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因殺人入獄，卻每年能在獄中撈幾百兩銀子，讓他出獄他都不肯
方苞自幼聰明，四歲能作對聯，五歲能背誦經文章句。二十四歲至京城，入國子監，以文會友，名聲大振，被稱為「江南第一」。康熙五十年的時候，《南山集》案爆發，方苞因給《南山集》作了一篇序，則被株連下江寧縣監獄。不久，他又被押解到京城下刑部獄，定為死刑。
在清朝時期，有一種死亡被稱為 「庾斃」，則泛指在監獄裡病死的人，對於這種死亡，官府是不用負責的。清人張集馨，就曾在其外放為山西朔平知府期間，寫過山西省的庾斃者：每年不少於一二千人。可以說，這般高的死亡率，和清朝監獄的生存條件惡化離不開關係。
但是，究其根本，則在於當時監獄管理者的權力惡性膨脹所導致。都知道，看守監犯，本是是社會底層的差役。明面上，他們自是無權的。然而，這監獄中，隱權力暗生，潛規則橫行，獄吏如刀俎，監犯如魚肉。獄吏的舉手之力，竟可決定監犯的死生禍福。
在清朝的文學家方苞身陷囹圄之時，他就見證了獄中公權私用的種種混亂不堪的事件。出獄後，他揮筆寫下《獄中雜記》，以供我們知曉這人間地獄。方苞在文中敘述了，他看到每天都看到三四個「庾斃」的犯人。對於此現象，這位被稱為「江南第一」的才子很是不得其解。
但同牢房的杜知縣則告知他「這是瘟疫的原因，多時每日數十人」。杜縣令還解釋道:「獄裡有四座老監，每座都有五間房，牢役只開中間的窗戶和天窗。旁邊的四間都不開窗，但是，裡面卻常關著二百多人。落鎖之後，犯人便溺、飲食、睡覺，全在裡面。冬日，貧窮的犯人席地而睡，春日氣候多變，易病逝。夜裡又落鎖，便是活人死人睡在一起，瘟疫便傳染開了。」
並且，除去上述的老監外，大牢中還有另外五間房子，生活條件相對好一些，稱為「現監」，按舊典，這是用來關押犯事官員、輕罪犯人及涉案證人的。而如今，權衡犯人關押地點的標準不是罪名大小，竟是那些「黃白之物」。與方苞同案的朱翁、餘生，本不應重罰，卻都「庾斃」於老監。
之後，方苞從杜君那裡了解到，這刑部大牢中，寄生一群以監犯膏血為食的蛀蟲。他們視監獄為財源，稍有牽連也不放過。不管三七二十一，抓到一律下老監。而後，獄官明裡暗裡的表示：「交贖金則能換牢房」。一面是生命安危，一面是威脅勒索，已在老監中嘗盡苦頭的倒霉蛋們，哪裡還有商量的餘地? 至於，身無分文而又無依靠的囚犯，則成為對其他人的警告。
可以說，這「買命錢」，同交給綁匪的贖金無他差別。
而便是綁匪綁票，卻也是暗地裡頭下手，選著那保護不周的富貴人家。這獄吏則是依仗著明面上的黑暗處，使多數人遭受了飛來橫禍，這就是監獄裡的「刀俎魚肉」關係格局。獄吏利用這一關係，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交易方式：囚犯是魚肉，掏出了財物，以換取更好的待遇；獄吏是刀俎，掌握著囚犯全部的定價權。
隨著筆桿的揮動，我們且看著這刀俎格局下的交易模型。
而囚犯的命運，除了關押，還有遭受刑罰。胥吏雜役之類本是無權的，但是，不乏老奸巨滑者，上下其手、擅作威福，藉此敲詐犯人。據方苞了解，行刑的吏役，常暗中勒索，以金錢數量權衡行刑輕重。同案的三人，一個病了一個月，一個半月傷好，還有一個竟當晚就同往常無異了。
之後，方苞向人打聽，囚犯有貧有富，既給了錢，又何必拿多少做分別？知情人說：「若不區別對待，誰肯多交錢?」 甚至，在監獄的刀俎格局中，便是死囚，也是難逃給錢的命運。這便是對於被判凌遲處死的人，一擊斃命和千刀萬剮的區別。對於要絞刑的死囚，則是一次斷氣和留一口氣再來的區別。你說，這錢你花不花?
方苞震驚這種連臨死之人都不放過的行為，他認為：既無深仇大恨，若真的拿不出來錢，又何妨放人一馬以積陰德。而小吏驚道：「這是牢中的規矩，絕對不可以破例。」是的，「規矩」，在刀俎格局中，不僅要被宰割，還要被「規矩」宰割。這樣，才能使整個格局的利益分配不會受到個人的因素影響。
更有趣的是，那大牢之內不乏日久後，和獄官獄卒狼狽為奸的囚徒，適應了刀俎格局，從「魚肉」的角色變成「刀俎」的角色。這類角色，稱為「牢頭」。在方苞筆下就描繪了一位李牢頭的故事。李某因殺人入了獄，卻每年都能撈上幾百兩銀子。之後，李某因大赦出獄，卻在幾個月，替那同鄉頂了罪，以便再回至監獄中。
若非了解牢頭在監獄中的地位與收益，怕是以為此時的李某坐牢坐傻了。可以說，監獄這地方，自古就是近乎被籠罩在黑暗之下，而那個「刀俎格局」更使它成了人間煉獄。無論是改善生存環境的期望，還是重建一個管理更為恰當的監獄。而這「刀俎格局」若是沒個規範的制度，從根本治理，則只會愈加黑暗腐敗。
方苞在獄中兩年，仍堅持著作，最終，著成了《禮記析疑》和《喪禮或問》兩書。康熙五十二年，因重臣李光地極力營救，之後，始得康熙皇帝親筆批示「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遂免死出獄，以平民身份入南書房作皇帝的文學侍從。康熙六十一年，方苞任充武英殿修書總裁。
參考資料：
【《獄中雜記》、《清史稿·方苞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