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的近代圖書館事業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創立圖書館的國家之一，早在公元前兩千多年，周期就有相當於今天國家圖書館的機構——盟府。歷代對圖書文獻的整理和保存均給予極高的重視，我國古代圖書館事業相當發達。但無論公藏私藏，均是重在收藏，處於名副其實的「藏書樓」階段。作為普及文化，傳播新思想、新知識，啟迪民智，培養人才的近代圖書館，則是晚清以來，受西方文化的衝擊，傳統文化向近代變遷過程中的產物。
19世紀4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以堅船利炮開路，大規模打入中國，我國幾千年來封建傳統文化受到了全面而深刻的衝擊，危機由軍事而政治而社會，直至文化本身。清醒的中國人終於認識到「不如夷」的現實，此後的半個多世紀，中國人便在「師夷以制夷」方面思考、探索和奮鬥。「師夷長技」、「中體西用」、「全盤西化」等理論相繼提出來，西方的技藝器物、格致之學，以致思想觀念、政體制度等大量介紹進來，西方近代性質的圖書館也是在這個背景下被引進來的。
我國近代圖書館萌芽於19世紀下半葉的洋務運動後期。
起於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是一個旨在發展工業、建設國防，富國強兵的工業近代化運動。工業近代化運動推動了政治、文化的近代化進程，這一時期，外國商人和傳教士在五口、香港和東南沿海地區開辦了一批近代文化措施，如辦中英文報紙，開譯書館，辦洋學堂，開西醫醫院，建圖書館等。1847年創辦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徐匯公學、徐家匯天文台、博物院以及徐匯師範等都有自己的圖書館。1849年上海英租界組織了專供西方僑民及少數中國納費會員使用的「書會」，英人偉烈亞力1857年創立「上海文理學會」，內設有圖書館，專門收藏東方圖書，香港博物院「藏西國書籍甚伙，許人入內翻閱。輿地之外，如人體、機器、無不有圖，纖毫畢具。院中鳥獸蟲魚、草木花卉，神采生新，創造之妙，殆未曾有。」（王韜《漫遊隨錄》，見《走向世界叢書》，嶽麓書社，1985年。）
19世紀80年代以後，來華外國傳教士先後撰著《德國學校論略》、《七國新學備要》、《文學興國策》等書，宣傳西國教育及圖書館。楊格非、李提摩太等人還在上海發表講演，宣傳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隨著中外接觸日益頻繁，一些駐外使節和出洋遊歷的知識分子，在此期間也不斷撰著遊記、日記等介紹西方文化和近代圖書館。
第一位出洋遊歷的知識分子王韜，1883年著《漫遊隨錄》，其中詳細介紹了法國巴黎的圖書館和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館。1881年曾奉命出使德國的欽差大臣李鳳苞也介紹了參觀過的柏林書庫。他們介紹了歐洲近代圖書館的特點，如：收藏視野開闊，不囿於宗教和國別、書庫與閱覽室分開，並有十分便利讀者的閱覽設備，每天接待數百人，圖書任人檢讀，還有近代的防火建築及庋藏方式等。尤其是近代歐洲不尚詩文、注重實學，以民族的教化為本，注重文化普及的價值觀念，使他們感慨最深。
在這種文化氛圍中，我國近代圖書館觀念開始萌發，19世紀90年代洋務思想家鄭觀應首先撰文大力鼓吹建圖書館。「泰西各國均有藏書院、博物院，而英國，書籍尤多，自漢唐以來，無書不備。……此外，如法蘭西，書樓共五百所，藏書凡四百五十九萬八千冊，俄羅斯，書樓共一百四十五所，藏書凡九十五萬三千冊；德意志，書樓共三百九十八所，藏書凡二百二十四萬冊；澳大利，書樓共五百七十七所，藏書凡五百四十七萬六千冊。……獨是中國，幅員廣大，人民眾多，而藏書僅此數處，何以遍惠士林。宜飭各直省督撫於各廳州縣分設書館，購中外有用之書，藏貯其中（凡外國未譯之書，宜令精通西文者譯出收儲）派員專管。無論寒儒博士，領憑入院，即可遍讀全書。至於經費，或由官辦，或出紳捐，或由各省外銷款項、科場經費，將無用有名之度，稍為撙節，即可移購書籍而有餘。……」（鄭觀應：《盛世苞言增訂續編》卷四「藏書」，轉引自《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第5頁，中華書局，1982年）。
19世紀90年代初，我國近代性質的圖書館已露端倪，它們首先產生於舊式教育的高等學府——書院當中。在近代，高等學校是國家文化學術重心所在，這大概是東西方近代圖書館不約而同地首先產生於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國第一個具有近代性質的圖書館是廣雅書院的藏書樓——冠冕樓。光緒十三年（1887）兩廣總督張之洞在廣東創辦廣雅書院，第二任院長（1890～1894）朱一新是一位經世致用主義者，學術思想相當開闊，他親自向學生講解重學、化學、光學、氣學等的作用、意義及有關譯著。至光緒二十四年該校正式開設西學課程。在此種維新學術空氣中，廣雅書院冠冕樓被建設成有鮮明近代色彩的圖書館。首先，它的藏書內容已突破了傳統觀念，著眼於應用。除了傳統的經史子集叢書外，當時流行的西政叢書，西學大成、西藝新知、泰西新史攬要、各國交涉公法等等漢譯西書均有收藏。其次冠冕樓有嚴格的管理制度，設掌書生二人，專門管理藏書，同時又有便利讀者的閱覽規則及措施。院長朱一新還親自編印藏書目錄，發給院生人手一冊，以便檢目借閱。為方便院生夜間閱覽，在院生住宿的齋院附近另設有小書樓，收有必讀參考書。冠冕樓的藏書，有複本的也供院外士人借閱。
冠冕樓所藏西書，引起了師生對西學的研究興趣，如院生蔡爰諏在院期間曾創「求地球半徑差一法」，撰有「天算捷表」，朱一新過目後付梓。院生黎佩蘭曾製作「天體儀」、「測量度板」、「倒立二景晷」等儀器。民國間任教北京高等師範、清華學校的著名教授汪鸞翔，在廣雅期間對西方算學、物理、宗教、科學與迷信等方面都有較深思考。近代圖書館對於培養新型人材已有顯著貢獻。
在我國，大力呼喚並正式建立近代圖書館是在甲午戰爭之後。甲午戰爭使中國近代史發生了重要轉折，「師夷」的內容從技藝器物上升到政治制度和思想觀念。理智的中國人終於領悟了立國之本不在兵事而在政教。他們認為，「數十年來，紅種黑種之人日少一日，惟白種人獨盛。所以各種皆微而白種獨盛者，由於強弱不同，實由於智愚迥異。……強以智，不以力，……保種必先開智，開智方能自強。」（《南學會會長皮錫瑞講演》，見《湘報類纂》乙篇下，第13頁）「今我不若人矣，可奈何？如恥之，莫如為學。學則智，智則強，愚則弱，弱者大國鄙我，小國犯我。」（壽富「知恥學會後敘」，見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第220頁，台北華世出版社，1982年）嚴復也強調「今吾國之最患者，……尤以瘉愚為最急」（嚴復《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見《嚴復詩文選》，第1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
光緒末年，在資產階級要求文化啟蒙的時候，西方近代圖書館向大眾開放，傳播新思想、新知識、培養人才的社會教育功能，受到維新思想家的重視。汪康年在1896年11月1日《時務報》上撰文指出：「今日振興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纔則必新學術，新學術則必改科舉，設立學堂、定學會、建藏書樓……。泰西之藏書樓，藏書至數十百萬卷，備各國文字之書。斯三者皆興國之盛舉也。」康有為於1895年上書光緒皇帝，「請皇上大開便殿，廣陳圖書」，並說三年之後，書藏遍設，報館盛開，諸學明備，成才如麻，百廢舉而風俗成（《南海先生上書記》卷三，見《中國古代藏書及近代圖書館史料》）。梁啟超在其主持的《時務報》上撰《變法通義》一文，一再強調建圖書館，普及文化、培養人才的重要。羅振玉、王國維創辦的《教育世界》雜誌，經常介紹歐美、日本等國的公共圖書館及圖書館教育的情況。羅振玉還撰文，建議由學部倡率，京師及各省城均建圖書館，收藏中西日文書籍，供民眾閱覽。
創辦圖書館的社會輿論到戊戌時期達到高潮，近代性質的圖書館也在戊戌前後組創的各種學會中首先普及開來。
1895年7月，汪康年、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以謀求自強之學為宗旨，發起組建「強學會」，開創了一所學會圖書館——琉璃廠書藏。 1897年以後組建的學會絕大多數設有圖書館，訂有簡單的閱覽章程。它們大多是由會員捐款，購買中外經世有用之書，藏於公所，供會內同仁借閱。會外有志讀書者，有的可以出資租書閱讀，有的由保人介紹即可在會內閱覽。有的學會藏書相當有特色，例如，上海地圖公會收藏中外新舊地圖甚為豐富，蘇州的蘇學會藏書分為六門：史學、掌故學、輿地學、算學、農商學、格致學。至於訓詁詞章之學則有明文規定，一概不收。兩粵廣仁善堂聖學會藏書樓則於「西人政學及各種藝術圖書旁搜採購」，「併購天球、地球、視遠、顯微鏡、測量藝學各新器，皆博攬兼收，以為益智集思之路。」（《知新報》第十八冊，見《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第104頁）在上海頗有影響的農學會，翻譯出版了一批「東西洋農報農書」，推廣近代農業知識。長沙南學會藏書樓准人入會看書，以益寒士。
官辦圖書館的大量湧現是清末近代圖書館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維新運動的直接產物。
甲午戰爭失敗這一血的代價，換來了近代中國的文化覺醒，維新派倡導新思想、新文化的改良主義思想在朝野內外得到廣泛認同，一些有眼光的朝廷大臣也提出了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從根本上振興民族的主張。
1896年吏部尚書孫家鼐在「奏辦官書局章程」一文中，建議設藏書院，同年刑部侍郎李端棻上「請推廣學校折」，把設藏書樓、創儀器院、開譯書局、廣立報館、選派遊學這五個方面看成是「有與學校之益相須而成者」，建議「自京師及十八行省省會咸設藏書樓」，調殿板、官書局所刻書以及同文館、製造局譯印之西書，妥定章程，許人入樓觀書（《變法自強奏議彙編》卷三，見《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
1898年，在百日維新運動中，我國第一所近代高等學校——京師大學堂成立了。孫家鼐為第一任管學大臣，由他主持修改頒布的「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第一章就有設圖書館的規定，1902年大學堂藏書樓正式成立，這是我國官辦的第一所近代性質的大學圖書館。
官辦圖書館的建立，隨著光緒末年教育改革的進行而加速了步伐。光緒末年、民國初年所建高等學堂仿照京師大學堂章程，都陸續開設了圖書館。1898年「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體現了清政府對設立近代圖書館的倡議和指導，1910年清學部頒定「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20條，規定除開辦京師圖書館外，限各省圖書館「於宣統二年一律成立」，「各府、廳、州、縣治應依籌備年限以次設立」。這些政令的頒布促進了地方官辦圖書館的成立。
最早是1898年12月成立的杭州藏書樓，後改名省立浙江藏書樓。1904年湖南省圖書館博物館、湖北圖書館、浙江海寧州圖書館、福建圖書館成立。1906年有黑龍江省圖書館，1907年有奉天圖書館（即今瀋陽市圖書館）、直隸圖書館，1908年有江南圖書館先後成立。
光緒末、宣統至民國二年（1908—1913）這六年間，一批省立圖書館相繼成立，包括山東、山西、河南、吉林、雲南、陝西、廣東、廣西、甘肅、貴州等。另有一些市立圖書館，如保定直隸圖書館，以及大學圖書館大批建成，如滬江大學圖書館、武昌文華公書林、華西協和大學圖書館、清華學校圖書館、金陵大學圖書館等，還有一些專門圖書館（如東三省陸海軍圖書館、武進商會圖書館）和通俗圖書館（上海工部局華童圖書館、京師通俗圖書館）湧現出來。
光緒末年，設新式學堂，開報館、譯印西書，獎勵留學，國民的文化觀念有了很大進步，有志之士爭相閱讀時事新書新報，建圖書館已成為一種社會需要。這一時期，私人捐款捐書辦圖書館，蔚為風氣，對我國近代圖書館的發展有很大貢獻。
紹興古越藏書樓，是近代第一家私人建立的著名公共藏書樓，1903年正式開放。樓主徐樹蘭是維新派人物，創建藏書樓的宗旨是「存古」與「開新」，收藏新學書籍達960種之多，「凡已譯未譯東西書籍，一律收藏」。
徐樹蘭首開我國私人建公共圖書館的風氣，其後許多地方官紳紛紛效法。1901年安徽何熙年等約集地方紳士捐資，租賃民房18間，創建安徽省藏書樓。
1907年吉林省提學使吳魯捐廉俸5000兩銀建圖書館。1908年直隸提學使盧靖捐5000兩銀，在保定建省城圖書館。盧靖曾任北洋武備學堂算學總教習，光緒三十一年（1905）被派往日本考察學務半年，主張以西學、西法補中國教育之不足。他歷官所至，以興辦新武學堂、建圖書館為務。早在光緒二十二年知豐潤縣時，就在豐潤縣書館中附設了兩所圖書館。在直隸、奉天提學使任內，又創三所省立圖書館。民國以後他捐資興建南開大學圖書館、私立木齋圖書館等。
廣東近代著名藏書家梁鼎芬，是光緒末年積極提供建公共圖書館的人物之一，廣雅書院的冠冕樓就是他主持創辦的。此後他捐出「葵霜閣」部分私人藏書於1911年在廣州開辦「梁祠圖書館」，供當地學生使用，另一部分捐給鎮江焦山書藏，供書院學生使用。宣統二年梁鼎芬在京師參觀廣東學堂後，發動親友為學堂捐書兩萬多卷。梁鼎芬過世後，其子遵囑將梁祠圖書館全部600餘箱圖書以及原藏於光緒陵園中的20餘箱書，贈給了廣東省圖書館。
頗具維新思想的張元濟，光緒末年與陳昭常、張萌堂等人在北京開辦了「通藝學堂」，教授英文、數學等科目，1897年創建了通藝學堂圖書館，這是我國第一個使用「圖書館」這一名稱並訂有章程的近代圖書館。1904年他又創辦了一所圖書館，就是民國初年最大的一所私立圖書館——東方圖書館，它以藏書之多和公開閱覽而聞名全國。
19世紀末開創的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在我國圖書館史上佔有重要的一頁，近代圖書館發展的狀況，反映了我國傳統文化的近代變遷的一個側面。
普及文化，提高全民的知識水平，這是近代社會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鬥爭的一個共同需求。我國近代圖書館，就是在這種要求全民族普遍教化的文化覺醒中被提到歷史日程上來的。
晚清近代圖書館的功能有了質的變化，它不再是單純地典藏舊籍，而是把搜集和傳播最新的知識作為重要任務。新建圖書館收集了十幾家報館翻譯的東西文報紙；進步社團鼓吹革命的刊物；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的譯著，如《路索民約論》、《彌勒約翰自由原理》、《法蘭西人權宣言》等；敘述歐美滅亡國家愛國志士謀求光復的民族革命小說；介紹歐美資產階級革命的譯著《美國獨立史》、《俄國革命戰史》等；介紹國際形勢和外交鬥爭的《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東西洋將來之大勢論》等等。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中，近代圖書館起到了普及新知識、宣傳新思想的強有力的鼓動作用。
開放服務是近代圖書館的一大特點。近代圖書館一改舊式藏書樓書束高閣、深秘自珍的封閉狀態，開放服務，熱情歡迎讀者閱讀新書新報。強學會所藏「會中人視為拱璧」的一幅世界地圖，「日出邀人來觀，偶得一人來觀，即欣喜無量。」（梁啟超《蒞臨北京報界歡迎會演說詞》）廣雅書院冠冕樓不僅供院生使用，同時也接待院外士人。古越藏書樓不需鋪保，不要押金，只要申明願遵守規則，提前申請，便可入樓閱覽。書樓還免費供應茶水，備有庖丁，遠道讀者只要事先接洽，即可在書樓用膳，其為讀者服務之熱忱可見一斑。安徽省藏書樓雖是本省鄉紳個人集資所辦，但也同樣接待外省籍讀者。蘇學會藏書樓更為開放，每次可攜出2本圖書，館外閱覽，5日內交還。
近代圖書館在經營思想上與中世紀圖書館最根本的差別就在於，它要最大限度地縮小人與圖書的距離。科學的分類和編目方法，使讀者儘可能方便地了解館藏、使用館藏，是縮小人與圖書距離的重要手段，我國近代圖書館學者在這些方面付出了艱苦的努力，光緒末至宣統年間，在分類方法上有了成功的突破。古越藏書樓分學部、政部兩大類，天津直隸省圖書館創立了十二大類分類法。1909年孫毓將歐美通行的分類目次稍加變動，提出了二十部分類法。編目理論與方法的研究，則是在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才取得顯著成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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