證主義主權學說進行了批評。佩迪特指出，正如赫伯特·哈特等實證主義者對法律的功能界定，博丹與霍布斯強調了主權者對於維護社會和平與秩序的功能。因此，他們都關心建立一個絕對的主權政府，使其有能力在充滿宗教與民事衝突的世界上確立和平與秩序，「即使是一個暴君式的主權者——仍然應當算作是主權者」。

而對於被西方學界奉為圭臬的三權分立學說，佩迪特也有所保留。佩迪特認為，博丹、霍布斯等既不會特別反對權力分立，因為他們願意把政府行政事務委派給其他人；也不會反對權力制衡，因為他們認為包容的、多數至上的民主制可以是合法政權。他們反對的其實是對立法權的共享，因為這種共享會使政府機構無法齊心協力，並且容易喪失權威。佩迪特認為，國家在傳達與應用法律時，的確應該保持其整體性與一致性，但並不意味著國家這個法人式的心智必須存在於某一個點。在佩迪特看來，「國家可以是一個更高層級的實體，可以建基在各個部分之間的一種持久有序的互動之上」。

現代國家主權與社會正義

自由觀和社會本體論決定了佩迪特的國家學說的走向。從規範性的角度而言，佩迪特一方面希望用無支配自由和論辯式民主限制國家的絕對主權，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以國家力量對抗全球化背景下資本主義的支配性。

在佩迪特看來，促進社會正義乃是現代國家主權的基本功能之一。佩迪特的代表作《共和主義》和《依照人民的意願》可謂闡述共和主義思想的「正義論」著作。他認為，正義就是基於「無支配自由的理想」及「對基本自由權的平等護衛可能會需要何種政策模式」的一種多元平衡的共同善的形塑。在佩迪特看來，正義的共和國應當而且必須能夠促進共同善、共同財富和共同事業，應當而且必須遵循所有公民的共同利益和公認利益。因此，佩迪特不僅反對那種只考慮某些個人或群體的公認利益而不是所有公民的公認利益的國家，而且反對那種宣布支持某些所謂的善卻沒有考慮公民利益的至善論國家。

佩迪特的共同善是在無支配自由觀的基礎上延伸而來，借鑒、吸收並整合了政治自由主義、社群主義、新共和主義和社會批判理論的重要元素，既不像傳統自由主義那樣只考慮個體善，也不像社群主義那樣只考慮至善論，而是將共同善視為正義的目標，進而為其國家學說提供價值基礎。然而，佩迪特不像羅爾斯那樣尋求完美的社會制度和國家的積極干預，而是尋求個人自由與社會基本結構的某種「脫鉤」。在某種意義上，如何實現個體善與共同善、人民權利與國家主權之間的動態平衡仍是佩迪特的國家學說需要回應的問題。

（作者單位：浙江水利水電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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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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