詭譎的不宣而戰，中日兩國全面戰爭的爆發是必然的嗎？

文｜周渝

1937年6月4日，近衛文麿受命組閣，成立第一屆近衛內閣。相比之前內閣首相由年長者擔任的慣例，近衛組閣時僅46歲，算是相當年輕的首相，媒體將這屆內閣稱為「青年內閣」「明朗內閣」，大多國民對之報以希望，不僅因為年齡，更是因為近衛文麿本人具有極高的聲望。近衛文麿出身華族，為鎌倉時代以來形成的五攝家之一——近衛氏第30代當主。近衛組閣後，媒體甚至將他比作他的祖先，在戰國時期大放異彩的近衛前久。當年近衛前久19歲就當上關白，算是這個家族精英中的精英，近衛文麿也因在歷任首相中年紀較小而被稱為「青年宰相」。很多人都期待近衛內閣能夠打破當時日本低迷、沉悶與不景氣的現狀。他們沒想到的是，不久後這屆內閣將與軍部一起，將整個日本推上戰車。

二戰期間，近衛文麿曾三次組閣，第一次1937年至1939年；第二次1940至1941年；第三次為1941年7月至10月；可以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東亞局勢，都與其關係重大。尤其在第一次組閣期間各種決策頗為詭詐。如中日爆發全面戰爭，但為何是不宣而戰？再例如1938年，近衛內閣先後三次發表「聲明」，又意欲何為？這些問題若單從中方戰和角度來判斷，結論很容易一葉障目，唯有將其放在整個東亞乃至世界的大棋局中，方能撥開這層層詭譎的風雲，一探究竟。

按照今天的定義，中國抗日戰爭始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7年七七事變後為全面抗戰。而對二戰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日宣戰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後，這裡就涉及一個問題——宣戰之前的抗戰算什麼？

石原莞爾

談宣戰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問題：中日兩國的全面戰爭爆發是否是必然？回溯1936年，世界危機無處不在。納粹德國已崛起，德軍於3月進駐《凡爾賽和約》《洛迦諾公約》中規定為非軍事區的萊茵河左岸地帶，歐洲局勢驟然緊張，一戰以來構建的凡爾賽體系瀕臨崩潰。東方同樣不太平，2月26日，日本東京發生二二六事件，受此事件影響，軍部中的皇道派被肅清、宇垣派受壓制，統制派一家獨大，打破了此前軍部三足鼎立之局面，而統制派對華最核心的政策是「中國一擊論」，這一變故對中國影響極大。自1936年至1937年上半年，中日兩國都處於劍拔弩張的狀態，關東軍扶持的偽蒙軍甚至與中方直接爆發武裝衝突。中國方面，排日運動高漲，尤其在西安事變後，內戰基本中止，民族矛盾（主要是中日矛盾）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中方抗戰的態度日趨明朗，但日本方面是否已經下定決心要與中國進行一場曠日持久的全面戰爭呢？答案是否定的。

此時的日本已是軍部當國的時代，然而日本軍部並非鐵板一塊。儘管二二六事件後，統制派獨攬大權，但在對華政策上仍然存在很大分歧。當初九一八事變的主謀之一，已升任參謀本部第一部（作戰部）部長的石原莞爾到1937年時，成了最大的「主和派」。石原固然不會從中國利益考量，他一方面考慮到對蘇戰爭的可能性，需要大量兵力。另一方面，他認為不能低估中國，近幾年中國局勢的變化讓石原思想發生轉變，之前他認為中華民族「具有不能自己創造近代國家的缺陷」，而現在卻認為中國有可能實現統一和建設現代國家，尤其是西安事變後，中國國內反對內戰，一致對外的潮流已勢不可擋。1937年之前，中日最大的矛盾在於「滿洲國」和華北問題，石原認為日本若能終止其在華北的分裂活動，暫時擱置「滿洲國」問題，中日是可能再度實現合作的。

1937 年七七事變後，近衛內閣主要成員在會議中

當然，石原這種構想在當時的日本軍部屬於非主流，主導軍部的武藤章等人都屬於統制派，對華政策的構想大體繼承了已故的永田鐵山之構想——即日本與奉行「革命外交」、實行排日政府的蔣介石政府有不可調和之矛盾。若要實現「中日提攜」，應考慮建立一個能取代國民黨政權，能夠接受日本確保資源、市場要求的親日政權。至於對蘇戰爭，永田持謹慎態度，認為應極力避免。統制派領袖永田鐵山雖於1935年被激進的青年軍官相澤三郎用軍刀劈死在辦公室，但陰魂不散，其構想被武藤章、東條英機等統制派高級軍官所繼承，主導了日本陸軍的軌跡。就在近衛文麿組閣的1937年6月，永田生前的心腹，已接任板垣征四郎擔任關東軍參謀長的東條英機，就對華問題向軍部提出建議——「給南京政府一擊」。

處於東亞政局風口浪尖的中國政壇，對於日本國內的局勢一直密切關注。早在近衛內閣正式成立前，蔣介石就已得知消息並作出判斷，他於6月2日的日記中自記：「倭閣改組，近衛文麿組閣，倭政尚未到極端關頭，有轉圜餘地。此為倭之利。然吾亦得有準備時間，亦非害也。」也就是說，此時蔣介石對於近衛組閣同樣抱有幻想，認為中日關係可能因此緩和。不過蔣介石並不幻想和平，他不是主和派，且早就斷言中日戰爭不可避免，局勢的緩和是為爭取更多備戰時間。他在1937年6月底的日記總結中寫道：「倭閣改組近衛內閣，於中國仍無損益，如其能取和緩政策，則於我爭得時間矣。」

到6月底為止，儘管中日矛盾已非常尖銳，但並沒到非打不可的時候，以石原莞爾為首的一派認為中日之間仍存在和解可能，日方應將主要精力放在對蘇戰爭的準備上。以武藤章為首的一派也不主張全面戰爭，但他們認為中國政府不堪一擊，只要短期軍事壓制即可達到政治上之目的。而中方的最高統帥蔣介石則採取應戰而不求戰的方針，希望儘可能爭取備戰時間來彌補中日軍事力量的差距。不過從統制派掌控軍部的實際情況來看，石原的聲音處於弱勢，「中國一擊論」已成主導，戰爭很難避免，只看在哪裡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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