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負責謀平等，你負責爭自由

有一次和其他老師一起商量學校的精神和理念，我擬定了這麼幾個詞語：崇德、自強、共生、融合、求實、執著、仁愛、平等、擔當、創造……最後又加了兩個：健康和快樂。有的老師說，是不是應該加上「卓越」和「至善」，許多老師也覺得有道理，但是我有自己的想法。

教育，一定是教人為善的，教人向好處發展，但是不是一定要「卓越」和「至善」呢？這裡就涉及一個教育觀念的問題。我最喜歡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話：「在立腳點要平等，於出頭處爭自由。」這句話很耐人尋味，「要平等」講的是基本的要求，「爭自由」講的是奮鬥的目標，這兩者混淆不得。至善，就是好得不能再好了，這不是我們的立腳點，教育不能要求每個人都要做好得不能再好的「聖人」，這不切合實際。至於「卓越」，更是沒有標準的事情，我們常說「卓越不只有一種表現形式」，可見「卓越」實在無法成為教育的目標。但現實呢？我總覺得我們的教育可以用古人的一句詩來描述，那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為了所謂的「卓越」而犧牲了人的天性和快樂。

有一次，我在一所學校聽校長介紹他們的學科競賽成績，多少個市級一等獎，多少個全國一等獎，但是讓我印象最深的卻是朋友對我說的話：「我的小孩在這個班裡做了三年陪讀，結果連最基本的也沒搞清。」我當時的回答是：「誰叫你去湊這個熱鬧的？」這其實還不是最嚴重的。我在西南某地調研的時候，聽到最震驚的一句話是當地的一位村民對我說的：「娃兒去讀高中，三年回來，讀成了一個廢人。」三年，陪讀而終於失去對一門學科的熱愛與興趣；三年，讀遍了語、數、英、理、化、生，卻變成一個一無所知的廢人。原因只有一個，我們的教育是不計較教育成本的，但凡有一個成功者，就可以無視數十上百個失敗者的存在。卓越和至善，總是人群中的少數，因為成就少數而忽視大多數，教育就真的實現了它的價值了嗎？

有人或許要說，所謂高標準嚴要求，要求高一點總歸是好的。其實，這是一個需要被終結的關於教育的流言。當我們提出一個超越一般人性水準的要求時，更多的不是激發人們向上的意志，而是喚起他們自暴自棄、自我放縱的慾望。教育心理學研究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叫「習得無助」（learned的

helplessness），大概就是描述的這種情形。當學生對教師提出的教學要求感到無法實現的時候，他們往往採取徹底放棄的態度。事實上，培養卓越沒有盡頭，好了還要更好，所謂這山望著那山高。但問題是，我們的教育卻常常守不住最應該守住的底線，如最基本的文明素養、最基本的科學素養。一個人讀了12年書，卻沒有基本的生活能力，對世事人情一無所知，我們的教育可以向社會交代嗎？我們提出過要把學生培養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但是不應該忘了，首先要讓他們成「人」，然後才能夠要求他們成為接班人。但是，我們總是想跳過最基本的，而直達最高端的。比如，我們都知道焦裕祿、孔繁森是優秀的甚至是卓越的基層領導，於是要求所有的領導幹部都要成為「焦裕祿」或者「孔繁森」，結果並沒有如願。我們不否定的確有一些「焦裕祿式」的好乾部，但是也出了一批貪腐敗壞的壞幹部，甚至這樣的幹部有很多。我們要求人人成為「雷鋒」，但是整個社會道德水準的下降，似乎已經成了不爭的事實。

如果我們檢討這些年教育犯的過錯，我想首先是教育觀念出了問題。我們只盯著那些所謂的成功者，而忽略了教育的作用，它首先是要讓整個社會變得更文明、更理性、更溫暖。而一旦失去這樣一個更文明、更理性、更溫暖的社會基礎，卓越者也只能靠天賦異稟來成就了。更可悲的是，一旦這些卓越者出現，我們卻又沾沾自喜地以為是教育本身的功勞，這不過是自欺欺人。

教育其實首先應該關注受教育者普遍水平的提升，同時為每一個受教育者的發展提供可能的環境與條件。唯有如此，我們的教育才是真正對民族負責任的教育。一個剛從北歐旅行回來的朋友告訴我，她在那裡感受到了安全與熱情，雖然酒店未必有國內的奢華，但卻實實在在讓人感受到了溫馨，「我覺得在那裡旅行比在國內還有安全感」。這讓我陷入深深的愧疚，因為我們的教育並沒有在改善社會環境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

當面對那位不想讓孩子繼續讀高中的村民時，我真的很希望能說：經過學校的學習，你的孩子才能夠成為一位懂道理、會生活、體貼溫暖的人。而且，我希望我說這樣的話時，內心是充滿了堅定的自信的。

《好教育改變人的氣質》

鄭朝暉 著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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