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臨終遺言都說了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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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os
Carla Bley/Steve Swallow/Andy Shepp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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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按：和那些網上書上流傳頗廣的「名人遺言」不同，本文的研究重點集中在了垂死之人最真實的精神狀態上——這將是非常細膩、微妙的記錄。可以想見，不論是神志清醒抑或譫妄，彌留之際的人總會有很多珍貴的行為乃至語言值得體察，只不過，礙於文化禁忌，這項研究罕有集大成者。如今，這種情況正在發生改觀。
文/Michael Erard
譯/antusen
校對/boomchacha
原文/www.theatlantic.com/family/archive/2019/01/how-do-people-communicate-before-death/580303/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antusen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麗薩·斯瑪特坐在父親莫特·菲利克斯的床邊。攝影：埃利安娜·德爾 (Eliana Derr）
莫特·菲利克斯（Mort Felix）常愛說，他的姓名在拉丁文中意指「歡樂之死」。每患流感時，他都會對妻子蘇珊（Susan）開玩笑說，自己彌留之際，要聽貝多芬的《歡樂頌》。然而，2012年，77歲的他飽受癌症折磨，因服用嗎啡而時常神志不清。他躺在自家書房中（位於加拿大伯克利），無心聽音樂，也不想吃喝，就這樣勉強支撐了三周。他對妻子說：「夠了，謝謝你，我愛你。我受夠了。」第二天清晨妻子下樓時，發現他已經去世了。
這三周里，菲利克斯一直在說胡話。這位臨床心理學家寫了一輩子詩，雖說他臨終之時常胡言亂語，但這似乎反映出他對語言比較敏感。有時他會說：「sorrow里有好多so」，有時又會說：「讓我從此處墜落」、「我已經失去了形態」。令家人驚訝的是，這位無神論者不僅幻想出了天使，有時還會抱怨房間太過擁擠——即便那裡並無他人。
菲利克斯卧床不起時，53歲的女兒麗薩·斯瑪特（Lisa Smartt）常在床邊記錄他的話語。20世紀80年代時，斯瑪特曾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專修語言學，後專職教成年人閱讀和寫作。對她而言，轉錄父親的胡言亂語算是一種減壓的方式。她也算得上詩人（幼年時，她曾以三首一美分的價格售詩，就好像其他孩子賣檸檬水那樣），因而很能欣賞父親毫無章法的句法和超現實的想像力。斯瑪特也曾懷疑過自己的筆記是否有科研價值，後來她於2017年初出版了《臨終之言》（Words on the Threshold），分析了181個垂死之人（包括其父）2000條話語的語言模式。
圖源：Amazon.com
這本書雖有局限，但卻獨一無二——當我好奇將死之人會口吐何言時，它是我能找到的、唯一一本已出版的書籍。我知道某些作品集收錄了又動人又明晰的「遺言」，但它們無法反映瀕死之人的語言能力。事實證明，鮮少有人研究這種真實的語言模式。如若想找到嚴謹的研究結果，那便只能追溯到1921年，看看美國人類學家亞瑟·麥克唐納（Arthur MacDonald）的文獻。
圖源：Huffington Post UK
為了評估人們「彌留之際的精神狀態」，麥克唐納挖掘了當時唯一可用的語料庫——遺言選集，並將人們按職業分成了10個類別（政治家、哲學家、詩人等），將遺言按風格分為諷刺、詼諧、滿足等。麥克唐納發現，軍人的遺言「多與要求、指引或警告相關」，而哲學家（包括數學家和教育家）的遺言「多與問題、答案、感嘆相關」。宗教人士和皇室多在表達滿意或不滿意，而藝術家和科學家則與其相反。
德國學者卡爾·古斯克（Karl Guthke）在《遺言》（Last Words，該書論述了西方文化長期痴迷遺言的現象）一書中寫道：麥克唐納的研究「似乎是唯一一個試圖量化遺言的研究，結果很有意思。」麥克唐納主要在研究中指出，我們需要收集更多臨終者的口語和非口語記錄。古斯克在書中反覆強調：自17世紀以來，以各種語言記錄下來的遺言只是一個時代對死亡的憂慮與迷戀，而非「有記錄意義的史實」，故而很難反映臨終者真實的語言能力。
更現代的方法不拘泥於遺言，更側重於情感與親密關係。從事臨終護理的護士瑪姬·克拉蘭（Maggie Callanan）與派翠西亞·凱莉（Patricia Kelley）於1992年出版了《最後的禮物》（Final Gifts），德克薩斯州立大學的傳播學學者莫林·基利（Maureen Keeley）和洪堡州立大學（Humboldt State University）的名譽教授朱莉·英玲（Julie Yingling）於2007年出版了《最後的對話》（Final Conversations），這兩本書都旨在提高垂死之人與身邊的人進行重要且有意義對話的技能。
過去幾個世紀的人，關注的是臨終者的遺言，而現代人關注的是臨終前的對話乃至非語言交流。克拉蘭和凱莉寫道：「當一個人愈發虛弱、睏倦時，他/她與別人的交流往往會變得更加微妙。即便他/她虛弱得說不出話或失去了知覺，也能聽見聲音；聽覺是最難喪失的感覺。」
圖源：AARP
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George H. W. Bush）剛去世時，我與莫林·基利交談了一番。據報道，老布希臨終時，對兒子喬治·沃克·布希（George W. Bush）說了句「我也愛你」。莫林·基利稱，我們應該在對話這一背景下研究二人（是兒子先說的「我愛你」）及老布希說出「我也愛你」前與家人的所有對話。
基利說，臨終之人與他人的交流大多是非語言性的，因為他們的身體非常虛弱，且通常缺乏長時間說話的體力乃至肺活量。她說：「他們用盡全力也只能低聲說出簡短的詞語。」藥物會影響交流。口腔乾燥、沒戴假牙也會如此。她還指出，當昏迷的垂死之人無法插嘴或表示反對時，其家屬往往會藉機說個不停。
圖源：Fine Art America
很多人就這樣在沉默中死去，特別是那些痴呆症或因患阿茲海默症而早年喪失語言能力的人。那些還能說話的，似乎常常會講一些俚俗的東西。有個醫生告訴我，人們還經常咒罵：「我X。」他們也會常喊妻子、丈夫和孩子的名字。哈喬·舒馬赫（Hajo Schumacher）在《明鏡周刊》（Der Spiegel）2018年9月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寫道：「臨終關懷中心的一名護士跟我說，臨終者的遺言通常很相似。幾乎所有人臨終前都在喊『媽咪』或『媽媽』。」
這種臨終前的互動很讓我著迷，部分原因在於，當它們被記錄成文字時，那種微妙的人際關係就會隨之消失。我的一個語言學家朋友，曾坐在垂死的祖母旁，喊著她的名字。她睜開眼，定定地看著他，然後死去了。平淡無奇的文字描述會無法體現他講述此事時停頓的方式和雙眼微微抖顫的神態。
電影《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1998）中，醫護兵臨死前反覆念及的就是「媽媽，媽媽」。圖源：Fanpop
而且科學文獻中並沒有關於遺言或臨終互動的基本描述。它們大多在關注譫妄症的表現細節，如失去意識、無法準確表達想法、坐立難安、不願交流。所有年齡段的人手術後都可能患上譫妄症，臨終者也很容易患此病，脫水與過度鎮靜是譫妄症的常見癥狀。紐西蘭精神病學家桑迪·麥克勞德（Sandy McLeod）寫道：「譫妄症如此常見，以至於患惡性疾病的病人在臨終時頭腦清醒倒成了個例。」
從術後譫妄中恢復過來的人中，有半數左右記起了令人迷惑的可怕經歷。瑞典某項研究顯示，一名患者曾回憶道：「手術後，被幾番折騰的我確實有些累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兒。我覺得眼前好像被蒙了一層霧……只能看見模糊的輪廓。」有多少人死前處於類似的狀態？我們只能加以猜測。
（www.ncbi.nlm.nih.gov/pubmed/17462032）
圖源：Stat
數十年來，人們以兒童、嬰兒乃至胎兒為調查對象進行了種種科學研究，多虧這些研究，我們才得以深入了解人類是怎樣開始掌握語言的。但若想知道臨終者的語言有何變化，卻幾乎沒有可參考的研究，我們只能費力去獲得第一手資料。
她注意到父親常常使用「it」、「this」等並未明確指代任何東西的代詞。有一次，他說：「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想把這些推到地上……我真的不知道……大地再也不會被束縛了。」這些指什麼？他的空間感似乎也有所改變。他說：「我得下去。我必須得下去。」然而他腳下什麼也沒有。
他還會重複說一些不合邏輯的單詞和短語。「綠色次元！綠色次元！」（痴呆症患者和精神錯亂的人會重複說同樣的話）。斯瑪特發現，父親在表達感恩、抗拒死亡等情緒時，會重複同樣的話。不過在描述圓形、數字、運動等出人意料的話題時，父親也會如此：「我得下車，下車！走下生命之車。」
斯瑪特說，她最驚訝的是臨終者說的事情似乎是隨時間一點點發展變化的。一開始，有個人說有列火車出現故障，停在某個車站，幾天後，他說火車修好了，幾周後，他又提到火車是如何向北行駛的。
斯瑪特說：「若你走進房間時，聽見你心愛的人說『呃，我床邊站著一位拳擊冠軍』，你可能會覺得那是他/她的幻覺。但若你反覆聽見他/她談論拳擊冠軍，讓拳擊冠軍戴那個或做這個，你就會想，哇，他/她在講故事。」 斯瑪特認為追蹤故事線索有助於臨床研究，當故事走向尾聲時，或許能反映人們即將去世時的感受。
在《最後的禮物》中，護理臨終者的克拉蘭和凱莉指出：「瀕死之人常會將人生比作旅程，以此提醒身邊的人，他們是時候離開了。」她們舉了個例子：有個因患癌症即將去世的17歲女孩，因為找不到地圖而心煩意亂。「如果能找到地圖，我就可以回家了！地圖在哪兒？我想回家！」 斯瑪特也注意到了這種隱喻，她寫道：一般而言，瀕死之人似乎更愛用隱喻。（然而，患有痴呆症和阿茲海默症的人很難理解比喻性的語言，研究其他文化瀕死現象的人類學家跟我說，把人生比作旅程的隱喻並非隨處可見。）
即便對臨終之言的描述比較簡單，但卻可加深語言學領域的理解，此外，還有益於臨終者和服務臨終者的人。專家告訴我，更為詳細的事態變化發展圖可以幫助人們克服對死亡的恐懼，並使之獲得一定的掌控感。它還可以啟發人們如何與臨終者更好地溝通。當護理臨終者的護士與病人文化背景不同時，文化隱喻的差異可以被納入護理培訓課程中。
圖源：Edvard Munch
隨著人類平均壽命延長、醫院內死亡病患增多，臨終溝通只會更加重要。發達國家的大多數人不會像祖先那樣突然且迅速地死去。多虧了醫學進步和預防保健護理，大多數人可能只會死於某種癌症、某種器官疾病（以心血管疾病為主），或是壽終正寢。在這類情況下，死亡的過程通常很漫長，且人們多身處由醫療專家小組看顧的醫院、收容所或養老院內。只有在能交流的情況下，臨終者才能一同決定自己的護理方案。了解更多與臨終之言及臨終者如何交流相關的知識，將使病人在較長時間內，獲得更多與外界交流的媒介。
但對臨終之言和臨終互動的研究仍面臨著挑戰，一則死亡是一種文化禁忌，二則臨終者身旁坐著科學家也會牽扯到倫理問題。專家們還指出，每次死亡都獨一無二，而科學難以應對這樣的多樣性。
在衛生保健領域，何為優先事項由醫生決定。「我認為針對臨終者溝通模式與行為的研究更難獲得資助，因為像國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這樣的機構，會優先考慮能直接減輕癌症患者痛苦的研究，如提高保守治療溝通成效的干預研究，」周文穎（Wen-ying Sylvia Chou）說道。她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國家癌症研究所行為研究項目的主任，負責監管醫患臨終階段溝通方面的資金投入。
儘管斯瑪特的書有不足之處（一則沒能考慮到藥物等因素的影響，二則受與來世相關話題的干擾），但它在構建資料庫和探索語言模式方面邁出了一大步，就像當初，人們在兒童語言研究方面邁出了第一步一樣。直到19世紀，自然歷史學家——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最為出名——開始記錄自家孩子的所言所行時，兒童語言研究領域才開始騰飛【1877年，達爾文給兒子威廉姆（William）寫了篇小傳，其中提到了兒子喊出的第一個詞：媽媽】。這種「日記型的研究」，最終引出了更系統的研究方法，早期的兒童語言研究已不單單只關注孩子喊出的第一個單詞。
「著名的遺言」是浪漫死亡觀的基石，致使我們誤以為，一個人在去世前，會清醒地呼喊出有意義的話語。家庭健康機構「無畏美國」（Intrepid USA）的首席合規官鮑勃·帕克（Bob Parker）說：「死亡的過程雖非常深刻，但這種深刻卻非常不同。遺言可不像電影里演的那樣。病人也不是那樣離世的。」我們開始嘗試理解臨終者的互動，如果真有這種互動，它們會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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