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我們熟悉的宋朝名人，都做過稅務官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上的商稅務
宋朝的政府系統設有大量經濟部門，比如酒務、商稅務，坑務等，據台灣學者雷家聖博士的統計，熙寧十年（1077）之前，全國官設商稅務多達1846處，酒務1861處，坑冶場務271處。 另據大陸學者苗書梅教授的統計，熙寧十年前有官設稅務1857處，熙寧十年時增至2011 處，元豐年間宋朝境內置有1235個縣，平均每縣有1.6 處商稅務。
由於場務眾多，且事務繁忙，元豐改制後主管庫藏與在京場務的中央經濟部門太府寺寺卿，被人戲稱為「忙卿」，主管倉儲的司農寺寺卿則被稱為「走卿」：「七寺閑劇不同，大府為忙卿，司農為走卿，光祿為飽卿，鴻臚為睡卿。蓋忙卿所隸場務，走卿倉庾，飽卿祠祭數頒胙醴，睡卿掌四夷賓貢之事。」 而主管朝貢事務的鴻臚寺則淪為閑曹，因為宋王朝不重朝貢而重市舶
這些經濟部門都配置了專職的經濟官員，叫做「監當官」。苗書梅教授統計過宋代監當官的數目：「北宋前中期，即宋仁宗到宋神宗時期，全國監當官的總數大致在3000員以上」，其中坑冶、鑄錢等官營製造業的監當官約有350員，茶、鹽、酒、商稅的監當官約有2500員以上。
各州縣職官之中，監當官所佔比例最大，比如在明州，全州除監當官之外的文武官員有52員，監當官則有39員之多，占州官員總數的42%；在湖州，州級官員有21員，其中監當官佔6 員，縣級官員有36員，監當官佔12員；在常州，州屬文武官員約有38 員，監當官佔了12 員，又有隸屬於三省和戶部的激賞酒庫監官11 員，這兩類監當官加起來，共有23 員，占州屬官員總數的60%；在福州，州級官員有24 員（安撫使屬官未計入），其中監當官7 員，約佔29%；在秀州華亭縣，紹熙年間，除知縣、主簿、縣丞、縣尉之外，另有監鹽、監酒等場務監當官10餘員。「這些數字說明，在兩宋，正式的州縣官員編製增加並不多，隨著經濟的反展，增加較多的是各類倉場庫務院等監當官」。
而且，越是工商業繁華的城市，宋政府設立的場務就越多處，配置的監當官也越多員，宋人甚至誇張地說：「一務之中，監當六七員，較祖宗朝殆三四倍。」
由於宋代監當官編製龐大，以至許多我們聽其名字耳熟能詳的宋朝名人，都有擔任監當官的仕途履歷：呂夷簡、晏殊、范仲淹都曾經當過泰州西溪鎮的監鹽倉官；范仲淹還監過楚州糧料院；張詠曾任濮州監酒稅官；畢士安曾監汝州稻田務；梅堯臣曾監湖州商稅；包拯曾監和州商稅；鄭俠曾在京城監安上門；周敦頤曾任袁州蘆溪鎮監鎮官；宗澤曾任潤州監酒稅官；李綱監過南劍州沙縣稅務；米芾擔任過秀州青龍鎮監鎮官；賀鑄三度當過鑄錢監官；蘇轍也做過筠州監鹽酒稅官；「蘇門四學士」都有過監稅的經歷：黃庭堅先後當過德州德平鎮監鎮官、鄂州監稅官，張耒先後監過黃州酒稅、復州酒稅，秦觀當過處州監酒稅官，晁補之也在處州做過監鹽酒稅官，後又改監信州鹽酒稅。
晁補之有個姓劉的朋友，被任命為澶州監酒稅，晁補之寫了一首詩相贈：「頓丘淇水雄朔方，官收榷算資公藏。晨朝百販羅庭堂，望門逆鼻聞椒漿。惜哉劉子氣方剛，峨冠凜凜頎而揚。丈夫有志固難量，短袖不足供倡佯。」 詩中所描述情景，大概便是晁補之當監酒稅官時的親歷生活：每天清晨，數以百計的酒販前來酒務批發官酒，一進門就可以聞到刺鼻的酒氣。過著這種「市區收罷魚豚稅」 的落魄日子，詩人不由生出「丈夫有志固難量，短袖不足供倡佯」的感慨。
監當官是「皇皇求利」之官，接受儒家道德教化的士大夫很難對監當官履歷產生認同感與榮譽感，但對於宋王朝而言，監當官系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比重占國家財稅歲入70%以上的非農業稅，都是依靠監當官系統徵收；宋代發達的商品經濟，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宋政府的經濟部門積極推動。一名開明的士大夫，應當如明朝人評呂夷簡、晏殊、范仲淹監西溪鎮鹽倉：「未嘗以卑官自忽，彼固知民事之當慎也。」
事實上，為數眾多的宋朝士大夫都會選擇以監當官為仕途起步：「今鹽酒稅務監官，雖為卑賤，然縉紳士人、公卿胄子，未嘗不由此進。」 因為按宋朝官制，初入仕者，需積兩任監當官的「資序」，才有資歷升遷為知縣等親民官：「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為限。」
當然，一部分重要的經濟部門，如鑄錢監，監當官資序則在親民官資序之上，必須是有擔任過親民官資歷的官員才可以當這些重要部門的監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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