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大壽再次降清，害怕皇太極秋後算賬，勸降吳三桂不成竟亂定罪

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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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崇德七年（明崇禎十五年）二月，皇太極發動了生前最後一次入口之戰。松山城破，明軍遼東最高統帥洪承疇被俘降清。

祖大壽在錦州，被圍困了一年，又是糧絕援盡，城中重演殺人相食的慘狀，於是率部眾開城出降。

皇太極沒有殺他，授其為自己親率的正黃旗總兵官。

但是，清朝史官在撰寫太宗實錄時，對祖大壽再次屈膝，並無好言語：「天威一振，殲明援兵十三萬……負恩之總兵祖大壽自知罪在不赦，冒死率眾叩首乞降。」（《清太宗實錄》卷五十九，崇德七年三月辛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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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大壽劇照

史官如此說，理應是皇太極冷眼待之。皇太極此間曾致書寧遠總兵吳三桂，說明對寧錦降將的處理意見，留養洪承疇和率先投降的松山副將夏承德外「其餘抗命者，盡行誅戮」，而祖大壽、祖大樂兄弟等「因系將軍之戚，故留之。錦州祖大壽歸命，其眷屬部眾，俱獲保全」。（《清太宗實錄》卷六十，崇德七年三月丁未）

祖大壽也意識到了當初降而復叛的嚴重後果，故而跪著對皇太極搖尾乞憐，一再聲明：臣的罪行，不同於洪承疇，降而復叛，「背棄洪恩」，「理應萬死」。（《清太宗實錄》卷六十，崇德七年五月癸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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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在《袁崇煥》中說：「祖氏兄弟，大壽、大弼、大樂以督師裨將，遵其方略，猶能為睢陽之守著歲余，非洪承疇之降，錦州固未易下也。」

這次降清後，祖大壽主動給鎮守寧遠的外甥、總兵吳三桂（祖氏為吳三桂繼母兄弟）寫信勸降。

值得注意的是，《清太宗實錄》中，還長篇累牘地收錄了這一封祖大壽致吳三桂的勸降信：

「寧錦間隔，不相通問者歲余矣。春時松山、錦州相繼失陷，以為老身必死無疑。不期大清皇帝天縱仁聖，不但不加誅戮，反蒙加恩厚養。我祖氏一門以及親戚屬員，皆霑渥澤。而洪總督、朱糧廳輩亦叨遇優隆。自至瀋陽以來，解衣推食，僕從田廬，無所不備，我已得其所矣。幸賢甥勿以為慮，但未知故鄉光景何如耳。以愚意度之，各鎮集兵來援遼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軍覆沒。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賢甥當世豪傑，豈智不及此耶？再觀大清規模形勢，將來必成大事。際此延攬之會，正豪傑擇主之時，若率城來歸，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貴，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親，故爾披肝瀝膽，非為大清之說客耳。惟賢甥熟思之。虎骨靶小刀一柄，是賢甥素常見者，故寄以取信。」（《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三，崇德七年十月己未）

曾經豪情萬丈、降而復叛的祖大壽，寫起勸降書來，亦是詞情並茂，情理兼具。此信是隨皇太極親自招降「明寧遠總兵吳三桂」一同發出的。

《江山風雨情》唐國強版皇太極

皇太極的信上，對「寧遠城吳大將軍」，玩了不少文字遊戲。

曉之以理：「今者，明祚衰微。」

動之以情：「將軍與朕，素無讎隙。將軍的親戚，俱在朕處。」

威之以力：「將軍相度勢，早為之計。」

祖大壽之書，是奉命寫的心裡話，還是范文程等儒生捉刀，不得而知。但可見，此時的祖大壽，已無須鋼刀架到脖子上，而是奴顏婢膝說著毫無道德感卻有些判斷力的昧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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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正月，吳三桂回復「猶豫未決」，使祖大壽勸降失效，新功難立，於是主動向皇太極奏言：「臣深荷聖恩，至德寬厚，天地生成，無此加此。臣先執謬，自辱其身，深愧歸降之晚，皆臣見識淺薄之所致也。」（《清太宗實錄》卷六十四，崇德八年正月丙午）

祖大壽深度表示自己意識到自己沒有早降的嚴重錯誤，大罵「吳總兵罪重憂深。文武官屬，心皆恐怖罔知所致」，而不談自己的二次屈降，亦是情勢所迫。

好一句「吳總兵罪重憂深」！

數十年後，做了降臣的吳三桂挑起「三藩之亂」，學祖大壽玩了一次降而復叛，對大清確實是「罪重憂深」。那是後話。但在祖大壽感恩「聖主」皇太極洪恩時，吳三桂還是忠於苟延殘喘的大明王朝的。

陳小春版《鹿鼎記》中的吳三桂

祖大壽忘了皇太極曆數自己的罪行，「亦應萬死！」（《清太宗實錄》卷六十，崇德七年五月癸酉）

大凌河之戰，城中軍民殺人為食是誘因。

寧錦一役，呼應的友軍出降是誘因。

但，他在明知沒有援軍的情勢下還打著堅守待援的幌子，讓慘無人道演繹了另一種大屠殺。從他的最後出降來看，他是為百姓而自虧，但他的非人道主義徹底毀了他的民族氣節。

他不但大虧氣節，而且是翻覆小人。

祖大壽復降如此。

吳三桂後叛亦然。

這樣的人，雖是名將，但在那頂永遠無法甩掉的貳臣帽子下，不但不自省，不但不反思，最終落了個裡外不是人。

金庸的小說《碧血劍》，乾脆還拿祖大壽做戲，描述他受命勸降袁承志而不懼追責、放走刺客、身在清營心在明的無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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