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3萬難童顛沛流離記
1938年，鄧穎超（後排右一）、宋美齡（中排右五）、李德全（中排右四）、郭秀儀（後排右三）等人在漢口聖羅易女中合影
抗戰時期，國共兩黨的男人們在政治盤面上考量博弈，宋美齡與鄧穎超的一段合作秘辛卻並不為人知曉。外界只知宋、鄧二人保持著超黨派私誼，直至百年。這一段超黨派的私誼最早可追溯至1938年武漢淪陷後3萬抗戰兒童被送往大後方的往事。此事由宋、鄧二人合作，這一項屈指可數的國共非軍事合作，以成功搶救3萬兒童並保育他們成人為成功。而保育他們的保育院，就成為在當時國統區為數不多可以公開活動的中共地下黨交通站。
1：籌辦保育會，太太們募款各有方法
「敵擄我戰區肥壯少年，作為傷員兵輸血之工具，因此輩純潔精壯，輸於出血過度之負傷者，得能早日健康，重返支那戰場」，1938年初的《大公報》語出驚悚。當年此類傳聞似幽靈在各地不斷浮現，中央社電報更證實，日軍「俟血液吸盡，則沉屍江海，現長江沿岸，已有不少裝袋童屍」。
抽血，沉屍，令郭德潔不忍熟視，身為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夫人，消息靈通的郭德潔提筆寫出《謹為難童請命》一文，並在文中透露了另一個駭人聽聞的故事：在淪陷區，一批批兒童被運送回日本及朝鮮、台灣等日據地區，補充日本因戰爭而損失的人口，在奴化教育之下，讓他們長大，轉而重返中國，殘殺同胞。
此時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已陷落，江淮一帶的難民湧向相對安全的湖北武漢，戰時難童裹挾其間，充滿了武漢三鎮的大街小巷。有的孩子衣衫襤褸，有的孩子蓬頭垢面，但裡層衣物光鮮考究，想必來自大戶人家，但此時無論是勞苦身世還是名門之後，終究沒了爹媽，寒冬遊盪，沿街乞討，夜裡蜷曲街巷。每天早晨都有凍餓而死的難童，紅十字會、防疫所便只有推著車子到處收屍。
在《大公報》所發表的《擁護國聯反侵略——武漢各兒童團體告同胞書》中，曾以慘烈的數字，來描述這段歷史：「中國700萬兒童，在十幾個月內，估計遭敵人殺害死亡的，至少在10萬以上，被擄掠的兒童，至少在15萬以上。因敵人的侵略戰爭而流離失所的，至少40萬以上。因遭意外刺激，而精神失常的和殘廢的還不在內。」
作為最早獲知日軍抓捕難童抽血一事的報界人士，漢口《婦女生活》雜誌主編沈慈九此時再也坐不住了。她呼籲發起兒童保育會，挽救這難民中的最弱勢群體。但響應者只是一些無職無權的文人學者。國民政府辦公樓里的官員們沒有理會關於難童的各種報告，他們更關心來自美國的援助何時到達。沈慈九幾乎陷入絕望的境地。
沈慈九想到了鄧穎超。據兒童保育會發起人徐鏡平日後回憶，保育會籌辦遲遲不能如願，沈慈九等人找到中共長江局婦女部，鄧穎超當即指示，把力量集中起來，好好乾。
1939年初，南方局婦女組成員（左起）張玉琴、鄧穎超、廖似光、盧競如
1938年1月24日，鄧穎超聯絡各界知名人士在漢口一江春飯店舉行保育兒童發起人會議。那一天，救國會領袖沈均儒和馮玉祥夫人李德全、文化界人士郭沫若、蔡元培等183位發起人參加了會議。會後，中共長江局婦女部承擔起了兒童保育會的籌備工作。但關於兒童保育會籌備工作的一舉一動，都被納入了中統的秘密監視範圍。因為這個籌委會雲集了中國知識界絕大部分名流和各民主黨派，而組織者又是共產黨，這不能不引起國民黨的擔憂。
武漢兒童保育會發起人頓時陷入緊張當中。鄧穎超日後回憶道：「在宣布保育會成立大會的日期後，特務機關狂呼要破壞大會，使大會開不成，我們便去約請宋美齡出來主持保育工作並出席大會。」宋美齡答應出任主席，但提出了一個條件，必須將保育會納入她所領導的婦女組織名下。宋美齡的加盟，果然使保育會的成立一帆風順。發起人背後的跟蹤者也沒了蹤影。
保育會成立那天，宋美齡一身黑色絲絨旗袍，發表了三千字講話，「當此國家存亡之際，何為男子應盡之職務？何為女子應盡之職務？原無分別，只與抗戰有關，乃均能參加」。次日中央社以通稿的形式向海內外發布，《新華日報》亦全文照登。這一天，宋美齡與鄧穎超第一次見面，宋很客氣地走過來與鄧穎超握手，說對她「仰慕已久」。
保育總會在一開始並未贏得廣大民眾的好感，在國民政府崩壞的時代下，他們不免疑惑，「不會是要把我的孩子抓去當兵吧？」為擴大社會影響，總會先後聘請蔣介石、馮玉祥、李宗仁、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黨政要人為保育行動發起人、名譽理事。宋美齡提議鄧穎超為組織委員會主任，遭到國民黨理事反對。鄧穎超為了大局，此後一直以常務理事的身份參與工作。
保育會既已運作，但無錢糧來路，極度緊張的國民政府財政實在撥不出錢來，募集善款的工作就落到了負責保育會工作的各位國民黨官太太身上。這些地位顯赫的女人，何時伸手向人要過錢？日後擔任新中國衛生部部長的馮玉祥夫人李德全就曾說：「我一遇到能捐款的人就臉紅，他們看見我就頭疼。」但為了孩子，她豁出去了。
馮玉祥的二女兒馮弗伐的募款方式更為高明一些。她每次皆指令其父親的秘書，給中央要人如陳誠、何應欽等打電話，說馮副委員長女兒馮弗伐要來拜訪。對方就回答說，轉告馮小姐，捐款叫人送去，不必親自來了。有時對方哭窮，馮弗伐就再三懇求，並說還是親自來取款。對方無奈，只好追加善款。
輪到馮玉祥募款，則軍人氣勢盡顯。馮曾命衛兵挑來一擔水，向川康鹽販募捐，說兄弟有難，這一擔水兩萬五千塊，使鹽販不敢不捐。
不過更多的官太太們，面對由各地搶救回漢的難童時，忌憚於孩子們的髒亂，紛紛借故離去。
2：赴前線，死人堆里找生命
時局一日緊復一日。1938年2月，鄭州、開封告急。3月，江蘇和山東大部分城鎮也被日軍佔領。4月8日這天下午，保育會正在制定難童收容細則，門外突然傳來台兒庄大捷的喜訊。鄧穎超當即提議赴徐州前線收容難童，不少與會者大為驚動，言稱奔赴前線是男人的事情。就在這時，徐州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打來電話，要求保育會立即派人收容流浪兒童。原來台兒庄大捷後，日本準備包圍徐州，一些流浪兒童在前線經常被亂槍打死。
三十四歲的保育委員會主任曹孟君，隨後帶隊奔赴徐州，在炮火連天的戰場上，許多難童的衣服已被扒得精光。野狗、老鴰圍著這些已是殘肢斷臂的骨骸，繼續嘶咬著，你爭我奪。十幾名青年婦女，冒著硝煙在收容流浪兒童，甚至從死人堆里尋找沒斷氣的孩子。
曹孟君帶領200餘名難童從前線回到徐州城，徐州公署卻拒絕解決兒童的吃住問題。她們又找到徐州難民救濟署，救濟署官員要求難童必須參加城防勞動才能得到相應的救濟。
曹孟君在徐州的尷尬境地並不是個別現象。江西保育分會在長江湖口收容難童1000多人，由於得不到政府的幫助，饑寒交迫的難童隊伍不得不就地解散。安徽保育分會的一支搶救隊伍在蕪湖收容難童600人，中途卻被一支國民黨部隊扣留，強迫他們替部隊挖掘戰壕，後在宋美齡的直接干預下才得以解脫。
最終由於日軍包圍徐州，曹孟君無法硬沖，只好將大部分孩子安頓在徐州城內，不過她仍決意帶100個難童突圍。這突圍的日子，整整八個晝夜，到處是槍炮的呼嘯與難民的呼喊。難童恐懼絕望地跟著曹孟君跑，瞌睡得不知在走路，互相緊拉著手。
激戰中，人群不斷被衝散，在走完六百華里到達河南駐馬店時，曹孟君身邊只剩下8個孩子。據當時親歷者後來回憶，就是在這次歷險中，曹孟君還從被敵人擊中起火的房屋中搶救出一個孤兒。
回到武漢，曹孟君受到保育總會同仁的熱淚相迎。宋美齡在大會上大為褒獎，會議完畢，宋美齡走到曹的面前，問了一句話：「你是不是共產黨？」曹一時驚愕，但未等她回答，宋美齡就轉身離去。
鄧穎超似乎也看出了宋美齡的用心，就悄悄將曹調派出去，不再在保育總會出現。事實上，此時國民黨人士不斷要求在保育兒童中發展「三民主義青年團」，培植黨派勢力，宋美齡未予理睬；與此同時，在保育會中，不僅有公開身份的共產黨員，如鄧穎超，也有隱藏身份的地下黨員，如曹孟君等人，兩黨碰撞時有發生，但宋美齡對此也一直保持沉默。
3：撤離武漢，疏散兒童9000餘名
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僅僅3個月，各地保育分會就收容難童2萬名，除浙江、湖南及廣東、廣西省份自行安排外，其他省份收容的難童都要送到漢口臨時保育院。
這些難童在武漢度過了短暫的和平光景，至9月29日田家鎮陷落，武漢瀕臨失守，國民政府已在考慮轉移陪都重慶。這時，漢口臨時保育院還滯留有4100餘名難童。保育院開始陸續轉移難童至大後方。10月20日，武漢臨時保育院門口突然擠滿了拖兒帶女的市民，跪求收養自己的孩子。許多家長情緒激動，戰事來了，為什麼反倒不收孩子了？最後，1000個五六歲的孩子被送入，父母隔欄相望，泣不成聲。
第二天清晨，一艘裝載三百難童的船隻剛出長江口即被日本飛機擊中，三百難童血染長江，哭喊一片，然後沉寂，葬身江底。
時隔半世紀，宋美齡都念念不忘，「300餘難童於乘船護送途中慘遭日機炸沉，連同護送人員無一倖免，迄今雖逾50餘年，每思及之心中恆感悲憤不已！」
10月24日，日軍開始向武漢最後一道防線發起進攻。這天下午，蔣介石下達了武漢守衛部隊全部撤退的命令，二十萬守軍紛紛撤離武漢三鎮。但漢口保育院還有500多難童沒有交通工具，羈留在一所教會小學。這天下午，就在這危急之刻，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打來電話，同意保育院師生搭乘民生公司的輪船，那是離開武漢的最後一班船隻。
25日上午，在漢口臨時保育院里，已是精疲力竭的李昆源抓起電話機向保育總會報告，孩子們都走了，一個也沒丟下。據後來統計，漢口臨時保育院搶救疏散兒童共9000餘名。
第二天黎明，日軍第十一集團軍的波田支隊進入漢口。
4：在重慶，宋美齡提議唱《義勇軍進行曲》
難童沈美安生前憶述，他在湖北沙市被收為難童，與同伴徒步走到武漢，在武漢淪陷前乘船繼續逃難，每個孩子都被綁上草繩，以免走丟。「我們離開了爸爸，我們離開了媽媽，我們失去了土地」，每當逃亡的船舶開航，難童們就不禁唱起這首《保育兒童歌》。伴著歌聲，一批批難童們從武漢啟程，走走停停，輾轉數月，才到達重慶。
到達重慶時，難童被分批就地分配，當得知部分難童無車接送，暫時也無處收容時，宋美齡帶領保育會同事，親自到碼頭指揮調度車輛，忙亂的場景中，宋美齡身後官太太們的高跟鞋噹噹作響，宋美齡回過頭來，大聲說：「太太們，脫了你們的高跟鞋！」
1938年10月，保育總會曾經匯總各省分會搶救難童人數約5萬餘人，但最後進入保育院的只有29000多人。而隨著武漢和廣州的陷落，湖南、廣西一帶的地方政府一度處於癱瘓狀態。在此，保育總會先後在重慶地區建立11所直屬保育院。大後方各省的保育分會亦在當地建立起保育組織。其中六百師生被轉移至香港保育院。
11月下旬，蔣介石在湖南衡山召開軍事會議，提出國民政府進入積蓄力量階段，迫在眉睫的是擴大兵員，但招募新兵卻遭到民眾的抵制，政府只好抓壯丁強迫百姓入伍，中國軍隊的失利使國統區的抗戰熱情一時降到最低點。
馮玉祥提出，我們應該把目光放遠，把積蓄力量運用在兒童的救護和培植上。因為打贏這場戰爭的重任可能在十幾歲的娃娃身上。這時候國民政府開始關注戰時兒童問題，蔣介石也開始經常出現在保育會的活動中。
最為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重慶地區的保育生演講比賽中。蔣介石親臨大會，宋美齡在會後提議保育生高唱《義勇軍進行曲》，「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蔣介石也跟著大夥唱得很起勁。末了，他還平起右臂，豎起巴掌，應著歌曲的拍節，朝前推。
保育生星散重慶周邊地區，在名士雲集的山城度過了最美好的時光。郭沫若、田漢、張瀾、老舍、陶行知等大家名流，時常出入各保育院，為孩子們授課演講。縱是敵機轟炸，也是在老師的指揮下成群遮蔽，一等飛機遠去，老師一聲哨響，成百個孩子就從樹林里探出頭來叫嚷，恢復了孩子的活潑天性。
宋美齡在重慶視察保育院
而在政治家的胸懷中，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保育生，儼然已是重慶這座城市的新希望。在重慶大轟炸結束後，宋氏三姐妹走上街頭，他們挽著孩童的手，冷靜的面對外國記者的鏡頭。而這些孩童，都是保育兒童。在延安的保育院，一有重大活動，一定要通知保育院學生參加，甚至在中共中央的七次代表大會上，前排座位上都能發現保育院保育生的身影。
但戰時紛亂，保育院一則經費籌措不齊，二來由於有些保育院院長貪污經費，因是國民黨要員的直系親戚，處理起來十分棘手，鄧穎超不得不再次求助於馮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她對李德全說，保育會再不糾正那些害群之馬，保育事業可能毀於一旦。而李德全看望保育生時，也會叫隨從到集市購買雞鴨，有多少買多少，她要看著孩子們吃進肚子里才放心。
浙江保育院的難童，因為飢餓，什麼東西都偷著吃，造成不少孩子死亡。此事經重慶《新華日報》披露後，鄧穎超從重慶八路軍辦事處選出十幾名老師去該院交接，新任院長曹克勛要求集中孩子親自驗收，曹克勛一個一個人名核對，最後發現竟少了3個人，反覆尋找都沒有下落，各屋查找，這才在一個僻靜的牆角處發現，原來3個孩子早死了。曹克勛當即紅了眼，沖著管理花名冊的老師大吼道：你給我移交，人死了你們都不知道！
事實上，保育院不僅是兒童的避難所，也逃不掉政治鬥爭。一方面，共產黨幾乎佔領了各保育院的領導實權。宋美齡知道這一點，但苦於能幹實事的人幾乎都是共產黨，所以也就睜隻眼閉隻眼。在保育院中，不僅有馮玉祥的夫人，其他可以數得上名字的還有開國元帥徐向前的夫人黃傑等人。到1941年皖南事變第三次反共高潮來臨後，院長和教員都受到限制與逮捕，中共南方局從保育院中撤退、轉移了一些人，但保育院仍在，它也暗中發揮著地下交通站的作用。在當時，這也幾乎是建立在國民黨眼皮底下的交通站了。
在這些保育體系外，還活躍著各類民間保育力量，如重慶北碚慈幼院。該院院長周之廉，是周恩來南開大學求學時創辦覺悟社的第三號人物，系陶行知同窗，也是實用主義哲學創始人杜威弟子。其在國際紅十字會體制下，從湖北收羅難童入川，在寺院開辦難童收容場所。孫科、宋美齡等人時常前往演講，在當時，這類編外保育力量，更難計數。但它們多與中共保持著隱秘的聯繫。
5：保育生的命運
當孩子漸漸長高，一些變化又發生了。
與同齡的其他孩子相比，保育兒童的內心世界更為複雜，他們的父母或在前線參戰，或早已離開人世，沒有爹媽的日子促成了保育兒童早熟的特性。1943年，大批已升入中學的適齡保育生投筆從戎，據參軍保育生回憶，保育生在學生軍中佔有相當比例。在駐印國軍中，大部分是保育生，1944年11月又陸續從軍的很多，以致有的連隊是清一色的保育生，在緬北、緬西戰場上，保育生英勇殺敵、視死如歸的事迹俯仰皆是。
而他們開赴緬北戰場的內心也是複雜的。在香港保育院，當他們已經長到足夠升入高中時，保育生的出現，在學校里突然形成了一個新的弱勢群體。他們衣裳簡樸，寡言寡語，常常被同學欺負。21個孩子誰也不去上學了，孩子罷學後，呆在保育院，「我們不要這樣像豬似的被養著，我們要去當兵！」
1938年以來，這些歷經千辛萬苦的孩子，背井離鄉時還不經人事，此時已風華正茂，他們要為父輩復仇了。
1945年大陸光復，保育會宣布結束使命。有家的保育兒童可以回家，無家可歸的孩子，可由國民政府教育部財力支持到高中畢業。
進入1980年代，鄧穎超與宋美齡常有書信往來，鄧還在新年寄送賀年卡給宋。1984年的2月4日是鄧穎超八十大壽，宋美齡託人送來一隻玻璃玉兔，因為宋還記得鄧穎超屬兔。
1987年，已退身政壇、罕於露面的宋美齡，在台北一個學校參加台灣300多名保育生聚會。聽取大家彙報各自經歷，歷時3個多小時。寓居美國之後，她只接見過兩個團體，戰時兒童保育會便是其中的一個。足見這位保育會理事長對昔日這段經歷的看重和懷念。
1991年4月28日，適逢台灣保育生慣例的母親節聚會，以感謝當年搶救、養教他們的保育會領導及教師。年逾9旬的宋美齡再次出席集會，並發表訓辭。她說，「屆值社會中多人迷失為人處世之正途，爾等曾受愛心恩澤，更切身經歷艱險苦難舉目無親之痛楚，當經已訓誡子孫，故確信彼輩絕不在其列。茲盼爾等各盡己能，回饋社會，若遇有損及國家情事，應具敢言敢為之膽識，挺身而出，擇善固執，雖千萬人吾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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