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東漢末年分三國，軍閥割據搶地盤，問題是這些軍閥們咋來的

要讀三國，就要先搞清楚一個問題，那就是東漢的秩序究竟是怎麼崩壞的？

關於這個問題，《三國演義》一開篇就有一段相當精彩的論述。說的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推其致亂之由，殆始於桓、靈二帝。也就是說，造成天下大亂的直接責任人是漢桓帝和漢靈帝這兩個人，因為他們「親小人，遠賢臣」，崇信宦官，而禁錮賢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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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皇帝昏庸」「宦官專權」，這是過去對天下大亂原因的習慣性理解。這當然沒有錯，但這種習慣性的理解，並不能解釋當時所有的現象。比如，東漢末年的地方軍閥是怎麼突然崛起的？大家都知道董卓，他廢立皇帝的舉動，引起了十幾個地方軍閥對他聯合討伐，董卓也成了造成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的最直接的罪魁禍首。在這個過程中，無論董卓本人，還是討伐董卓的人，他們本質上都是軍閥，手裡是有兵權的。

但問題是，依照古代的政治制度，無論是文官還是武將，都沒有軍事調度權。這一權力只能由中央掌控，然後再在特殊時期臨時授予。我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的「虎符」，就是臨時授予調度權。虎符分成兩半，一半在官員或將領手中，一半在中央。只有兩個拼起來，才能調度軍隊。

所以，按理來說無論是董卓，還是討伐董卓的郡守、州牧們，都是沒有兵權的。更不要說如此大規模的調度軍隊，針對董卓所在的洛陽了。那這些人手裡的兵權是從哪裡來的呢？這是一個關鍵問題，因為整個三國就是一段軍閥混戰的歷史。要理解三國，就要先解釋，東漢末年的軍閥是怎麼崛起的。

答案其實很簡單，但也很讓人想不到，就是「黃巾起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黃巾起義」前後的董卓。在「黃巾起義」之前，董卓就是一個普通的武將，政府可以對他隨意調遣，甚至免職。但在「黃巾起義」之後，董卓就迅速崛起為一個軍閥，擁有自己的勢力，而且已經到了和朝廷的調令公然對抗的地步，甚至私自調動軍隊。

大家都知道，當時發生了一件事。大將軍何進要誅殺宦官，招董卓來洛陽，釀成了後來洛陽被董卓控制的結果。但其實，早在何進徵召董卓之前，董卓就已經陳兵在洛陽附近了。這等於是董卓私自調兵，在洛陽附近觀望局勢，可見朝廷已經對他沒有什麼控制力了。

董卓只是當時的一個典型而已，這個時候，袁紹、袁術、陶謙這些人也都成為軍閥了。不然也不會在討伐董卓的時候，一下子冒出那麼多諸侯和軍隊。那麼，為什麼一個「黃巾起義」，一下子就會讓東漢末年出現那麼多的軍閥呢？這就要稍微從頭說起了。

「黃巾起義」的規模非常大，光起義軍就有三十多萬，間接的參與者更是高達幾百萬。過去，我們認為「黃巾起義」就是一場由政治腐敗導致的農民起義。但這本書認為，除了政治腐敗的原因之外，直接引發「黃巾起義」的，是瘟疫，而且不是一場瘟疫，是長達幾十年的持續性瘟疫。

要想知道瘟疫對當時社會的影響有多大，看人口記錄就可以了。在公元160年前後，中國人口總數是5500萬。但僅僅100年後，魏、蜀、吳三國人口加起來，居然還不到800萬。人口損失超過85%。人口的急速減少當然有很多原因，比如戰亂、饑荒和戶口隱匿等等。但在這其中，瘟疫的影響是最大的，除了普通老百姓的大量死亡，就連當時很多的名人都死於瘟疫。比如「建安七子」中的徐幹、應瑒、陳琳、劉楨。

另外，之所以說「瘟疫」是一個社會性事件，是因為它不僅會帶來死亡，還會造成恐慌和逃亡。這很好理解，當瘟疫在一個地區造成大規模死亡，而所有人都束手無策的時候，活著的人就會想辦法逃離死亡地帶。而這就正好可以被當時宣揚「太平道」的張角所利用。簡單來說，張角先用「巫術」安定和整合人心，最後以此來煽動和蠱惑人群。具體的做法是，讓身患瘟疫的人進行懺悔，然後喝下符水。過段時間如果此人痊癒，就證明他是真心懺悔。如果依然病發身亡，則說這個人沒有真心懺悔，或者罪孽不可原諒。

我們都知道，符水和懺悔並不能真的治療疾病，痊癒與否其實全憑患者的身體素質，但當時的人並不理解這一層。在他們眼中，張角讓原本不可捉摸的瘟疫，變得看上去有跡可循，有理可依。雖然，張角的措施實際上並不能達到平息瘟疫的效果，但在安定人心、抑制恐慌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過，張角的作用不都是正向的。通過懺悔來免除瘟疫之災，這等於從另一方面告訴人們，瘟疫是上天在懲罰人間，這就演化出了一種「末世論」。

隨著瘟疫的連續爆發，「末世」的理念被迅速的傳播和廣泛的接受。張角的組織也在這期間發展到了百萬人的規模。這個時候，張角就想利用「末世論」和百萬教眾，謀求更大的政治利益了。他想推翻和取代東漢政權。公元184年農曆2月，張角正式起兵，他的三十萬軍隊集中在洛陽附近的三個地區，「黃巾起義」正式爆發。

這場起義雖然沒有達到它本身的目的，卻直接造成了一個後果，就是東漢政府的軍權下放。這是什麼意思呢？

「黃巾起義」發生後，三十萬起義軍在洛陽附近同時發難，而且這還只是主力軍。同一時間，幾乎全國範圍都有不同規模的起義，這種遍地開花的起義活動，讓東漢政府措手不及。東漢政府之所以會措手不及，這和當時朝廷廢除地方軍有很大的關係。

漢代的軍隊，曾經一度有中央軍和地方軍的區別。中央軍負責大型軍事，比如征伐和平叛，而地方軍主要負責地方治安和緊急軍事。但是到了東漢時期，政府為了防止地方官員和將軍叛亂，就廢除了地方軍，一切軍事活動都由中央軍負責。

但問題是，這一次「黃巾起義」的規模和範圍都超出了中央軍的應對能力。所以，為了平息「黃巾起義」，東漢政府把軍權徹底開放，允許各級地方官員，甚至地主豪強都可以自行招募軍隊，抵抗黃巾軍。這等於是說，只要有條件，人人都可以擁有軍隊。這樣就能理解，連劉備這樣一個「織席販履」的人，也可以擁有一支私人武裝了。不過，這樣一來，雖然「黃巾起義」被快速的平定了，但軍權開放無異於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擁有軍權的地方勢力卻越來越不受控制。軍閥割據的局面，其實從這個時候就已經形成了。

當然，也不是說天下從此就大亂了。「黃巾起義」是184年被平定的，而真正的天下大亂是從190年開始的。這是因為在此之前，東漢政府還有一定的權威，所有的軍閥都不敢明目張胆的割據。因此整個國家在表面上還是統一的。

但董卓做了一件極其傷害政府權威的事情，就是廢掉了漢靈帝的長子劉辯，改立次子劉協為帝。這樣一來，不僅董卓自己成了眾矢之的，被軍閥聯合討伐，而且劉協本身的合法性也大打折扣。天下的軍閥都以此為借口，公然起兵，然後割據一方，互相兼并。亂世的局面被徹底引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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