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報》推出「新時代，詩歌再出發」欄目，引起廣泛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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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在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向世界莊嚴宣告：「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

中國文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在發表於2019年第1期《求是》上的文章《新時代中國文藝的前進方向》中指出：「一個深刻變化的偉大時代必然需要新的、與之相匹配相適應的文學和藝術表達。」「中國廣大作家藝術家要深刻領會、正確認識和把握這一新的重大政治論斷，深刻認識文藝在新時代面臨的新形勢。」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那麼，新時代詩歌究竟有什麼特點，如何表現新的時代精神？還有，如何從高原走向高峰，中華民族新史詩如何抒寫；以及，新時代詩歌其「新」在何處，其創造性和美學貢獻如何實現……這些，都值得詩歌界認真深入討論。

為此，《文藝報》推出「新時代，詩歌再出發」欄目。目前已發表湯養宗《對新時代詩歌的創新、建設與發展的幾點思考》、羅振亞《二十一世紀「及物」詩歌的突破與局限》、龔學明《新時代中國詩歌應強化「中國味道」》等理論文章，引起廣泛關注。

《文藝報》編者按

隨著中國進入新時代，中國詩歌也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新時代詩歌必然與此前時代的詩歌不同，因為我們的時代氛圍、思維方法、情感結構與生活方式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新時代詩歌是什麼樣的？還需要我們不斷探索與實踐，為此我們特辟「新時代詩歌再出發」欄目，歡迎各位方家不吝賜稿，共同探討。

湯養宗

關於新時代詩歌的創新、建設與發展，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思考：

如何評價新世紀以來中國詩歌的語言表達方式？

如果說上世紀90年代的詩歌主要特徵是誇大語詞在詩歌中的作用「以語詞霸佔情懷」的話，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新詩則凸顯了以下三種特徵：

（1）以敘述替代濫觴式的抒情。詩人們更加腳踏實地地面對現實拿自己與所處的時代說事，或者「我」就是這個時代的縮影，「我」身上發生的一切便是這個時代的真切細節。「敘述」的作用在詩歌中被詩人們演化成區分個體情感在整體社會中擁有「私有性」情結的重要手段，使「我的話」獨立於整體的話卻又比整體面目模糊的公共語詞更為值得信任。加上輔助以情節化、戲劇化、描繪化等手段的攝入，促令詩歌從懸空式的說教降落到生活的現場中，詩歌的可指性與及物性大大強化，而不再只有崇高與神性中抽象的高談闊論。

（2）詩歌結構的肌理更為多維複雜。隨著全人類多元化社會結構的出現及多維式思辨模式在生活中的大面積介入，新世紀以來，詩人們不再以傳統「絕句體」的書寫模式或貌似簡單又高遠的詩性覺悟為榮，看透了藏匿在其中輕車熟路的邏輯可仿性及文字中的轉承習慣惰性，相信詩歌文字在極端節制中，更依靠多元複雜的肌理支撐閱讀上的詩性、延時性與認識上的審美開闊性。這種更為開闊複雜化的書寫，給文字結構帶來嚴重的線性脫節、變軌、移位與開合，從而也給詩人們帶來了具有挑戰性的無比新鮮而開闊的書寫境地。目前，隨著許多有主張的詩人在這方面的先鋒帶路，也隨著其影響性日隆，正在衝擊與阻遏著傳統詩歌中單一、線性、板塊式的簡單書寫。

（3）口語的鮮活性衝擊了詩歌的風雅性饒舌。應該說最鮮活的語言都存在於歷代的口語中，也是口語改變與豐富了文學中的修辭。新世紀以來漢詩的另一個重大拐點就是恢復了詩經唐詩中以平民化的心境和語感來書寫詩人作為生活中一個普通人的人生情感，這種書寫的心態首先是站在平民化個體的角度恢復對社會世相的敘述與把握，而不是高人一等地以士大夫的眼光心態來作故作高深的文字處理，讓文字在空中作不及物的語詞糾纏。現時期的口語詩歌除了割裂刻意的組詞造句以及已經落套的意象隱喻上的水下鋪路、借屍還魂、隔物說物的病灶外，最大的作用是讓閱讀者感到這是當代人在詩歌中說話，而不是唐代人在寫賦，清代人在寫詞，真正使詩歌進入了現時代的閱讀語感中。

儘管一些對口語詩歌認識一開始就錯位的詩人已經給這種詩歌造成了不良的影響，但是更多具有真知灼見的詩人正在口語的使用上開闢出越來越讓人信服的寫作主張。口語絕不等同於消滅寫作難度，口語並不是日常交流中已被世俗化框定的那種含義，它同樣存在著與最複雜的修辭信念及多元化的文學觀念相銜接的問題。所不同的是它的說話方式更為當下性而已。那些本屬於詩歌的各種元素同樣一個也不能少，比如口語詩同樣存在鍊字與鍊句的問題。這是當下所謂的「口語詩」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事實上它還有待於被人進一步認識。

新世紀以來中國詩歌的美學變化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新世紀以來的詩歌美學整合肯定還延續著上個世紀90年代的部分成果，比如追求詩人個體內心的獨特發現及獨立的人格擔承精神等。但也透露出了新形態下的寫作方向，這種方向主要表現在詩人的生活立場與文本立場兩個方面。一是詩人進一步擺脫了作為神的化身居高臨下的吟唱方式，而是以社會生活在場者的第一身份，統攝一個生活者在人世的一切世俗化的情感，對自身與世界的關係可以是審美的，也可以是審丑的。內心的視角更為多維複雜，在林林總總甚至是瑣屑庸常化的心靈揭示中，詩人的身份常常由一個主導生活的引領者變為一個事件的參與者，甚至是惡的或美的演出者。詩歌中的精神事件更為個人化與具體化，詩歌也隨之更為碎裂，並在這種碎裂中印證出更為紛繁與個性並存的世界面貌。詩人也通過這些具體的篇目，通過擔承自己在詩歌中的事件來擔承對世界的態度。眾多詩歌中對生活事件場景繪聲繪色酣暢淋漓的描寫，不但是這種詩歌美學態度的佐證，也形成了新世紀以來詩人們通過反思詩歌的精神立場後所形成的總體寫作傾向。二是詩歌文本的建築形體更為自由。如果說上個世紀90年代的詩歌文本還相對的顯得典雅的話，這個時期的詩歌則在外形上顯得不再「精緻」甚至再沒有傳統意義上的「金句拾貝」。隨之多元文化的相互交合與形態互為，詩歌在這一時期被詩人們更加地割裂成作為個體的文化品位與才情品位的試驗場。那種傳統意義上淺白的赤裸裸的為詩而詩，為詩言志，為人世擔道義的單一的美學觀，已經被各種新鮮的文本意識所分化。詩歌文本從逐字逐句判別向整體的效果移位，詩歌的意味不再以字句間的精美典雅為上，而被替代為個人性情下的美學定位，基本上是以生活的、粗糲的、在場的替代了哲思的、優雅的、神性的；整體力量替代字句間的優美追求。加上口語、事件、角色等元素的大量介入，那種當下性很強的詩歌在排斥傳統閱讀習慣中顯得十分不講道理甚至有點粗暴，但整體上的震撼感卻讓人耳目一新，它是生活的、面對面的，也是親切與受用的。也許有人認為這種詩歌已經不再是自己心目中的詩歌，也就是說它已不像記憶中的詩歌，而正是這種反叛，令詩歌烙上了這個時代的印記，也使詩歌提出了自己嶄新的美學主張。

詩歌創作如何應對網路時代？

必須歡迎網路詩歌的到來。它不是壞東西，只有被它嚇著的，或者因網路詩歌動搖了他自以為已有成就的詩歌地位並讓他的詩歌開始變得可有可無的人，才會感到它是壞東西。

網路打破了中國詩壇舊有的格局，或者叫重新洗牌，也給中國詩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與熱鬧。至少，它在當下詩壇所撐起的半邊天已成事實。誰生它的氣，誰才是真正的老了。網路顯而易見地作用於詩人與詩歌的有三點。一是衝擊了紙刊一統天下的局面，使詩歌的美學建設與評判標準不再由少數幾個人說了算，誰想控制詩壇或隨意給出好與壞的說法，也隨之有現場中廣大的網上詩人為之監督而不再有恃無恐。詩壇正按民間與官方調和後的格局走向它應該走向的去處。從這一點上可以說，這是詩壇真正意義上把腳踩在民間的土地上，讓詩歌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歸家。二是詩歌通過網路得到了更廣泛的交流。也許當前的詩歌只是在相對固定的人群中交流，而這毫不奇怪，因為現代漢詩也是一門專業藝術，既然分為專業，就必定有它相對的人群創造它研究它與欣賞它。至於在更廣泛的人群流傳的詩歌，又必定是經過時間篩選出來的。在當下文學期刊訂戶普遍下滑的情勢下，如果不是網路，不是眾多還熱愛著詩歌的人們在網路上通過詩歌交流，相互取暖，相互維護著詩歌在人心中的位置，中國詩歌的現狀勢必比現有的情況更為孤冷與難堪。這一點倒是歸功於網路又讓人們找到了接近詩歌的捷徑。毫無疑問，詩歌通過網路在某種意義上得到了更大面積的普及與支持。三是更多的新生代詩人通過網路浮出水面使自己的詩歌才華在極短時間內得到大眾的承認。我一直認為，在網路時代，只要你真正擁有才華，是沒有什麼可以遮蓋你的。由於網路給詩歌發表所帶來的便利，許多年輕的詩人已減免了他們的前輩們默默奮鬥甚至才華被長期埋沒的艱險期。網路的信息量及傳播性，極可能在一夜之間把一個默默無聞的詩歌新人推到一個相當閃耀的平台。新人的遴選往往不再由某個編輯說了算，而是在公眾的一片掌聲中被推出來。當然，這也給一些詩歌新秀造成了一種錯覺，以為詩歌本來就是輕而易舉的，從而忽視了詩歌需要長期艱苦沉下來苦心磨礪取得的內功。

網路對詩歌的好處是顯然的，但處在網路時代的詩人又必須很小心。面對眾聲喧嘩泥沙俱下的網路，真正的詩人除了身在其中識別它的血與沙，還應善於抽身而出，相對清醒地保持一顆孤獨的心。網路縱有千般好，作為詩人歸根到底的好只有一樣不會變，那就是同坐牛車、點油燈的李白、杜甫一樣，必須潛心做好自己的詩歌功課。網路之外，詩歌寫作中一切化險為夷的事，依舊靠詩人自己艱苦卓越地去拿下。唯此，詩人才能真正有立場地立身於網路的喧囂與取捨中，還原成詩人本來的身份。這也是活在這個時代的詩人共同的命，破與立、成與敗、毀與譽、聚與散，盡在當中。

一個詩人如何實現在社會發展中的價值？

一個是人文關懷價值，一個是文本建設價值。生活在自己現時代的國度，再超脫的詩人也不可能抓著自己的頭髮把自己甩到月亮上去。作為骨血里具有悲憫大愛精神的詩人，實現自己在社會發展中價值的途徑，就是通過自己的作品挖掘出具有這個時代特徵的痛與樂，哪怕這種情感帶有濃厚的私密化色彩，但屬於這個時代的，就是這個時代的；受眾認為你的情感是合理的，便是成立的。接著，你在作品中所散發的情感在多大程度上觸動了人們的心靈，讓人久久不能自已，又證明了你詩歌中所把握的情感的可信度及這種情感的質量問題。不要以為自己的一首詩歌能夠顛覆什麼社會面貌，一個詩人對自己能力的大抵估量是，我把想說的話說了，我就已經參與了身處的時代並對自己做出了交代。這種說法的效果具有兩個向度：我又一次增加了對自己靈魂的建設，也又一次增加了對社會精神引導的建設。這既是對自己的撫慰，也是對社會的託付。詩人的價值就在這種撫慰與託付之中。至於詩人的這種願望能在多大面積上收到成效，那要看社會對待詩歌的接受程度與詩人對自己作品的完成程度。詩人的另一個價值便是完成自己在詩歌美學建設上的能力問題。這也是折磨著詩人讓他終生頭痛而無法解脫的問題。詩人的身後總感到有一個魔鬼時時在追趕著他，嘲笑他在專業上的蕪雜，瓦解他業已建立在文字中的成就感，讓他感到自己在詩歌中依然十分不可靠。一個詩人在詩歌中最終要完成的可能不是他寄存在文字間的情感問題，而是他是否出色與到位的文本建設問題。每一個詩人的文本建設都要被提交到文本所處的位格上來拷問，也就是文本的高下之分與文本的開拓與守舊之分。這既帶有遊戲色彩，又是詩人通過文字提交給人們的實現情感質量的核心。一個詩人是不是站在詩歌文本建設的第一現場，他的文本建設是不是對當下的寫作與閱讀具有引領性作用，以及他在這種文本中所抵達的力度與層次，都影響到他作為詩人這個身份的可信度。我永遠是新的，這是所有真詩人的願望，事實上新陳代謝的慣性又極難讓他做到這一點。但是，一個詩人缺乏對自己文本建設的渴望，則反過來失去了他實現自己詩歌中情感建設的可信性。一個沒有前沿、堅實、可靠的文本握在手裡的詩人，他的情感願望再好也等於零。這也成了情感價值與文本價值最後相統一的終極問題。

新世紀以來國際詩歌交流頻繁，中國詩歌如何借鑒國外詩藝、體現民族性與世界性？

世界文化正在一步步變成混血兒。我們現在的傳統中，不但有屈原、李白、蘇東坡、曹雪芹，同樣也有列夫·托爾斯泰、海明威、埃利蒂斯、博爾赫斯。在網路時代的大融合中，一個民族的文化，要說自己還是原來的金身玉體，已經不大可能。但是，一個再好的外籍漢學家，骨血里的情感以及對我們這塊國土的認知度又絕不可能超越過我們，就像我們的留洋文學博士在操弄起文字的時候身上的漢語意識同樣在左右他一樣。國際意識通過相互的打通最後強盛起來的是相互間的文化雜色，而借鑒中也非誰一定優勝於誰的問題。中國新詩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來源於西方文化對漢文化的衝擊繼而出現白話文的結果，這種詩歌形式的出現，一定是李白、杜甫當初沒有想到的，而李白、杜甫、蘇東坡這些詩人至今仍能名冠天下，在當初同樣也並非是中西文化互融的產物。

說了這些帶有悖論色彩的話題，不是我質疑中國新詩向外借鑒學習的必要，我想強調的是如何回歸併且對漢詩如何強身健體的問題。亂吃補藥很可能會把一個人吃死，原因是這個人並不知道自己的身體真正缺乏什麼與需要什麼。中國新詩作為直接脫胎於西方文化的一種藝術形式，主動地更深層次地與國際詩歌相對接，吸納西方詩歌藝術中的思辨方法及各種表現手段是非常應該的，而沒有全人類都已想通可我們就是想不通或刻意不去想通的問題。別人無法替我們包辦的問題我想有兩個是至關重要的。一是中國詩人身上與生俱來的與自己這塊土地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悲憫感。這種悲憫感又帶有東方濃厚的參悟意識及玄學上的超脫思辨，西方詩歌中的澄明透徹與我們詩歌中的陰鬱牽掛到底哪個更有價值，我想值得深思。這種東西是深藏於一個民族骨血中的特質，要不要換血？換血了我們還是不是我們。二是世界意識如何在漢語的語義中得到合理轉換的問題。現代白話文及現代漢詩已有100年的歷史，而漢語意識卻在中國人身上作用了5000多年，無論我們拿來多少世界意識及外國詩歌的表現手段，最終要回答的是如何在現代漢詩中體現出來。囫圇吞棗肯定是不行的，漢語獨特的語感及字與字之間奧妙的關聯性，是其他民族語言所沒有的，在漢語的排他性與漢語的黏合性上，現代漢語詩歌與古漢語詩歌實際上是血脈相通的，我們正在完成的是我們手上的漢語詩歌，而非要極力地把我們的詩歌寫的像誰的一樣。只有在捍衛漢語精湛特有的語義結構基礎上，我們才有自己，才有世界性，並真正算得上繼承與發展了漢語詩歌的威嚴性。盡數拿來與回到漢語，這才是我們需要躬下身子去認真對待的事。那些懂得一些外文就想把漢語的頭蓋骨打開予以醍醐灌頂的人是令人驚愕的。

李白當初從老家川北江油乘舟騎驢去長安交流詩歌的時候，按路程及時限計算應該也相當於現在的詩人們去國外參加什麼詩會了。交流與借鑒的空間與長度是這個碼頭與那個碼頭的關係，而穿梭於各個碼頭間的不是流水，也不是舟船，而是那個行走中的人。這個人在不同的碼頭上學到了一些不同的方言，懂得了一些不同的風俗，他比別人豐富了，也變得厲害起來了，大體如此而已。

二十一世紀「及物」詩歌的突破與局限

羅振亞

21世紀詩壇的境況如何？它和以往相比到底出現了什麼新的品質，詩歌如果進一步發展要避開哪些誤區，人們又該怎樣去認識？ 批評界有兩種極端對立的觀點。其中爭議最大的主要還是來自詩歌與現實關係的處理問題。或者說，新世紀詩歌所有的矛盾性現象的滋生，都和及物問題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及物詩歌的優長：和現實的深層「對話」

21世紀後，詩歌所面臨的生態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15年中國經歷了太多的悲傷和驚喜，一系列的事件使詩人們根本沒有辦法將自己從置身的周邊現實中抽離，而必須去參悟承擔的倫理內涵和價值，更逼迫著詩歌必須走出過於自我和純粹的藝術苑囿，謀求和現實關係的重建，有時詩歌甚至以行動化的方式介入時代與人生的中心。如白連春的《一個農民在地里侍候莊稼》彷彿是直接從泥土上長出的精神作物，帶著農人的體溫和呼吸，鮮活具體的農事細節及過程呼之欲出，更見出了農民命運和土地關係思考的深度，雖落筆於「一個農民」，卻隱約閃回著詩人對人類遭遇的憐恤之光，底層的拙樸、酸楚和艱辛自不待言。而田禾的《一個農民工從腳手架上掉下來了》就是不折不扣的「問題詩」，是一個工地「事故」的記錄和曝光，指向的卻是對社會良知和人類道德的精神拷問，農民工連生命的安全尚且無法保證，還談什麼權利和幸福？「驚叫」與「平靜」、死亡與冷酷等悖論矛盾視象所包含的張力，賦予了詩歌一種強勁的社會批判力和情感衝擊力。

需要指出的是，隨著詩歌和現實生活交合點的增多和面的拓展，向日常化世界廣泛敞開，詩人們自然不會再滿足於相對內斂的意象、象徵手段的打磨，而嘗試借鑒敘事性文學的長處，把敘述作為維繫詩歌和世界關係的基本方式。江非的《時間簡史》短短的倒敘卻有著類乎小說、戲劇的綜合品質，濃縮著農民工特殊的生命長度，日常化的畫面、細節刻寫，清晰而沉靜的情緒敘述，切入了鄉土與人的命運的悲涼實質，也顯示出詩人介入複雜生活題材的能力之強，這種詩性敘述為詩歌平添了幾許堅實、具體的生活氣息，使詩歌在抒情之外又開闢出了一個新的藝術生長點。

21世紀詩歌和現實關係狀態的重建，將詩從縹緲的「雲端」請回了堅實的「大地」，改寫了新詩略顯空泛的形象內涵，生髮於日常生活中的個體卻通往人類深層情感和經驗的意蘊發掘，一方面提升了現代詩的詩意品位，一方面強化了詩歌本體觀念的骨質密度。

「及物」詩歌的局限：本質偏失與技術滯後

與80年代、90年代相比，新世紀詩歌對重要詩人和經典作品的輸送不多，形成這種局面固然和時代的文化氛圍、讀者的接受心理等因素有關，恐怕其中重要的一維和「及物」策略的選擇脫不開干係，且不說「及物」在詩人的所有創作中覆蓋面有限，即是它本身也不無問題，所以能夠令新世紀詩歌持續前行，只是其失誤有時也讓新世紀詩歌步履蹣跚，不夠穩健。

在「及物」意識的統攝下，很多詩人紛紛關注身邊的事物。遺憾的是，如今不少詩人過於崇尚個人情感的咀嚼與品味，沒有考慮將自我的觸鬚向外延伸，接通自我和社會、時代的聯繫，最終多數人關心的洪災、反腐、疾患、民生、環境污染等可能寄寓大悲憫的題材被輕而易舉地懸置，飲食男女、吃喝拉撒、鍋碗瓢盆、風花雪月等雞零狗碎、無聊瑣屑的世俗吟唱無限蔓延，將個人化降格為私人化，詩魂自然也就被淹沒在日常生活的海洋之中了。新世紀初的「下半身寫作」、「垃圾派詩歌」已有公論，「日常」固然「日常」，審美卻喪失了。這種「及物」雖然和假大空的抒情模式不同，但卻置轉型期國人的靈魂震蕩、歷史境況及其壓力於不顧，缺乏終極價值的關懷，還停浮於一般性的呈現層面，表現的局部真實在恢復一些事相的同時遮蔽了更多的事象，有了人性的細節與氣息，現實性的共感效應卻明顯減弱，所現之物遠沒有觸及生活的本質與核心，實際上是對「物」本質的嚴重偏離。

和過分個人化的自我撫摸、放棄精神提升的泛化「及物」寫作相比，有些對「物」明顯誤讀與歪曲的詩歌，則構成了更可怕的本質偏離。新世紀詩壇有很多詩歌的發生不是因為生命的感動和顫慄以及生活的觸發與召喚，而是書本和知識，是由於刺激好玩、發表方便和各種獎項與稿費的誘惑。他們的作品看上去也像模像樣，也不無細節的營造、情緒的起伏，有時技巧打磨得煞是圓熟，能夠唬住很多缺少經驗的讀者；可仔細品味就會發現它們無關生活、生命、靈魂與情緒，匠氣世故，四平八穩，是地地道道的「網上建築」、「紙上建築」，或者說是充滿「為賦新詩」色彩的偽抒情，沒有走心、走腦的集體仿寫，和「假大空」同樣令人生厭的「假小空」，是對生活和生命本質更深層的偏離。如地震詩歌中大量作品審美水準低下，不但多是記錄地震期間人們的原始情感反應，連意象、語彙、調式也都驚人地一致，好端端的題材視域被詩人們窄化成了趨同的「集體創作」。特別是還爆發出一些簡單空洞而又矯情的「應時」、「應景」的不和諧之音像《江城子·廢墟下的自述》，敗壞的不僅僅是讀者的胃口，更有詩歌在社會上的聲譽。

如果說「及物」很多時候解決的是寫作立場，那麼在詩里該如何「及物」，使日常現實經過轉換成為一種詩性現實，決定了詩歌面臨的藝術困惑更為嚴重。那些走「及物」路線的詩人，多來自於底層，文化底蘊不很深入，對他們而言，「『生活』的重要性可能要遠大於『詩歌』」，他們的詩歌狀態一般都樸實無華，元氣淋漓，具有一種直指人心的衝擊力；而另一面則是常常混淆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的關係，誤把真情實感的流露當做最高的境界，缺少把實情轉換、上升為詩情的意識和能力，在構思、謀篇、語言上缺乏錘鍊和節制，結構臃腫，敘事啰嗦，想像力弱，有時甚至把詩降格為一種無難度寫作。這種技術滯後傾向在打工詩歌、底層寫作、地震詩歌、介入性詩歌那裡，都是一個共性的存在。它們那種真切的細節、強烈的現場感、生命的痛楚與酸澀，常常伴著不會拐彎抹角的語言和抒情方式，直接推到讀者面前，讓人猝不及防地被擊中，生出縷縷疼痛和憐憫；可就是缺少那麼一點兒回味的餘地，生活情境未經剪裁、構思直接搬入詩歌的空間，事態、辭彙間過於連貫的線性思維結構，沒有節制和跳躍的細碎敘述，驅走了詩歌固有的凝練、精美，韻味不足。對「物」的本質的偏離與誤讀，和藝術標準大幅度攀升的語境下技術水準下滑、滯後造成的形式飄移與牽拉，使新世紀詩歌在「及物」之路上現出了步履凌亂的窘態。

找准方向後的「度」的調試

「及物」使新世紀詩歌找准了方向，但「及物」的路究竟還能走多遠，如何才能走得輕鬆快捷而又穩健有效，該怎樣巧妙地避開隱蔽的路障和暗藏的「陷阱」？我認為「及物」的對象選擇宜恰適、合理，「及物」的同時不能放棄精神提升，最好能夠提供出一定的新的精神向度，「及物」更要講究詩藝的自主性建構，注意各個藝術環節的打造。同時在「及物」和「不及物」之間尋找一種必要的平衡，是詩歌立身的長久之計。詩歌與現實的距離是永遠的存在，也構成了對所有詩人不斷的拷問，處理起來好像極其容易，又很難妥帖，貌似簡單，卻耐人尋味。

在明白和朦朧之間取得恰適的點，值得詩人們斟酌。「及物」的直接反應，是事態、細節、動作乃至人物、性格等敘事性文學要素的強化，「敘事」在短時間內躥升到顯辭的地位，其結果也勢必帶來散文化和冗長的流弊，而內視點的詩歌的魅力卻在於其含蓄、凝練與驚人的想像力，它的美就在於隱與顯、朦朧與晦澀、可解與不可解之間；因此「及物」詩歌不可讓敘事喧賓奪主，將詩歌引入過於拘謹實在的泥淖。

龔學明

所謂詩歌的新時代，應該是指在中國新詩走完第一個100年、中國改革開放走過了40周年的這個特別的時代，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新時代的詩歌到底怎麼寫？朝什麼樣的方向發展？這個問題的確值得思考。每一個詩人都處於創作的醞釀之中，如果我們創作的詩歌在走老路或者走歪路，那麼只能降低自己的追求和格局，陷於自我娛樂或陶醉，更談不上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留下什麼地位。應該說，在當下，很多詩人的創作是盲目的、率性的，缺少總結和思考，大多數作品，要麼是不能為人讀懂，追求西方詩歌的「現代」，要麼詩歌寫個人的小感覺，無足輕重。我們應該讓更多的詩人了解未來中國詩歌的主流寫作方向、審美追求。新時代中國詩歌應走自己的特色道路，即創作在中國特有的社會制度、文化傳統背景下的詩歌，應該是對中國傳統詩歌文化創新和傳承下的詩歌，「有當代生活的底蘊，而且要有文化傳統的血脈」。

新時代中國詩歌要有中國味道

眾所周知，中國新詩是在向外國詩歌學習中成長、發展的。在新文化運動中，胡適以倡導白話文聞名於世。他1917年1月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成為倡導文學革命的第一篇文章，開始倡導用白話文寫詩。1920年出版的《嘗試集》主要表現個性解放、人道主義和民主自由等深受西方觀念影響的詩。胡適說：「我們做白話詩的宗旨，在於提倡詩體的解放。有什麼材料，做什麼詩；有什麼話，說什麼話；把從前一切束縛詩的自由枷鎖鐐銬，統統推翻：這便是詩體的解放。」

新文化運動之後，新詩風起雲湧，新中國成立前的30年間，各種新詩的藝術流派很多，新詩的前途和道路在哪裡，引起眾多詩人的探索，正如聞一多先生說過，「在這新時代的文學動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詩的前途。」（《文學的歷史動向》，載《聞一多全集》第一卷甲集第205頁）而向西方現代派學習，向西方現代派主流象徵主義學習，成為一大主流。尤其是象徵主義詩歌，在中國形成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的早期象徵主義詩派、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繁盛期象徵主義詩派和20世紀40年代後期的多元期九葉詩派。詩人們大多久居國外，或從國外歸來，深受西方現代詩歌的審美和寫作方法影響。

向西方學習詩歌寫作，從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朦朧詩，直到現在的知識分子寫作，都充滿著「翻譯體」的印痕。而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出生的年輕詩人，則絕大部分沉浸於翻譯而來的外國詩歌中。

新時代中國詩歌要有中國味道。外國詩歌固然可以學習。可惜的是，在西方哲學背景下建立起來的西方現代詩歌，無論思想內涵，還是行文、技巧等，都離中國味道較遠。向西方學習而來的詩歌，內容上消沉、晦澀，沉醉於個人的囈語，或者將詩歌純粹作為藝術來創作，追求所謂的純詩歌，或無意義寫作，不考慮讀者的需求和共鳴，甚至人為設置障礙，追求所謂的陌生化寫作、難度寫作。

一些有見識的詩人，在經歷多年的對國內外詩歌的解讀、剖析，經過艱苦的創作探索和深思後，重新向中國傳統詩歌文化學習，汲取營養，試圖創作出有中國味道的詩歌。什麼是中國味道？中國特色的詩歌文化與西方詩歌文化一個最明顯的區別是「文以載道」「詩以道志」（《莊子·天下》）。中國的詩人從來都不是為自己寫作的，而是一定會考慮詩歌的社會功能價值，即影響他人和社會，中國詩歌傳統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在倡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點上是一致的。詩歌理論家呂進教授曾告訴筆者，當代詩歌向傳統詩歌要學習的正是「家國情懷」，這令人猛然一驚，當代詩歌已經丟失了這寶貴的詩歌之骨了。

中國發展到今天，還沒有達到高度發達的現代水平，與西方現代社會相匹配的現代詩歌並不完全適合中國國情，在寫作方法上，也不具有完全的現代主義風格。《詩刊》2018年第6期上有一篇《新時代詩歌和百年新詩的建設》的評論文章。文章說，「從某種意義上說，詩歌的本質是現實和浪漫的統一，不需要人為再進行風格的細分。在一個多元文化發展的時代，各種風格流派都在相互影響並達到最終的融合，現代詩歌也已經不再僅是感受和技巧豐富的解構或結構，而是現實主義的觀照和浪漫主義理想的融合，因此簡單地再以現代詩歌、現實主義詩歌、浪漫主義詩歌區分已經不適合當前詩歌的創作和研究。」這應該是中國特色的現代詩觀。中國詩歌的「中國味道」就應該是這樣子的。

新時代中國詩歌

應有主流審美的詩歌

中國詩歌可以成為社會主流文化，如今詩歌在全社會和文化中的邊緣化和小眾化令人難以置信。究其原因，是大多數詩歌放下了自己應有的責任和大格局，詩歌內容脫離自然、人群、社會，而認為詩歌是個體性寫作，只關注個人的情感，甚至內心隱秘的部分，非意識、超意識、潛意識等，最後變成了個人的詩性日記，甚至只為自我娛樂。

在一個百花齊放的時代，自然允許各人有自己的寫法和藝術追求，但社會應該有所倡導，應有主流審美的詩歌。主流審美的詩歌包括具有家國情懷、有筋骨、有痛感、有力度、有時代印記的詩歌，也包括透明向上、有溫度、有豐富情感色彩、有濃郁生活氣息和讓人動心的各類詩歌。習近平總書記說，「好的文藝作品就應該像藍天上的陽光、春天裡的清風一樣，能夠啟迪思想、溫潤心靈、陶冶人生，能夠掃除頹廢萎靡之風」。自然主義詩歌、親情詩歌等都呈現出向上的詩歌特色，歌頌自然之美、親情之寶貴等，令人熱愛自然和家庭、社會。一些主題類詩歌，如海南今年舉行的吟詠海洋詩歌大賽、江蘇2018年舉行的「我們走過40年」詩賽，都以主題的鮮明性、內容的貼近性而受到詩人和廣大讀者的歡迎。詩賽收到詩歌作品兩萬多件，顯示出社會和作者對詩歌的巨大熱情。我們認為，只要詩歌回歸到生活中來，寫讀者關注的題材、想寫而寫不出的情感，注重傳統詩歌的大眾閱讀意識和詩歌的社會功能，詩歌一定會回到人群中去，新時代中國詩歌可以再回到社會成為主流文化。一部《全唐詩》「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展示了唐詩的浩然氣象。新時代以詩來展示其特色和成就也就順理成章。

新時代中國詩歌

要有高度的藝術性

不可否認，現代社會已是精緻的社會，農業社會的粗放與現在不可比擬。體現在文學創作，具體為詩歌創作上，應該具有工匠精神和工藝意識。簡單地將詩歌視為政治的工具而忽視其藝術特性，是不可取的，而創作的粗製濫造也是不被這個時代的讀者所允許的。詩歌的藝術性是要體現詩歌具有的美的本質。

中外詩歌在對美的追求上各有特色，又有相近之處。中國詩歌早在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就有賦比興的藝術寫法，外國現代主義詩歌則講究用象徵、隱喻和明喻、反諷等手段，中外的這些方法其實是相通的，這多少令人感覺到不可思議，又體會到人類在藝術追求上的共同性。在藝術性上，中國詩歌具有獨特的內涵，連外國詩人如美國的龐德、墨西哥的帕斯等都在學習和推廣，中國傳統詩歌獨有的意象和空靈的意蘊，讓他們讚歎不絕。

中國詩歌藝術和繪畫、音樂藝術一樣都特別講究虛實關係，虛實相生,虛實結合, 言已盡而意無窮,這種美學追求令人回味不已。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的詩人張執浩在《詩歌的誠意》一文中說，「完整的詩歌應該是由兩部分構成的：說出的部分和未說出的部分。沒有前面『說出』的那部分，後面『未說出』的部分就不成立；但僅有『說出』的部分，這首詩的價值將大打折扣。事實上，『未說出』的那一部分才是成就這首詩的關鍵，猶如海床與灘涂的關係，所有的平靜或洶湧都不是無中生有的。……說出的太多則容易滿溢，該說出的未說則容易造成滯澀。在說與不說之間，寫作者的心智經受著巨大的考驗。高妙的寫作者總是知道一首詩應該在何處停筆罷手。」

總之，中國新詩經歷100年的歷史，詩歌應該從向外國詩歌的學習逐漸轉向對中國傳統詩歌的適度對接，進行中外古今的進一步糅合，形成社會能接受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新美學標準和思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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