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斌：行走在文史之間——我與《全唐文》作者小傳的研究
在我的諸多研究對象中，《全唐文》的作者小傳雖然是較早的一種，但其作為一份與文史密要相關的學術成果，卻一直到了2019年才予以推出，其中酸甜苦辣之種種，是頗值憶念與回味的。所以，在約五十萬字的《全唐文作者小傳辨證》完稿後，我即又撰寫了這篇屬於「治學自述錄」（具體參見黃山書社2012年版《王輝斌學記》甲編）範疇的小文，以對其略作回憶與總結。
一
在我四十多年（1977—2019年）的學術生涯中，對《全唐文》作者小傳（為便於行文，以下簡稱「小傳」）的考察，是我所經歷時間最長的一次「面牆背芒」（袁桷序《困學紀聞》語）式的研撰，之所以說時間最長者，是因為其之由始而終，乃有整三十五年之久。三十五年，一萬二千六百天，這對於一個學者而言，無疑是其最美好年華之所在，因為無能是誰，都是很難再有一個三十五年供其進行研撰的。所以，在與「小傳」相伴而行的三十五年中，有許多與研撰相關之事之人，一直儲存在我的腦海里，有時則因了憶念之故，而如電影般映現於我的眼前，以致心情如微風般輕撫著水面，久久不能平靜。
事情還得從1984年說起。在此之前的1978—1982年，我曾對《全唐詩》通讀一過，並寫下了近四十萬字的讀書筆記，因此之故，而引起了我欲通讀《全唐文》的興趣。於是，從 1984年3月始，我便開始了對《全唐文》的通讀。在通讀的過程中，最令我喜好的是五大類文章：一曰「記序文」，二曰「詔制文」，三曰「碑銘文」，四曰「書啟文」，五曰「傳狀文」。從文學四分法的角度審視，在這五大類文章中，除「記序文」與「傳狀文」中的「傳」為「文學性散文」外，其餘則為「非文學性散文」（也有少許為「文學性散文」）。但儘管如此，二者各自的作用與功能，卻是相當之明顯的。如通過對「文學性散文」的通讀，有助於對唐五代文學散文發展與繁盛之況的認識；而於「非文學性散文」的通讀，則是了解與把握唐代典章制度、宮廷文化、士人生活等最有效的一種途逕。這兩大類「散文」，所代表的其實就是《全唐文》中的「文」與「史」，且皆具內容豐富之顯著特點。正因為我是如此認識《全唐文》的，故而我對上述五大類「散文」，乃讀得相當細心，有時連斷句標點也曾推敲再三。至於其它「散文」，雖然也曾通讀一過，但其卻並非我之精心以待者。而此，便成為了我對一部《全唐文》文本細讀與泛讀的分野所在。
我讀書有一個特點，即從來不做讀書卡片，而是以讀書筆記為之，讀《全唐詩》是如此，讀《全唐文》也是如此。讀《全唐文》時，無論是細讀與泛讀，也無論是「文學性散文」與「非文學性散文」，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即為各種各類的作者小傳，而要弄清楚一位作者「散文」的主旨與思想所在，小傳即乃必讀之物，前人所云「知人論世」者，此之謂也。但在閱讀的過程中，只要稍加用心，便會發現小傳中存在著許多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如《全唐文》開篇之「高祖皇帝李淵小傳」，即有如是一段文字：
隋大業十二年十二月為太原留守。……在位九年八月，傳位太子。年七十一，謚曰大武皇帝，廟號高祖。
這段文字敘事簡潔，脈絡清晰，依序交待了李淵「為太原留守」、「在位」與「傳位太子」的時間，以及李淵「年七十一」之享年，人物傳記的幾大要素，皆寓於其中。但核之有關史料，可知其皆乃為誤。首先，李淵「為太原留守」的時間，兩《唐書·高祖紀》均作「大業十三年」，小傳作「大業十二年」者，乃不的。其次，據《舊唐書·高祖紀》、《資治通鑒·唐紀》等之記載，可知小傳之「在位九年八月，傳位太子」者，乃存在著句逗之誤，即其正確者應為「在位九年，八月傳位太子」。再次，小傳之「年七十一」，與《舊唐書·高祖紀》所載「年七十二」為異。對於「高祖皇帝李淵小傳」中的這三方面之問題，我即通過上述材料之校考與比勘後，乃將其一一予以記錄，以作為我讀該小傳的一份心得。如此這般，時間久了，記錄的內容也就多了，待至四年後的1988年4月，一部約六十萬字的讀《全唐文》筆記——「小傳糾謬」，即因此而始、而成。
以上的例舉表明，要「糾謬」《全唐文》之作者小傳，首先得具備一個條件，即要弄清楚小傳內容的材料出處，也即小傳撰寫者是以什麼為依據進行小傳之撰寫的。這看似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其實是甚為棘手的，而要弄清楚其之出處所在，則就更為棘手。之所以有如此 認識，是因為小傳的撰寫者在撰寫小傳時，皆以各自所掌握的材料而定（《全唐文》的小傳撰寫非一人所為，故其行文風格亦多有差異，如盛唐小傳之於五代小傳，釋氏小傳之於道士小傳等，即皆甚分明，為避免枝蔓，此不作具述，特此說明），且各類錯誤甚多。
一般而言，小傳的材料來源，主要存在著兩種大的情況，一為正史有傳者，一為正史無傳者。前者以正史之《傳》或《紀》、《表》等略作比勘，即可知小傳內容的誤或者不誤，後者則要經過多方面之爬梳與驗按，方可明其原委。但令人頗為沮喪的是，有時查閱了多方面的文獻資料，花去了大半天甚至是一整天的時間，結果卻是毫無所獲。而此，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則是，待花了相當大的氣力弄清楚了小傳材料的出處後，再經比勘與校核，又知小傳之所述不誤，則所花氣力與所用時間，即皆因此而化為泡影。此則表明，能否對小傳材料的出處較為準確把握，是校考或訂正小傳錯誤的一個重要前提。因此之故，杜甫《又示宗武》詩中的「攤書解滿床」，即成為了我為弄清楚小傳材料來源的一種經常性研撰寫照。但我真正的「攤書」，卻又並非是如杜甫所言「攤」在床上，而是「攤」在置放於電腦旁的兩張桌子上的，原因是兩張桌子的面積要較一張床大得多，因之，其所「攤」書也就自然更多，更便於我隨時翻檢與抄引。
所以，僅就「攤書」這一方面言，我幾乎每天都是生活在為各種書籍所包圍的一方小空間里的。前人所謂之面壁攻讀，今人所謂之潛心研撰，即皆為我施行於這一小空間中。如此這般，雖然是終年苦樂相伴，但卻也使得我因此而「功力與學問」（章學誠語）大增，故於小傳之洞幽燭微，也就更是遊刃有餘。故而，「塞翁失馬」之於我而言，有的只是「福」，而絕無半分之「禍」。
二
其實，弄清楚了小傳的材料來源，僅是對小傳進行「糾謬」所邁出的第一步，因為隨之而來的，即是對小傳內容的細心校核與驗按。而校核後的小傳，則又主要呈現出兩種決然不同的結果，即一為小傳不誤；一為小傳有誤。以前者言，小傳內容之不誤者，又存在著三類情況：一是以正史中《舊唐書》、《十國春秋》之《紀》或《傳》為依據者（此處所言以二書之《紀》或《傳》撰寫小傳而不誤者，乃是相對於《舊五代史》、《新五代史》、《新唐書》之《紀》或《傳》而言，即其並非絕對，特此說明）；一是依各種碑刻墓誌等與傳主生平相關之文字而為之者；一是以《全唐文》所著錄作者文中之有關生平信息而撰寫的小傳。我在對這三類內容不誤的小傳之校考過程中，若發現某種文獻有誤，即以「附考」的形式對其予以訂正。如所搜集之傳主材料有為正史之《傳》或相關文獻均不載者，則於「考補」中盡量予以正補。所以，此類小傳是《全唐文》中最具學術價值者，故其於校考中有的只是「附考」或「考補」，而無隻字之糾謬與辨證。
經過校考後之小傳有誤者，屬於對小傳「糾謬」的第二步，也是最為重要的一步，因為這一「糾謬」，其實是進入了實質性的「辨證」範疇。《全唐文》作者小傳之誤，乃表現在多個方面，如傳主姓名、里貫、卒年、享年，歷職、交遊等，即應有盡有，不獨如此，其誤之複雜程度，又幾無可比者。以傳主姓名一項為例，其誤即有七種之多，如倒誤（如卷三五四「王從敬小傳」，正確者為「王敬從小傳「），奪誤（如卷三二八「張嵩小傳」，正確者為「張孝嵩小傳」），形誤（如卷一六○「賈敦頤小傳」，正確者為「賈敦賾小傳」），筆誤（如卷三○五「厙狄履溫小傳」，正確者為「庫狄履溫小傳」），「一作」之誤（這種小傳又可分為三種情況，即：傳主正名是，「一作」誤；傳主正名誤，「一作」是；誤將傳主之字「一作」其名），將一人作二人（如卷一六五「吳揚昊小傳」，卷二○八「吳揚吾小傳」，二者實為一人），誤同名者為一人（如卷三○二「李昂小傳」，乃將趙郡李昂與隴西李昂混為一人）。而要弄清楚這些傳主姓名之誤，廣博之涉獵與細心之辨識，則乃為其大端。所以，我在一邊讀《全唐文》，一邊讀《全唐文》小傳的同時，即因此而讀了數以百計的「《全唐文》外篇」，即與小傳內容相關涉的各種各類史籍、碑銘、行狀、野史、佛典、道藏、別集、總集等，雖然，這些文獻並非都是通讀一過，但為我所引錄者，卻皆為精讀與細讀之所致，有時對其釋然者，則是重讀多遍之所獲。
在為小傳傳主姓名辨證的過程中，往往還會遇到一些似是實非、似非實是的問題，這就更要求辨證者涉獵務博，讀書務精，用心務細，否則即會因之而前功盡棄。為便於對此之認識，這裡略舉一位作者以為例說。《全唐文》卷三○五有「厙狄履溫」其人，小傳載作「元（玄）宗朝官尚書員外郎兼充節度判官，攝御史，為勸農判官」。按趙明誠《金石錄》卷七有《唐襄陽令厙狄履溫頌》一文，「周擇從撰，蕭誠行書，天寶三載正月立」。其中之「厙狄履溫」，金文明《金石錄校證》於《唐襄陽令厙狄履溫頌》作「校勘記」云：
「厙」，呂本、三長本皆作「庫」。案此字當作「厙」，但古書「厙」「庫」多相混。厙狄履溫，亦見《全唐文》卷三〇五、《全唐詩》卷一二〇。
金氏「校勘記」之所言，主要是以《全唐文》卷三〇五、《全唐詩》卷一二〇皆作「厙狄履溫」而使然。其實，金氏「校勘記」作「厙狄履溫」者乃誤。這是因為，崔湜《御史台精舍碑》、杜佑《通典》卷七《食貨七》皆作「庫狄履溫」， 崔湜與杜佑皆為唐人，且《御史台精舍碑》為石刻（見《金石叢編》卷七十四），則其作庫狄履溫者，自應較《全唐文》卷三〇五、《全唐詩》卷一二〇作「厙狄履溫」為可靠。這一例子表明，考察《全唐文》之作者「厙狄履溫」，若僅從金文明《金石錄校證》之「校勘記」，是知其乃必誤無疑的，原因是「校勘記」所舉材料，皆清人所為故也。換言之，考察與辨證《全唐文》作者或小傳傳主姓名之正誤，唐人之著述應為其主要者，否則即會因此而犯「誤誤以正」之錯誤，金氏「校勘記」從「厙狄履溫」而棄庫狄履溫為誤者，其原因即在於此。
在《全唐文作者小傳辨證》中，類似「厙狄履溫」的例子還有很多，而迥異於「厙狄履溫」的例子也並非少許，比如小傳中關於傳主的享年與卒年（小傳中冠以傳主生年者極少），即皆為其例。眾所周知，生年、卒年與享年，是各類人物傳記之最主要的三要素，但在《全唐文》數以千計的小傳中，有許多小傳傳主的生年或享年，均存在著不同程度之錯誤，對其進行材料方面的訂正，自然就成為了我所「糾謬」的又一具體內容，並由此牽引出了許多「附考」，如曾撰著《大唐西域記》的玄奘卒年，即為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全唐文》卷九○六「玄奘小傳」云：「元奘，本名褘，俗姓陳氏，洛陽緱氏人。……麟德元年卒，年六十五。」小傳撰寫者所撰寫的這一「玄奘小傳」，乃由兩部分構成，即前者據智升《開元釋教錄》（《四庫全書》本）卷三而為，後者之「麟德元年卒，年六十五」云云，則乃依慧立、彥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大正藏》本）卷十而為，其實為誤。正因為「麟德元年卒，年六十五」為誤，故陳垣《釋氏疑年錄》卷四之於「玄奘疑年錄」，乃進行了如是之「疑年」：
京師大慈恩寺玄奘，洛州緱氏陳氏。《舊唐書》作顯慶六年卒，年五十六，《續僧傳》四作麟德元年卒，年五十六，劉軻撰《塔銘》作六十九，今據冥祥撰行狀（即《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引者注），以其與諸家『武德五年，年二十一』之說合也。
由是，即訂玄奘「麟德元年卒，年六十三（六○二——六六四）」。按陳氏此說，已為自1949年以來出版的各種關於玄奘生平的著作所信從，而成為定論，實則大誤，原因是《大正藏》本《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乃明確記載玄奘「貞觀三年秋八月……時年二十六也」，據此以推，可知玄奘生年為隋文帝仁壽四年（604年），其麟德元年（664年）卒時，享年六十一歲。撰著《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慧立與彥悰，皆為玄奘門人，則其之所言，自是較「冥祥撰行狀」要可靠得多的。陳氏撰著《釋氏疑年錄》之「玄奘條」時，由於未能見到《大正藏》本《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而有此誤，甚憾。
以上所舉小傳傳主的姓名之誤與享年之誤，即足可表明，廣涉與精讀，是「小傳糾謬」與辨證必不可缺的兩種重要途徑，而崔湜《御史台精舍碑》、杜佑《通典》卷七《食貨七》皆作「庫狄履溫」而不作「厙狄履溫」的實況，又充分證實了這一點。至若《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的「貞觀三年秋八月……時年二十六也」之所載，則更是揭示了廣涉與精讀在校考中的重要性。陳垣當年撰著《釋氏疑年錄》時，雖然見到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十之「麟德元年卒，年六十五」，但卻未能發現該書卷一之「貞觀三年秋八月……時年二十六也」，實屬遺憾，這一例子表明，對《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這部整十卷的釋氏人物傳記若不細心閱讀，也是很難從中發現「貞觀三年秋八月……時年二十六也」之記載的。而此，也是很多人讀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後，未能藉以訂正《釋氏疑年錄》「玄奘條」卒的原因之所在。
三
如上所言，作為一部校考與辨證《全唐文》作者小傳謬誤之專書，從最初的讀書筆記到書稿的成形、定稿與梓行，我先後對其進行了三次、四整年的修訂與整理，而這種撰著之經歷，在我四十餘年的學術生涯中，既是僅有的一次，也是頗值紀念的一次。
最初的讀書筆記，我是將讀「小傳」之疑問與辨證之所獲，記錄在每頁三○○格、也即三○○字的稿紙上的，共二千餘頁，約七十萬字，既沒有目錄，也無較統一之體例，純為一種讀書時的隨手記錄。待到對《全唐文》通讀一過後，這種的二千多頁的隨手記錄，即令我大為詫異，因為在四年（1984—1988年）的時間裡，我竟然記下了高達尺余的如此一大摞讀《全唐文》筆記。於是，我在詫異之餘，即將其略作整理。整理的內容，主要是理順筆記中《全唐文》各卷與各頁碼之間的關係，以頁碼之等量將其分為十二份，每一份用一個公文袋裝好，並於公文袋封皮寫上「小傳糾謬（一）」、「小傳糾謬（二）」的字樣，以備日後作資料查找。這一次的整理，其實是對「小傳糾謬」的一種截稿。
對「小傳」的讀書筆記或曰「小傳糾謬」之再整理，是與幾年前讀《全唐詩》所做讀書筆記「文言匯錄」一同而為的，時間則在1988年10月—1989年5月，前後半年有餘。這次的整理，主要是做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是對部分筆記內容進行了刪削，使之由原七十萬字「瘦身」為六十萬字左右，並請人對其進行了重新抄寫；二是將抄寫好的稿本裝訂成十二冊，並取名為《全唐文作者小傳校考》（同時將讀《全唐詩》之筆記取名為《唐代方言匯釋》（約四十萬字）。於此兩項工作之外，我還在其間或稍後，將《全唐文作者小傳校考》前四○○卷的「小傳糾謬」文字，以《全唐文作者小傳校考》（—）、（二）的形式，修改為十餘篇論文，並先後在《唐代文學研究》等刊物上發表。待至2005年初，我又將這些已發表的論文還原為書稿樣式，並以「另一種」的形式，與《唐代詩人探賾》一同交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而未曾修改為論文樣式的大部分《全唐文作者小傳校考》稿本（約四十五萬字），則將其與《唐代方言匯釋》一併束之高閣，使之沉睡於塵封中。其實，我當時於塵封中沉睡的書稿，還有《李白樂府譯評》、《李白交遊考略》、《河嶽英靈集新校》、《諸葛亮評傳》四種，若加上《唐代方言匯釋》與《全唐文作者小傳校考》，共六種，約二百五十萬字。除《全唐文作者小傳校考》外，餘五種是否能於日後整理後付梓，則是我至今都不敢作答的，原因是我所研撰的新課題甚多，根本無暇顧及這些昔年的舊稿本。一個典型的是，國內一家頂尖的出版社約我撰著一部《孟浩然集編年箋注》，但我因「新課題甚多」之故，而予以婉言謝絕。約稿尚且如此，又遑論對舊稿本的修訂出版呢？
在第二次的整理中，我雖然已將「小傳糾謬」改名為《全唐文作者小傳校考》，但在第三次對其整理時，卻又將其改名為《全唐文作者小傳辨證》。之所以改為是名，是因為整部書稿的重點，已由原「校考」變為了「辨證」，即重在考訂與辨證小傳之各種各類的錯誤。對於小傳之誤的考訂，清人勞格《讀書雜識》卷八《讀全唐文札記》，今人岑仲勉《唐人行第錄》所附之《讀全唐文札記》，均曾先後為之，但二人的同名《札記》之於小傳的辨證，合計不足五千字，即其之考訂乃是極為有限的。而且，勞氏之《讀全唐文札記》多有錯誤，如因所見資料不全而擅作誤斷，混淆作者卷次而查無其人等（具體詳下），正因此，我於此次的整理中，即刪削了多處勞氏的「札記」，而於所引岑氏《讀全唐文札記》，則乃全部予以保留。但對於二者中的錯誤，則視情況在「附考」中予以揭示，或者辨而正之。此外，在這次的整理中，我還刪削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文字，使得原約六十萬字的「校考」，一變而為五十餘萬字的「辨證」。
第三次的整理，其實是一次較全面的整理，時間雖然只有半年左右（2018年6月—2019年1月），但內容卻相當豐富，對此，我在置於《全唐文作者小傳辨證》卷首的《自序》中，已曾言及。其具體為：
這次的全面整理，除了改筆記之名《全唐文作者小傳校考》為書名《全唐文作者小傳辨證》外，還主要做了六個方面的工作：一是修撰凡例 ；二是新編目錄；三是調整體例；四是補充注釋；五是核對引文；六是削蕪去雜。其中，補充注釋與核對引文為最關鍵之所在。
對此六項內容之整理，雖有輕重程度之不同，但卻都是甚為複雜而又各具特點的，如「補充注釋」即為其例。一般而言，上個世紀末之前的學術著作，基本上是沒有注釋的（也有部分著作連一條注釋也沒有），故而，作為讀書筆記的「小傳糾謬」，雖然已進行了兩次整理，且於後者還取名為《全唐文作者小傳校考》，但其卻是沒有隻字之注釋的（僅於行文時於引文前註明作者、書名、卷次，如勞格《讀書雜識》卷八等）。此次之整理，為學術規範起見，即於再改名的《全唐文作者小傳辨證》中，補充了五百餘條注釋，並以此為契機，對全書所引原文進行了逐一核對。正因此，「核對引文」即成為了此次整理的又一重點內容。但在核對引文時，有些引文因版本之不同，而文字多有差異，著眼於我歷來所遵循的「三求」原則（即求實、求是、求真，具體參見拙著《王維新考論·自序》，黃山書社2008年版），即將幾種版本的同一文字進行比勘，之後乃擇善而從（有些於引文中做了極簡略的版本說明，如《四庫全書》本《廣卓異記》等）。而此，也是我在《本書主要引用書目》中對一種書列舉幾種版本的原因所在。至若「修撰凡例」、「新編目錄」、「調整體例」等，也都是出於對由讀書筆記而辨證專書的學術規範之考量，所進行的一些極具必要性的修改。
綜而言之，由初始的讀書筆記，到第三次的較全面之整理，其時間的跨度雖然已有三十餘年之久，但每一次的修改之於我而言，都是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的，因而其印象也是相當深刻的。好在最後的這一次整理，終於使得當年的讀書筆記，成為了一部少有研究者眷顧的專門之作，此於我本人來說，自然是值得慶賀的一件幸事。
四
對「小傳糾謬」的整理與修改，從另一個角度審視，其實是一次再讀書的過程，而且讀書量之大，非常人所能想像。為便於認識與了解，這裡不妨以釋家之小傳為例 ，略作介紹。《全唐文》中的釋家小傳，乃數以百計，我當初在對這類小傳「糾謬」時，所參考之文獻，主要為中華書局版《出三藏記集》、《高僧傳》、《宋高僧傳》、《五燈會元》等，但在第二次、特別是第三次整理時，則發現其中有關之記載，乃與《大正藏》所收錄之有關著述相佐，於是，我即對《大正藏》（日本大正https://baike.so.com/doc/1300111-1374643.html" "_blank一切經刊行會版）中之有關著作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續高僧傳》、弘贊法華傳》等，《續藏經》（台灣新文豐影印本）中之《圓覺經大疏鈔》等，均通讀一過。雖然花費了不少時日，但據此所修訂的各釋家小傳之辨證，卻是更能接受材料的檢驗的。同時，對《大正藏》與《續藏經》這兩部大書中有關著作的通讀，不僅使我掌握了許多與唐代佛教相關的文獻資料與信息，而且也豐富了我的佛學知識，加深了我對佛學典籍的認識，實可謂是一舉而數得。
就史籍類著作而言，亦屬如此。我平時對正史的通讀，主要表現在《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宋書》，以及《舊唐書》與《新唐書》等方面，此次則因整理小傳之始然，而對《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十國春秋》等，亦通讀一過。所以，自「小傳糾謬」的整理始，每一次的整理，都使得我重讀或新讀了不少書籍，而且，對這些書籍的重讀或新讀，都是因其中所存在問題之「逼迫」所致。這是因為，要對「小傳糾謬」中所存在的問題予以辨證，材料的支撐乃為最重要者，而對材料之蒐集，只有於經常性讀書中方可獲得，除此乃別無捷徑可走。對於經常性讀書，我在修訂「小傳糾謬」是如此，於「小傳糾謬」之前與之後，亦是如此，所以，時間久了，也就成為了一種常態。而在我四十餘年的學術生涯中，一邊讀書一邊研撰，或者說讀書與研撰互為關聯者，即構成了我最平常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一個方面。
讀書而做筆記，就我的經歷與經驗而言，這其實是一種很好的撰著方式。正因此，清及其前即問世了多方面的這類「筆記式」著作，如宋人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十卷，便為作者「困學」於《易》、《書》、《詩》、《周禮》等專書後的一種「紀聞」。而清季勞格《讀書雜識》一書，其「筆記式」的特點則更為明顯。《讀書雜識》一書，為勞格讀《史記》、《宋書》、《北齊書》、《舊唐書》、《新唐書》、《全唐文》等之所獲，稱其為「雜識」者，所表明的正是一種「筆記式」本色。據載，勞格讀書時，常於案頭置一空白簿，每遇疑問輒予記下，並隨之稽查辨證，其病卒後，這些寫在空白簿上的文字，即成為遺稿，為友人編成《讀書雜識》十二卷。正因為是遺稿，且又為友人所編，故《讀書雜記》卷八《讀全唐文札記》乃多有錯誤，如卷四五九之崔淙、卷四九七之崔瓘，於中華書局影印本《全唐文》同卷中即皆查無其人，而卷三六二之韋良嗣、卷三九七之裴鼎，其「雜識」則皆乃為誤（具體參見《全唐文作者小傳辨證》之同卷同人小傳之「辨證」）。雖然如此，但勞格讀書而做筆記的這種撰著方式，卻是很值得稱道的。我之讀《全唐詩》、《全唐文》皆做筆記者，即是受勞氏此舉之影響所致，故特記於此，以與同道共勉。
（2019年2月於古隆中求是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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