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賣成人光碟的留學生，在堅持什麼？
文章授權轉載自：真實故事計劃
ID：zhenshigushi1
作者李漁，互聯網從業者
編輯 | 崔玉敏
故事時間：2012年
故事地點：多倫多
留學生李漁無業，流落到多倫多的一間色情音像店，在那裡肝腸寸斷。
01
多倫多的夏天，紫外線格外強烈。晴時天空藍得刺眼，陽光從上方傾瀉而下，皮膚被燙得隱隱灼痛。
這樣的日子，讓人很難有慾望邁出門檻半寸。每到午後，店裡沒有客人了，我和皮特坐在店裡面百無聊賴，便打開收音機。廣播中女主持嗓音尖薄，反覆強調著塗抹防晒霜，像是樹梢上的蟬鳴。
皮特說：「漁，這女人應該到印度看看。那可沒有空調，她會明白什麼叫做熱。」一有機會，他總要說起印度，說著說著他自己就笑了，露出兩排潔白的牙齒。
我倆都是店員。我是中國人，皮特是印度人，皮膚黝黑，眼睛碩大，頭髮捲成菜花。2012年夏天，我們雙雙在多倫多的一家成人音像製品店打工。所謂成人音像店，賣的全是色情音像製品。
從太古廣場向南，上了肯尼迪路，走不上十分鐘，就能看見一個袖珍商業廣場，一家孟加拉餐廳，一家中國小便利店，音像店在正中間。從門外看不到店內，只有牆上留下三個醒目的「X」，提醒著少兒不宜。
那時我畢業兩年，一直沒有份正經工作，我從小城圭爾夫搬到多倫多，期待在這座大城市能尋找到更多機會。可每天發出幾十封簡歷，刷遍了招聘網站，卻一次次石沉大海。
打給父母的電話里，我永遠一切都好：「等我賺了大錢，買一座大房子，就接你們過來一起生活。」在我精心編織的未來里，我帶父母去北極圈看北極熊和極光，到溫哥華看雪山和大海。說得多了，彷彿這些故事馬上就要實現一樣。
我無法向父母坦白，在偌大的多倫多，我沒收到一封錄用書。銀行賬戶只剩下一千加幣。我每天吃一頓午飯，用兩片麵包卷上煮雞蛋，佐料是鹽和黑胡椒；付不起油錢，步行三四公里去坐地鐵，卻趕上暴雨，渾身濕透在雨水中狂奔。
衣錦還鄉，是中國人的夙念。我在心裡打定主意，除非富貴，否則我不會回去。無處可去，我參與了四次傳銷會議，只因對方車接車送還提供兩個麵包一瓶水，但後來連這樣的免費午餐也沒了。對方大概看出我的意圖，對我客氣地下達逐客令。
作者圖 | 離開圭爾夫前，在聖喬治廣場留念
錢不夠續租，我只得在城市邊緣尋一處更便宜的房子，開著那輛小破車，戀戀不捨跨越了一片松林，停留在兩條高速交口邊上。
房東是個四十幾歲的上海女人，很瘦，戴著圓圓的金邊眼鏡，說話之前，總是先伸出右手向上推一推鏡框，左手叉著腰。
她姓梅，讓我叫她梅姐。初次見面，梅姐突然說：「小李，你如果要搬走務必提前兩個月告訴我，不然我可是不退押金的哦？」
後來我才知道梅姐特意強調，是因為房子毗鄰索馬利亞難民區，每到晚上街頭難民便三五成群站在紅綠燈前，盯著形單影隻的路人，像狼群。上一個租戶住了一個禮拜，生生被嚇得跑掉了，我心裡發毛可毫無辦法。每天一邊嚼著干速食麵，一邊跟家裡通話，「這房子可大了，位於富人區，正對著安大略湖，漂亮得很。」
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七月底。那個午後，我接到一家成人音像店的電話，對方問我要不要來店裡試試，我毫不猶豫地答應：「沒問題，我隨時都能工作。」
02
大部分時間，音像店裡只有我和皮特兩人，老闆偶爾過來，這個巴基斯坦老頭有著隆起的啤酒肚和鷹鉤大鼻子。
印巴兩國勢同水火，可二人卻在異國他鄉相處融洽。只要時間合適，歸去時老頭都要捎上皮特一程，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兩人一前一後鑽進車內。有時皮特抱著塞滿碟片的箱子，老頭不放心，邊走邊回頭叮囑些什麼，皮特連聲諾諾，像一對父子。
老頭一離開，我們溜出後門，坐在楓樹下面抽煙。皮特在老頭手底下幹了一年多，有空時他就會聊起老頭的故事。皮特很摳門，總是蹭我煙抽，一面噴雲吐霧，一面和我說起來。
「你知道不，他老婆比他小二十歲。」他看著我，我當然不知道這些，只能搖頭。於是他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容：「拉塞爾（老頭名字）很厲害，他很成功。」
他去過老頭家。在士嘉堡東南部的大房子，三層高，推開後院的柵欄，一大片草坪之外，是成片的森林。老頭的房子被森林挽著，像是童話中的城堡。
「那房子非常的大！」 皮特雙臂誇張地上下比劃著，企圖勾畫出輪廓。眼中露出羨慕的神色，聳了聳肩，「我希望以後我也能像他那麼有錢。」
皮特很崇拜這個巴基斯坦老頭，「你看，拉塞爾可以成功，為什麼我們不能么？」皮特得意地笑著，想要拍我肩膀。我揶揄他，「不過我們還是在這裡靠賣色情片為生。」
他於是又聳聳肩，「終歸這是份工作，不是么？」
我無法判定皮特是否真的如此淡然，認定這是份正經工作。我們的工資低於加拿大最低時薪，店裡生意不好，每天只工作七小時。
電話里，我告訴父母自己找到了一份音像製品批發的工作，我特意對「音像製品」四個字含糊其辭，才使得這份工作聽起來體面一些。
03
梅姐每周過來一次打掃房間，來的時候總是在傍晚，日色昏沉，她彎腰拿著吸塵器在地上清掃。
我們各自從房間出來和她打招呼，她一遍一遍地提醒著不要穿鞋在地毯上跑，垃圾必須分類，最常說的一句是：「這裡可是加拿大，不是中國！」她把這句話列印出來，貼在牆上，似乎忘記了自己也是從中國來的。
租客們都煩她，她也看不起租客。自從聽說我在成人音像店工作，她每次出現都躲躲閃閃，還帶上老公或兒子。我難得落得清靜，沒去探尋原因，倒是其他房客神神秘秘地告訴我：「李漁，那老太婆私底下叫你小流氓，怕你動手動腳。」
作者圖 | 在多倫多一個遊樂場前
說完，他哈哈大笑。
八月初，我們和梅姐吵了一架。起因是房間里的洗衣機壞了。這個投幣洗衣機響起來像個拖拉機，總能隱隱約約聞到一股焦糊味道。房客們一直開玩笑說這東西搞不好會炸掉。現在它雖然沒有爆炸，但至少不再製造噪音。唯一不高興的只有房東，她先是埋怨我們洗衣服太多，又埋怨我們亂動搞壞了機器。「哎呀，我這個洗衣機，之前一直好好的，怕是你們不會用，用壞的吧。」
她一說話，又露出趾高氣昂的樣子。兩個小留學生和她從洗衣房吵到客廳，從客廳吵到後院，那個江蘇女孩哭哭啼啼：「我從小到大就沒讓人這麼說過。」她堅持房東道歉，但房東最終上了車，一騎絕塵而去。
我們花了好長時間安慰這個女孩。她坐在客廳一邊抹著眼淚，一邊用能想到最惡毒的語言罵著這個姓梅的女人，又發誓她絕對搬走，一天也不多呆。
只是還沒等她下定決心，梅姐又回來了。一起過來的還有她老公，他依然寡言少語，坐在邊上沉默得像塊兒石頭。梅姐鄭重其事地和我們道了歉，她說自己不該吵架，為此她剛剛去了教堂向主懺悔，也希望大家可以原諒她。
臨別時她站在門口，分別和兩個女生相互擁抱，似乎欲言又止：「我下禮拜不過來，你們自己打掃一下。抱歉。」只是猶豫再三，卻最終還是說了出來：「我要回國幾天。我媽媽死了。」
說完這些，梅姐的眼圈瞬間紅了。她變成一隻小鳥，把頭埋在身邊男人的肩膀。我看著他們乘車遠去心有戚戚焉。晚上特意和家裡視頻。我看著父母，父母看著我，「你怎麼瘦了？」
「眼花了吧。我好著呢。」
「要是不如意就回家吧，不丟人。」
我借口上廁所，合上電腦，一個人躲在被窩裡面，哭出了聲。
04
夏天結束的時候，店裡生意依然一塌糊塗。
為了不讓它歇業，我在臉書上打廣告、讓朋友幫忙分銷，還做了海報，連夜貼在路旁指示牌下，纏上一串彩燈，通上電便閃閃發光，像一串曖昧的粉紅色葡萄。然而店裡依舊門可羅雀，一天到晚見不到幾個人。難得有幾個客人看得多買得少，大多數面無表情。
他們都是可憐人，不修邊幅，頭髮蓬亂，穿著肥大的西褲，皮鞋上永遠蒙滿灰塵，皮膚像是剖開的玉米窩頭。目光躲躲閃閃，掛著靦腆的笑，顯然缺乏自信，很容易讓人猜到他們曾經如何遠渡重洋，不惜一切代價來到加拿大，孤苦伶仃、沒日沒夜蝸居在唐人街打拚，被盤剝。
我總怕自己就此沉淪下去，也變成這般模樣。一天送走個福建人，看人出了後門，我小聲說：「他是非法入境的。」我給皮特看了「多佛慘案」：58個偷渡者，被悶死去往英國的集裝箱中。這些人懷著夢想出發，最終卻命喪他鄉，至死沒有到達目的地。
皮特看完後沉默良久，拉著我到室外抽煙。他說他心情難受，又想起了自己的爸爸—這個印度人現在是個計程車司機，還在開車養家。他給我看了照片，一個普普通通的印度大叔，像街頭那些印度司機一樣，微胖，膚色黝黑。
沒來加拿大時，他家在印度有房有地，父親是中學教師，受人尊敬。皮特十幾歲時，這個沉默寡言的中年人突然下決心要帶著家人到加拿大，即便全家人反對也在所不辭。那時無人理解他的想法，和潮濕溫熱的印度相比，加拿大冰天雪地，簡直是苦寒之地。
後來家裡賣了房，賣了地，拿出全部積蓄，坐在飛向加拿大的客機上，皮特看著下面的土地變得越來越小，終於被厚重的雲層掩埋。廣播里傳來正宗的加拿大英語，金髮碧眼的空姐，屏幕上的航線圖，無一不再提醒著他和故鄉告別。
我以為皮特會懷念。因為他每天聽著印度歌曲，看著印度舞蹈，最愛的電影是阿米爾汗的《未知死亡》，然而皮特說：「我才不會回印度。」
「你知道真實的印度是什麼樣子么？」皮特走到貨架上，揀出一張印度色情片，封面上的女人瘦骨嶙峋。「這些可憐的女人都是街頭找來的，代價僅僅是一頓飽飯或者一百盧比。」
「一百盧比差不多是兩個加幣。」怕我聽不明白，他又提醒我：「漁，你今天中午吃的那條披薩是三個加幣。」
「所以我絕對不會回印度。我寧可死在加拿大。」
05
一場雨讓夏天徹底過去。雨一下起來，多倫多就突然冷了。我剛到加拿大那天也下著這樣的雨水，天空漆黑，雨淋了我滿頭。再看到這雨，我多少有些惆悵。
梅姐不在的日子裡，房子里忽然安靜許多。有時我們會唏噓她人在海外，不能陪伴著父母變老，說著說著大家變得沉默，免不了聯想起自己的境地。害怕有一天自己也突然接到國內電話，也經歷這樣的生離死別。
兩個禮拜後梅姐歸來。看上去她似乎消瘦了幾許，我安慰了幾句，她平淡地說了聲謝謝，又說老人走得很安詳。她吸著地毯，顯得有些心不在焉，常常看著地面發獃，一個地方吸了好久也不知道挪一下。
我們都知道她心情不好，於是要她休息，我們幹活就好。她沒有爭執，靠著牆站在一旁。過了一會兒跟我說：「漁，你們有時間也要多關心關心父母。」我知道她在強忍眼淚，不敢亂說什麼，只回答說打算一在多倫多立足，就把父母接來。
我早已從一位替她看護房子的教友那兒，得知她從前的生活。來加拿大之前，梅姐和老公的生活讓人羨慕。兩人在上海，一個是外企的中方副總，一個是私企中層領導，一年收入足夠在浦西買一套最好的房子。九十年代初出國潮時他們來到加拿大，除了行李中的衣服鞋子，還有一手提箱的錢。
作者圖 | 陰天的多倫多
只是萬事並不順心。生活像是自高空墜落，從前的經驗毫無用處。
在異國他鄉生活坎坷，長時間找不到工作，為了生存，梅姐老公白天打電話找工作，晚上開車送外賣，梅姐則放下尊嚴到大學食堂裡面賣飯。最難時口袋裡只剩下五塊錢，每天靠泡麵為生。可偏偏男人又突然患上了抑鬱症，本來開朗健談的一個人整日把自己鎖起來，不出門也不見陽光，一言不發如同朽木。
原本信佛的梅姐改信基督教，在異國他鄉，他們只能寄託於信仰。每個周末，在士嘉堡東北部的一個小教堂中，一群老移民聚在一起唱歌，一起做飯，大家在異國他鄉抱團取火。
「以前我也覺得時間多得很。」年輕時她總覺得條件不好，媽媽過來也是跟著吃苦，等到條件稍稍好轉，媽媽年紀也大了，經不起舟車勞頓。「我就是好面子，一直撐著不回國，現在好了，我沒了媽媽，徹底不用回國了。」
這世界上最骯髒的莫過於自尊心。我心裡多少有些傷感。
對梅姐而言，家鄉是他們再也回不去的地方了，像許多人一樣，當年放下一切選擇離開，要是不能衣錦還鄉成了笑話，那就不要還鄉好了。只有鄙視著比自己還要不如意的人們，心裡才稍微好受一些。
06
九月底，拉塞爾決定把店關了。眼看生意不好，這個老頭決定止損。皮特和我只能留下一個隨他去其他店鋪，我是新人，皮特是老員工又和他親近，最後的選擇不言而喻。
他挑了一天收拾店鋪。我們清空貨架，把一袋袋光碟塞進卡車，一路向西南，走到城市邊緣。那裡是他家所在。如皮特所說，老頭的房子確實很大，雖然不是想像中的城堡，但是有巨大的後院，用籬笆緊緊紮起來，種了兩棵不知名的大樹。樹葉黃了，掛在樹梢上晃晃悠悠，看起來隨時要掉落。
我們一起去街角一個巴基斯坦餐廳。吃飯時，他忽然問我：「漁，你有什麼打算么？」
我搖了搖頭：「我也不知道。」
他露出右臂，繃緊肱二頭肌，像健美運動員一樣擺了個姿勢：「你知道，生活就是他媽的一場戰鬥。你要麼贏了它，要麼它就把你吃了。」說著他哈哈大笑，兩道鬍子快樂地翹起來，「我在自己當老闆之前，干過不下二十份工作。」
他說自己第一份工作是推銷員，穿著西服領帶，挨家挨戶賣各種奇怪的清潔用品。每天嘴角微笑，被拒絕吃了閉門羹也要微笑，久而久之，嘴唇總是撅著幾乎能掛衣裳架。後來他又做過售貨員、裝卸工、餐廳服務員、超市收銀員，每一份工作都很辛苦也賺不了多少錢。
「最缺錢的時候，我甚至要去做脫衣舞男。不過，那幫混球沒要我。」老頭驕傲的昂著頭，我看到他的白髮向後散開，像是只白獅。「漁，你要記著你自己心裡想要什麼。」他拍了拍自己胸口，「你要做正確的選擇。」
離別之後，我獨自回家。躺在床上，突然意識到自己成了無業游民。
窗外不遠處燈火明亮，門口中餐廳還亮著，我思慮再三還是爬起來，去買了一份新加坡炒麵，在路燈下邊走邊吃。房子就在不遠處，夜色中這棟白色木屋像個巨大的集裝箱。我害怕回到集裝箱之中，害怕自己會像難民一樣再也走不出來。
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像我一樣失眠，站在黑夜中，發了瘋地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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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講述一個從生命里拿出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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