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從室——蔣介石的「軍機處」

1932年，國民黨軍在江西圍剿江西紅軍時，蔣介石常帶領他的幾個親信侍從人員如秘書、副官和參謀人員到各地視察工作。政學系的頭目楊永泰向蔣建議：應將隨行的參謀人員以及侍從人員組成一個侍從室，以便於開展工作。蔣介石立即採納了他的建議，開始成立了一個只有四個小組的侍從室。1936年1月，蔣介石對侍從室又作了正式改組，全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

改組後的侍從室，成了一個掌管軍事、黨政、人事大權的統治機構。其規模雖不算大，但地位卻凌駕於國民黨政府各部門之上，是當時中國的最高政治中心，是蔣統治中國的「軍機處」。

掌管軍事的侍一處

掌管軍事的侍一處主任實際上就是蔣介石的軍事幕僚長。從1936年侍從室改組，到1945年侍從室撤銷，10年間，侍一處主任七易其人，依次是：錢大鈞、林蔚、張治中、賀耀祖、林蔚、錢大鈞、商震。其間，錢大鈞和林蔚都是兩度以高級軍事幕僚長的身份，隨侍蔣的左右，為蔣所信任。

錢大鈞，江蘇吳縣人，早年畢業於保定軍校和日本士官學校，是蔣介石的心腹。他在任侍一處主任時，在蔣身邊處理文書，安排蔣的生活行動，精細敏捷，頗稱蔣意。1936年西南兩廣事變時，錢大鈞奉蔣之命，秘密活動粵軍將領余漢謀叛變陳濟棠，獲得成功，為蔣賞識。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回到南京，雖對錢大鈞的忠誠一度懷疑，但念及錢在臨潼華清池也被彈射傷，依然恢復了對他的信任。抗戰勝利前夕再度出任侍一處主任。離任後又被蔣任命為上海市市長。

林蔚，浙江黃岩人，陸軍大學第四期畢業。原任軍委會銓敘廳廳長，掌握國民黨政府陸、海、空三軍人事管理多年，每遇職務調動，他的原職位是從來不動的。林到侍一處任職，偏重於對戰區的作戰規劃。他謹慎穩重，長於謀劃，實乃蔣家王朝中高級幕僚人物的典型。

侍一處主管的業務，幾乎包括了本應由軍委會所屬的各重要部門和其它行政部門掌管的工作。從作戰指揮、部隊訓練、國防裝備到交通運輸、後勤補給以及人事管理等，侍一處無所不管。凡是蔣的參謀長不能決定或不敢決定的一些報告或請示的文件，都經過侍一處的第二組（掌軍事參謀業務），由參謀人員研究審核，簽署意見送給蔣介石作最後裁定。還有來自全國各地軍政大員請示報告的文電，須由蔣親自處理的，也要經侍二組初步審閱後再行「呈閱」或「呈核」。

侍一處還要參與制定重大軍事決策，提重要建議等。若逢蔣有重要軍事行動，侍一處主任常常要隨侍左右，出謀劃策。錢大鈞就曾隨蔣介石指揮湘、黔、川、滇各省部隊堵擊紅軍和解決兩廣事變。

傳布蔣的命令也是侍一處的主要任務之一。這項任務主要是向各戰區高級指揮官正確無誤地傳達蔣的重要手令。蔣在外指揮作戰期間，常常深夜打電話找侍一處主任，對白天打的電報、命令加以修改、補充，或是叫侍一處主任立刻打長途電話，傳布命令到前方。戰事緊張時，蔣一天要找侍一處主任多次。遇有緊急軍情，還得代蔣親擬電稿發出。

二、掌管黨政和秘書業務的侍二處

侍二處下設第四、第五、第六3個小組，核心是第四組，它主管政治、黨務和秘書業務，管轄範圍包括行政院所屬各院、部、會，國防最高委員會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及「中統」特務組織等單位。各省、市地方政府行政首腦向蔣請示彙報的文電，也統由侍四組負責處理。蔣通過這一核心幕僚機構，把黨政大權集中在自己手中。

侍二處的主持人是蔣身邊的親信幕僚人物陳佈雷。他從侍從室改組之日起，就被蔣任命為侍二處主任，一直擔任到1945年侍從室撤銷。遇有重大事件，蔣時常約陳布雷密談，密謀劃策直至深夜。陳還為蔣寫了不少文章，蔣發布的重要文電，十之八九皆出其手，故有蔣的「文膽」之稱。

北伐戰爭前，陳布雷在上海任《商報》主筆，寫過一些反軍閥的文章，受到蔣的注意。1928年的春天，蔣在南昌召見陳，經幾次長談後，蔣認為陳有德有才，便聘他為私人秘書。以蔣介石為名發表的許多重要文稿，實際上都是由陳布雷撰寫的。例如，以蔣署名的文章《報國與思親》，被南京政府明令編入中學課本中，實際上是出自於陳布雷之手。「西安事變」後，蔣介石發表的《西安半月記》一文，也是由陳布雷挖空心思寫出來的，其中謊話連篇，有許多情節都是編造出來的。

蔣介石每次發表重要講話時，事先常同陳布雷商量，或先擬定提綱，或先由陳擬成文稿。有時候，蔣講完話後還要陳布雷將講話內容整理成文，他核定後再發表。蔣對陳的文字雖說是滿意的，但仍十分挑剔，修改兩三次是常事，最多的有18次易稿之事，常常使文章越改越長，連宋美齡也批評陳布雷文章太長。陳布雷聽到這種批評後，苦笑著說：「我和你們都有同感，我也不想寫長文章，只是每次我把文章作好呈送總裁，總裁總要一改再攻，還加許多意思進去，所以文章就越做越長了。你們都說不喜歡看長文章，其實，我和大家也是一樣的。」

陳布雷擔任侍二處主任，除為蔣介石代擬文稿外，他還負責國民黨宣傳方面的工作，侍從室設有宣傳小組，由陳一人負責。國民黨中宣部的工作方針、計劃，大都要向陳請示報告。

三、掌管人事的侍三處

按照蔣介石的規定，凡國民黨政府軍委會和行政院所屬機關、部隊，以及中央和地方各行政單位的高級軍政主管人員的任免，必須經過蔣親自核定，然後交由主管部門發布命令。關於高級行政人員的儲備、考核、挑選、任用，蔣曾命侍二處第五組主管，但因涉及範圍太廣，實在管不了，大約在1939年底或1940年初，陳果夫秉承蔣的旨意，提出了「由黨培植掌握新幹部的計劃」，向蔣建議成立一個獨立單位，專門辦理人事調查、登記、考核的業務，經蔣批准，就在侍從室系統中成立了第三處，陳果夫任主任。

侍三處掌管的業務，大體包括這幾方面的內容：首先是整理原有的人事資料，作為建立其整個業務的基礎；其次，通過各種組織，主要是「中央訓練團」的組織，進行聯絡、吸收和甄選各方面為蔣家王朝服務的「人才」；最後，他們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人事登記制度。按照他們當時說法是：一面是集納人事資料的倉庫，一面是供應人事資料的源泉。

侍三處的權力掌握在國民黨CC系陳果夫手中。陳果夫收集人才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成立「實業計劃學會」。他利用「學會」組織，拉攏當時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和知名人士，如大學教授、工程師及科研工作者，通過侍三處向蔣推薦。二是成立「中央訓練團」受訓結業學員通訊處，隸屬第三處。派CC系的小頭目吳鑄人為主任。規定「中訓團」受訓結業的學員回到工作崗位以後，要按時和「通訊處」聯繫。並規定學員報告的內容：除個人讀書、工作和所在機關單位的活動情況以為，還要彙報周圍人的思想情況。侍三處根據彙報，對受訓結業學員進行考核、登記，擇優予以升遷。三是在中央訓練團成立高級班。抽調國民黨廳、司、局長和專員級官吏來團受訓，期限半年，結業後，由侍三處登記，直接掌握，作為培養使用對象。等等。

另外，侍三處還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人事登記制度和方法，把經過調查和從各方面搜集到的人事資料，經過分析研究，製成各種登記卡片，同各種原始資料一起構成人事登記卷。這樣，通過侍三處幾年的經營，在全國各地都撤布了「人事情報網」，從而使蔣介石得以把從中央到地方的人事權控制在自己手裡。

四、蔣介石對侍從室人員的選用

蔣介石對侍從室人員的選用是嚴格的，特別是侍二組和侍四組這樣的核心幕僚機構，其工作人員都是蔣親自挑選。他首先考慮的是，此人是否為黃埔軍校出身，或是否在統治集團中服務年限深久。然後，對召來的人，他還要親自觀察，直到他認為滿意，才做最後決定。

蔣介石用人的主要標準是必須對他忠心耿耿，絕對可靠。例如，兩次擔任侍一處主任的錢大鈞就是一例。此人是蔣的嫡系，一貫聽命於蔣，對蔣忠貞不二，因而，深得蔣的信任，兩次侍蔣。儘管如此，蔣在駕馭這些人員時，還是十分小心的。他經常更換侍一處人員，一般任期1至2年，最短的只有3個月。而基本上不換侍二處人員，特別是侍二處主任陳布雷「十年一貫制」，從未更換。這是因為，在那戰火紛飛的年代，侍一處主管軍事，對內聯繫軍委會內各部會，對外聯繫各戰區發布蔣的軍令，因此，一處的主管不但必須是親信，而且不能有常員，否則，就會有人藉此培植自己的勢力，而蔣就有被越俎代庖、給人架空的危險。

在侍從室工作的人員待遇是優厚的，而且在離開侍從室的時候，蔣一般還給於提升一、兩級特殊優待。表示蔣對其內廷臣僕的特殊恩寵，使他們對蔣感恩圖報。不過蔣平時對他們的要求，必須盡職盡忠，不能稍有懈怠。有一次，工兵學校請蔣頒示訓詞，錢大鈞命人擬就，呈蔣審閱，蔣見文字草率幼稚，大為不滿，立即批示：「此等文字，尚不夠中學生程度，何草率為轉呈！」另一次，某戰區送上一大厚本作戰計劃，當時任侍一處主任的張治中馬上籤了字，呈了上去。蔣卻在後面批了一大段話，大意說：「這樣一厚本給我看，究竟你們是我的參謀，還是你們的參謀？」對張治中的「疏忽」將了一軍。

蔣介石在處理問題時，總是把嫡系視作親信，把雜牌目為異己。幕僚們在草擬處理轉來的公函請蔣批複之前。總是首先要弄清請託者與蔣的親疏關係，然後分別處置。遇有弄不清某些人與蔣的關係，或蔣喜悅不定、難以捉摸時，就乾脆不擬初步意見，用「呈核」二字，聽蔣自行裁決。

蔣審閱文件有一個習慣，經常批一「閱」字。有時用紅藍鉛筆，有時用毛筆，字跡潦草時，竟把「閱」字畫成彎彎曲曲，恰似蠕動著的蚯蚓一般，後面向來是不簽名的，看慣了的人，一望而知是蔣的親筆。然而同是蔣的親筆，幕僚們卻能揣摩出不同的涵義。最普通的情況是一「閱」字了之，歸檔存查。一種情況是蔣從中採取部分意見，另外下達「手令」或「指示」，這樣的「閱」字，意味著把文件暫時撂過一邊。另一種情況是既不肯定，也不否定，還在思考，也批一「閱」字。有時蔣想起來，還向侍從室管檔案的人索取重閱，又在上面畫上一個爬蟲符號。這許多不同涵義的「閱」字，蔣的幕僚們是能鑒別出來的，並能根據不同情況進行不同處置。如，1941年6月，馮玉祥在重慶給蔣寫過一封信，向蔣痛陳當前軍政積弊，一共用了35張八行信紙。當時侍二組參謀人員為蔣作了詳細提要，並附原信，送蔣核閱，蔣看畢，只批一「閱」字。

蔣在處理問題時，有時嘴上說的和心裡想的並不一致。例如，有一次，政治協商會議開會期間，國統區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的學潮風起雲湧，西南聯大學生走在前面，其它地區學生紛紛響應。蔣曾下令解散西南聯大，遣返學生回藉，由昆明駐軍辦理。並命陳布雷召集一個小組，主持處理各項問題。陳布雷揣度：「蔣是否真的要解散聯大，值得進一步研究。」陳布雷認為，學潮是受共產黨鼓動的，若解散聯大，則將授共產黨鼓動各地學潮的借口，不是處理問題的上策。於是電告蔣介石，西南聯大問題正設法疏導，請暫緩解散。隨後，陳便暗示各教授，最高當局有解散學校及軍事接管的籌劃，為學校前途計，大家都要挺身而出疏導學生。……陳通過軟硬兼施，多方配合，果然瓦解了這次學潮。

還有一次，侍從室的一個股長慌忙來見張治中說：「委員長覺得黃山的防空洞做的太大。問是何人辦的，有人說是我叫軍政部辦的。委員長說，這還了得！誰叫他開這樣大的防空洞？太浪費，非辦他不可！——請主任代我在委員長面前求求情。」精明的張治中知道蔣的用意，說處分只不過是蔣故作姿態，其實蔣對部下的這番忠心是很賞識的。於是，張治中就寫了一張條子送給蔣，大意是說「委員長愛惜人力、物力，是應該的，不過侍從人員對於領袖的安全負有責任，在這點上，似可予以原諒，免予處分。蔣果然批了一個」閱「字了事。

侍從室的幕僚們都熟悉，蔣是個愛發脾氣的人。在他動怒時說的話，不必過於認真。他們奉行的對策是：氣頭上不要硬頂，事過後我行我素。有一次蔣出去，看到4個人坐一輛軍用三輪車，內有一人是穿便服的，蔣勃然大怒，即命「把那個人抓來！」侍從副官奉命去辦了，回來報告經過。蔣即批示：「將那個搭三輪車的人槍斃！」副官把那張批示送張治中看，張在原批後面，加上一批：「此人有無死罪，應交軍法執行總監部依法審訊。」若問張治中為何敢抗命，原來也是因他摸透了蔣的脾氣，他給軍法總監的電話就透露了其中奧秘：「這不過是委員長認為一輛三輪車不能坐4個人，搭車的又是普通人，一時動了氣，並非了不得的事，頂多問問，關幾天也就夠了。」後來事情果然如此了結。

1945年11月底以前，侍從室3個處全部撤銷了。侍從室先前的一套業務，按其性質分別編入「國民政府」（以後改稱「總統府」）參軍、文官兩處的機構之內，成立了軍務、政務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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