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改讀音這種事，要怪只能怪：項少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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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文的鼻祖、已故武俠小說大師黃易，最喜歡的就是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百花齊放的年代。所以他在《尋秦記》一開篇，就安排特種部隊精英項少龍同志穿越回到那個時代。

而項少龍回去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與當時的人語音不通——連猜帶蒙之下，很快會使用古音與韓趙魏楚燕齊秦這七個國家的人交流。就這一點而言，項少龍簡直是語言天才。所以他後來培養出統一六國的秦始皇，也就言之在理了。

無論說話還是寫詩，當時的發音跟現代的普通話發音都不同，然而不同之中也有相同。所以誕生於至少兩千五百年前甚至更早的《詩經》，今天讀起來也可能琅琅上口、押韻貼切：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經·周南·關雎》）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詩經·秦風·蒹葭》）

但問題就在於，《詩》三百篇並不是所有的詩，今天讀起來都這麼沒有距離感的。比如下面這首：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詩經·鄘風·柏舟》）

不要說今天用普通話讀起來不押韻，八百多年前南宋的朱熹就已經讀不出韻來了，於是他就用了「叶韻」的方式來讀。「葉」其實通「協」，就是想辦法把韻讀得跟上下協調一致。例如他就在這裡把「儀」用反切注音了一下「葉牛何反」，也就是把「儀」讀為「俄」。

而朱熹依據的是什麼標準呢？當時南宋口音的標準。朱熹不清楚詩經作者是不是這樣的發音，但既然你一定有押韻，那我就按我如今的口語音韻來讀咯。因為給古字注音缺乏客觀標準和證據，朱熹這種任性的「叶韻」讀法，其實是很不受後世尤其是二十世紀的音韻學家待見的，他們認為朱熹開了一個不負責任的壞頭，會帶壞小朋友：管它古音如何讀，我覺得怎樣押韻就怎樣讀。

但朱熹這種「叶韻」其實影響深遠，因為如今爭論的「遠上寒山石徑斜」的「斜」，其實本來沒有Xia這個讀音，而是幾乎一直都是跟Xie相似的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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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用作「傾斜」之意，從古到今幾乎就一個標準音：上古音為喻紐魚部，中古音為「似皆切」，推導到今天的普通話讀Xie音。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山行》）

杜牧的這首詩寫在唐朝，唐朝口音到後來雖然「家」、「花」還押韻，但「斜」明顯不押。但因為除了某些方言之外，「斜」在歷代的官話正音里基本都不讀「Xia」音。後人為了追求押韻，就用朱熹的叶韻法，把「斜」讀作了「Xia」音。

跟「斜」本來其實沒有「Xia」的讀音不同，賀知章「鬢毛衰」的「衰」是千真萬確有「Cui」的發音的。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回鄉偶書》）

「衰」讀Shuai的時候，主要意義是「減退」「敗落」「由強而弱」；讀Cui的時候，意義其實是「等次」「差別」「喪服」等等。另外，「衰白」的衰也讀Shuai。從詩句的意義而言，「鬢毛衰」其實是「兩鬢的頭髮疏落髮白」，跟讀Shuai時的意義更契合。

而從押韻的角度而言，「衰」讀Shuai也跟尾句的「來」Lai音更契合。至於為什麼「衰」會讀Cui音，應該是前人為了跟「回」押韻所致。但絕句的一、二句押韻，遠遠沒有二、四句押韻關鍵。何況首句的「回」，在唐朝時本可能讀Huai音，不信看看李白的這首：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回。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望天門山》）

「回」讀Huai音的時候，即便用普通話來讀，這首詩也是押韻的。所以「鬢毛衰」讀作Shuai，真的更合情合理。

然而為什麼大家普遍表示拒絕接受改動呢？因為先入為主的標準：老師當時就這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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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來，字的寫法大致有標準，但字的讀音是沒有統一標準的。例如杜甫詩「乾坤日夜浮」，同一個「浮」字，河南人、廣東人和胡建人的讀法就是不同的三種。

秦始皇在項少龍的指導下茁壯成長、兼并六國之後，統一了度量衡、貨幣、馬路寬度甚至文字，卻沒有辦法統一天下的口音。道理很簡單，既沒有大一統的現代教育體系，也沒有類似留聲機和廣播的聲音傳播設備，要幾百萬平方公里上的人都說一口標準咸陽音是不可能的。

但沒有普通話，不代表沒有處於鄙視鏈頂端的口音。一般而言，首都在哪裡，高埠音也就在哪裡。例如從西漢過渡到東漢，首都從長安變到洛陽，那麼洛陽口音「洛語」就是當時的優質主流選擇，類似於今天的倫敦諾丁山口音。從劉皇叔到司馬懿，統統都以「洛語」為榮。

然而司馬懿的後代不爭氣，擋不住北方的游牧民族，定都洛陽的西晉變成了偏安南京的東晉。避難南下的王羲之們的「洛語」跟南京當地話結合，就成了新一代的「金陵雅音」。等到隋朝統一中國，最流行的口音就是以洛陽音為基礎、綜合金陵音的「中原正音」。從李白到李賀，從杜甫到杜牧，「中原正音」都是吟詩作賦的標準音。

即便從北宋到了南宋、首都從開封變成了杭州，陸遊還是由衷讚歎：「中原唯洛陽得天下之中，語音最正。」在長達近千年的時間裡，洛陽音都是官方最標準通用語的發音典範。在征伐頻繁、朝代更迭的古代，也實在堪稱奇蹟。

但奇蹟終究會結束。蒙古人建立元朝，為了方便就把大都（北京）本地話作為標準音。這也是北京地區的口音第一次登上歷史舞台。但很快明朝取代元朝，雖然朱棣把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但一大群王公貴族們說的卻都是南京雅音。從故宮落成到崇禎帝上吊，朝廷標準口音都是南京音。

雖然滿清取代了明朝，但康熙初年韋小寶韋爵爺的揚州話，實際上跟朝廷口音比北京本地口音要接近得多。只是這時的官方口音，已經漸漸分化成了繼承明朝傳統的南方官話，以及吸收了北京語音甚至滿洲口音的北方官話——但更優先的仍然是南方官話。

但這一切都被你們的四爺雍正改變了。雍正八年，朝廷設立「正音館」，要求全國官員都必須以一種口音說話——皇上的耳朵不是用來練聽力的。雍正選擇了北方官話，於是南方官話漸漸式微。用行政命令來統一口音，雍正證明了這樣做的可行性。

清朝垮台民國建立，要確立「國語」的口音標準。一派認為要堅持華夏的雅音傳統不能變，以「折中南北牽合古今」為原則，保留入聲特徵，從北京官話和南京官話中混合提取創造；一派認為費那勁幹嘛，直接把以北京話為基礎的北方官話拿來一統江湖就行了。

最終偷懶省事的方案佔了上風：以北京語音為標誌的北方官話，成為了中華民國「國語」的唯一基礎。從此唐詩宋詞里的入聲字就從通用口音里消失了，只能到四川話、廣東話這樣的方言里去尋覓。

1955年，「國語」被正式更名為「普通話」，取普遍和共通的含義。普通話的口音規定「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但實際上因為北京魚龍混雜來來往往，口音已經不算純粹。所以最終語言專家選定的普通話標準音，來自河北省承德市灤平縣金溝屯鎮金溝屯。不要懷疑，這個屯就是有統一中國口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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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論，一個像中國這麼大的國家，尤其在進入現代社會以後，沒有一種通用的交流口語，各地區人民之間的溝通確實吃力。

比如要是沒有普通話統一口音，當一個北京人聽一個廣東人說「各個國家有各個國家的國歌」時，他聽到的只會是「咯咯咯嘎有咯咯咯嘎該咯鍋」。而在福建這樣方言數量爆炸的地方，不要說閩北人聽不懂閩南語，就算一個縣只隔一條河，可能都是雞同鴨講。

既然是通用語，就要有統一標準。負責制定標準的是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原先直屬國務院後來劃歸教育部，他們提供《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哪一個字普通話讀什麼音，原則上除了他們之外，誰說的都不算。

但問題出在：語言和語音是不斷變化的，而現在絕大數字都不知道古音讀什麼。例如「一騎紅塵妃子笑」的「騎」字，無論是Ji還是Qi的讀音，都是清朝之後才有的。唐朝杜牧他老人家的讀音，只有極少數的音韻學專家才知道。但不用普通話去讀，這句詩又怎麼讀出口？

況且有語文就有語文考試，而語文考試依據的標準究竟是什麼呢？白話文的時候，依據的是普通話；考古文的時候，似乎又依據古文。不要說考生了，即便是出題人，多半也不是完全清楚自己依據的究竟是什麼標準。

因為語言在變化、而標準又前後有變動，所以同一批人上學時老師斬釘截鐵要求把「斜」讀Xia，而現在他們的孩子上學老師又要求讀Xie——更有以下的個別情況：孩子上小學一年級時語文老師要求讀Xie，而到了四年級新來的語文老師要求讀Xia。不要說孩子了，大人都會瘋掉。

就算能夠最終說服一代人把Xia改作Xie，但標準究竟是如何確定的？又依據什麼標準來改動？除了國家語委之外，絕大多數人都是一頭霧水，也聽不到什麼解釋。要是根據約定俗成、少數服從多數的標準，那有朝一日「單于」Chan yu改作Dan yu、「番禺」Pan yu改作Fan yu，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改拼音的問題，其實就是標準統一的問題：承德金溝屯口音不但要用來規範現代漢語，甚至要用來規範以往的古代漢語。但古代詩詞中一個字究竟怎麼讀，音韻學專家們時時都吵得不可開交，要有一個規範的讀音也不太現實。相對現實的做法，是在分不清古音和今音的情況下，不強求一定用今音去讀古音。也就是說在讀詩詞時，「斜」讀Xie當然可以，但讀Xia也不算錯。

普通話語音如今當然已經深入人心，不但全國從幼兒園開始就統一講普通話，甚至為了拉動消費，成都火鍋店裡幾十歲的嬢嬢也早就笑眯眯地說起了川普。隨著人口流動的加劇，如今的問題並不是金溝屯口音怎樣統一中國，而是各地的方言如何在今後的數十年里存活。小孩會說方言但不說方言的情況，已經不是個例。

時下的爭論很快就會過去，在趨向統一的大趨勢下，最終大家只想認準一種讀音。所以說來說去，也只能怪項少龍：你穿越回去教秦始皇搞大一統的時候，為什麼不順便把口音也一起統一了？就算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啊！否則二十一世紀的國人不僅要愁房價，還要焦慮怎麼說話。

參考：知乎《為什麼古人寫的詩也會押現代讀法的韻？》；子喬《談談「石徑斜」與「鬢毛衰」的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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