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民革中央慘遭國民黨保密局大清洗，拚死保護了郭汝瑰
關於中共情報保衛系統中潛伏於國民黨軍政高層中幾位著名的「紅色特工」，其中有一個著名的人物，即曾任國民黨國防部作戰廳廳長，後任國民黨軍兵團司令兼第七十二軍中將軍長，最後享受中共副兵團級待遇的郭汝瑰。郭老的情況並不是現在有些傳說，是長期埋下的「冷子」。他雖曾是1928年的老黨員（介紹人，袁鏡銘），但入黨當年即與組織失去了關係（定性為脫黨），後在1945年春夏期間，重新恢復聯繫（由中共情工人員任廉儒對其進行爭取和考察，中共南方局董必武審查通過）。在抗戰結束後，傳出過重要情報，如抗戰勝利，國民黨軍針對中共及淪陷區接受的《國軍戰鬥序列》（此本只印刷13冊，由其主編。但至今為止，其在淮海戰役中的作用，未有確切定論）等。但重新入黨時間則為1983年，當然，前面也有很多歷史因素的阻礙。
郭汝瑰
回到1948年，中共的野戰大軍在取得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決定性勝利後，國民黨軍精銳嫡系幾乎喪失殆盡，長江以北廣大地區完全得以解放。身為國防部作戰廳廳長的郭汝瑰接到了中共最新指示：
黨組認為，解放軍渡江及掃平江南不會遇到特別的抵抗。但是蔣介石最後必然妄圖鞏固西南，西南必有一場惡戰，你應爭取帶部隊到西南，到時設法起義，瓦解敵軍，影響作戰進程。
按照組織命令，郭汝瑰辭去廳長職務，並通過活動，被委為七十二軍軍長。（註明一下，這裡有個前後問題，有的材料說是淮海以後，郭老擔憂查其責任，先是申辭作戰廳廳長，並同時要求組織讓其前往根據地，組織發出了這樣的命令。根據現有的資料可佐證，組織命令在前）
隨著國民黨國防部由南京遷往上海，七十二軍軍部也搬到上海北四川路的一座小學校里，郭汝瑰和以華山路川鹽銀行辦事處主任身份為掩護的任廉儒聯繫更為密切。
而他們交接情報的地點，則放在了保密局上海秘密聯絡點，即在上海美琪戲院的對面，曾有家較有名氣的川菜館「凱歌歸」。這就是俗稱的「燈下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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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凱歌歸」的老闆和經理都是四川人，黃埔一期生李岳陽和原上海新城區警察局長何培榮。上海國民黨軍政委要員宴請很多都在此。郭汝瑰和他的參謀長許亞英（保密局人員）也是這個保密局情報站的常客。李岳陽每次見到郭汝瑰 ，總是顯得很熟絡和親熱。
軍統李岳陽
郭汝瑰就在這裡將重要軍情交給任廉儒。一次，也是在「凱歌歸」，任廉儒收到一份極其重要的軍事情報，裡面包括江防計劃，江南作戰計劃，武漢、陝甘和西南地區國民黨兵力配備的詳細資料，計約九份國民黨國防部絕密文件。
離開「凱歌歸」，任廉儒立即驅車前往徐匯區斜土路上一座小洋樓，那裡等待他的是工礦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梁佐華。工礦銀行的大老闆是陳立夫，其任董事長兼第一常務理事。常務理事魯自誠既是梁佐華銀行上級，也是中共情報小組中其的領導。
任廉儒和梁佐華的共同使命，就是把郭汝瑰提供的絕密情報，以最迅速最穩妥的方式交給中共負責人。
原先，任廉儒不必通過梁佐華線路。但任廉儒的直接聯繫人陳家康已經調離上海，專心全國和國際青聯的工作。不巧的是，梁佐華的領導魯自誠也被中央調去了西南，準備負責西南地區的財政工作。但現在手上這份如此絕密的文件，必須儘快交出 ，但安全又極其重要，不得冒險傳遞。因為萬一又意外，後果將不堪設想。
任、梁經過再三鄭重考慮，決定交給民革中央軍事特派員王葆真，由他直接交由中共負責人（任廉儒、梁佐華均為中共、民革隱蔽戰線人員雙重身份）。
第一排左起：李錫九、何香凝（女)李濟深、柳亞子、王葆真
王葆真，字卓山，1880年生人，河北省深澤縣人，醫藥世家。少時曾由直隸省選公費保送日本東京經緯學堂，後入早稻田大學深造。
1905年，在東京成為第一批同盟會員，中國國民黨元老。辛亥革命時期，是灤州起義領導人。袁世凱稱帝時，是倒袁護法、維護共和的中堅；北洋政府時期，又成為曹錕賄選的揭批者；大革命時期堅決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和中共關係甚密。
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王葆真被選為中央常委，民革中央軍事特派員，和中共上海情報組織聯繫密切。
發出了邀約，王葆真老人應約來到上海華山路川鹽銀行上海辦事處樓上任廉儒居所中。王老欣然答應擔任「傳送人」，對於情報安全，三人商量決定：當前情況特殊，危機四伏，一旦出現緊急情況，應採取「毀件保人「的斷然措施，以切斷敵人追查線索；要絕對保證郭汝瑰的生命安全，即使文件毀了，他們三人都犧牲了，只要郭汝瑰還在，就能保住一個特殊的情報來源，而且保證了他能率領七十二軍在西南起義，打破蔣介石「憑劍閣之險，天府之富，立足西南，再圖中原 」的戰略意圖。
今天華山路老建築
商量畢，情報轉移到了王葆真手上，王老則讓民革秘書組長吳榮利用他擔任上海財政局秘書的身份，先是將文件鎖進了財政局的保險柜，隨即又將情報轉移到新閘路民革和中共之間的一個秘密聯絡點，發出信號，等待中共派人來取。但！就是這個環節上，意外發生了。
南京大光新村2號，住著既是民革成員又是中共地工的憲兵少尉吳士文。某天，南京地下民革負責人孟士衡到吳士文家中開會。被其鄰居、首都衛戍司令部稽查員秦范五（保密局特務）監視到。
而會後，孟士衡絲毫未察覺自己已被跟蹤。孟士衡曾擬訂了「京滬暴動方案」到上海請示王葆真批准。隨後，南京民革地下組織遭到破壞，主要負責人孟士衡等多人被捕。上海的王葆真被監控了起來，情報網的漏洞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漏洞，任廉儒、梁佐華、郭汝瑰及這批絕密材料均處在極度危險之中。
保密局開始了收網，上海民革臨時工會委員張克強、許志遠、萬行浩等人又遭逮捕。
1949年2月22日，為商量緊急應變辦法，五個常委委員定於該日中午12時在上海湖南路261號，即王葆真寓所，開緊急會議。王葆真、許卜五、林滌非、粱佐華四人準時到會，唯獨缺少歷來守時的吳榮。
根據形勢與經驗，重要約會不到，必出問題。王葆真立即做出了全部撤離的決定。在一番喬裝措施下，四人安全離開（其實，根據事後，此為保密局放長線釣魚）。此時，四人還不知道吳榮前一天晚上已經被捕，遭受酷刑，但吳榮則嚴守秘密，直至上海解放，未吐露過一字機密。
王葆真和許卜五（為其助手）第一時間趕到新閘路秘密聯絡點，緊急焚燒那份絕密情報。就在剛剛處理完情報，老人舒氣的時候，保密局的追捕人員已經到達，王、許捕。同時在上海被抓捕的還有林滌非、王履和、沈士榮等十多人，僅民革上海臨時工委的16個委員中有8人被捕。
1949年3月3日，《中央日報》以及其他大小報刊均以頭版頭條刊出一則爆炸性新聞：「京滬陰謀暴動主犯王葆真在滬就逮，同案犯吳榮捕獲，餘黨正在追緝中。」
王葆真的被捕，讓反對國民黨獨裁，等待解放，堅持戰鬥的隱蔽戰線產生過很大的憂慮。他這裡如果有突破口，這個重大損失是誰也負不齊的，使很多情工人員的生命受到威脅，同時也很可能給解放大西南的勝利進軍帶來嚴重的阻礙。
然而，老人憑著強烈的和大無畏的犧牲精神，硬是用瘦弱的軀體，擋住了地獄之門。他被當作死囚監禁在淞滬警備司令部的大牢之中，受過酷刑，曾被打得遍體鱗傷，但從未吐露過郭汝瑰任何隻字，切斷了國民黨特務機構的繼續深查線索，最大的保障了郭汝瑰的安全。
老人曾在獄中書下詩三首：其一，臨難不苟免，捨身貴取義。聞道夕可死，橫刀何足懼。其二，精神早破生死關，黑牢何能鎮卓山（王葆真字卓山）。心似日月明皎皎，清風流照滿人間。其三，願為人民受苦難，願為眾生入地獄。無名英雄塚上樹，護風護雨護忠骨。蔣介石讀到這些詩後，氣得暴跳如雷，曾判處王葆真死刑。但因他是同盟會元老、辛亥老人，國民黨元老皆為他講情，李濟深親筆給李宗仁（時任代總統）寫信為其說項，經多方營救得到了免予立即執行。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王老才由民革滬寧區臨時工作委員會負責人陳銘樞從死囚牢中接出，送上海永川醫院治療。
而孟士衡、吳士文、肖儉奎等卻在黎明之前，1949年5月9日被害於上海閘北公園。其中，孟士衡是民革高級成員，吳士文、肖儉奎是則參加民革工作的中共黨員。而梁佐華和任廉儒則在國民黨追捕中，通過安全渠道，搭上了英國怡和洋行由上海開往香港的 「湖南號 」客輪。
還是經民革中央聯繫，中共情報系統負責人之一的潘漢年派出當年刺殺汪精衛的張建良，向任廉儒和梁佐華傳達了中央指示：「國民黨政權正在土崩瓦解，但現在仍盤踞著大半個中國，當前我們應加強策反國民黨軍隊起義的工作，以配合解放軍的正面作戰。西南是蔣介石負隅頑抗的基地，估計會有一場惡戰，幫助郭汝瑰將軍率七十二軍起義成功，意義重大，必須儘力。」
任廉儒 、梁佐華奉命繼續在重慶（國統區），上海（已被解放）兩地為郭汝瑰起義工作奔忙。
1949年12月10日，郭汝瑰在四川宜賓通令起義，其所管轄的瀘州、宜賓、樂山、資中、自貢四個專區、一個市的共33個縣同時起義，成都失去了最後一道屏障，粉碎 了蔣介石「川西決戰」的意圖。
40年後，台灣出版的《百戰軍魂》中有一段關於郭汝瑰起義的記述：「黃埔嫡系，並經日本士官學校和陸大深造，受陳辭修將軍特別賞識、倚重（曾任參謀本部作戰廳長）的郭汝瑰將軍，帶著國民黨的最後本錢-七十二軍陣前『歸隊』，瓦解了國軍的最後布置和士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