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的日本如何扛住了人口挑戰，重振經濟？

新聞 02-21

日本新勞動力的面貌：在一家積極招聘老年人的食品加工廠，70歲的Satoshi Kataoka打卡進廠。文中圖片來源：Shiho Fukada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作者 Greg Ip

由於人口狀況難以改變，其影響猶如天命，長久以來外界對日本的看法都是人口老齡化、出生率跌至谷底，經濟發展陷入停滯。

然而近年來，日本卻逆天改命。自2012年以來，日本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了470萬，而就業的勞動人口卻激增了440萬，這是日本現在得以進入二戰後第二長的經濟增長周期的關鍵因素。自2012年以來，日本勞動力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急劇上升，超過了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

日本新增的勞動力來自平常易被忽視的三個群體：老年人、女性和外國人。不少國家或早或晚也將面臨類似的人口壓力，日本此舉為它們提供了重要的經驗。人口規模依然會限制長期增長，但這種情況也許比經濟學家和決策者長期以來假設的要遙遠許多。

隨著失業率逼近2.5%的25年低點，用工單位不得不對僱員放寬了要求。與此同時，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頒布的政策也在重塑著日本的一系列文化規範：何時退休，有孩子的婦女是否該工作，以及日本是否要接納外國務工者。

「十年來，尤其是近五年，國家的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東京美銀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日本經濟部主管Izumi Devalier說。

長期以來，日本政府一直在努力延遲國人的退休年齡；2004年，政府將社會保障退休年齡從60歲推後至65歲，並要求企業要麼延後或取消退休年齡，要麼建立返聘退休工人的制度。因此，日本男性一直要工作到60多或70多歲。

日本西海岸的石川縣面對異常嚴重的人口壓力，採取了進一步措施。四年前，由東京至石川首府金澤的新幹線通車，大批遊客湧入，製造業也得以蓬勃發展，其中以食品製造業最為突出。然而，自2005年以來，由於出生率下降以及人口外遷（主要流向東京和大阪），石川的人口數量持續減少。該縣據稱是全國最緊張的勞動力市場之一，空缺崗位與待就業人員之比達2:1。

當地就業與生活支持機構官員Wataru Seki說，勞動力短缺會阻礙企業發展，降低人們的生活質量。

「人口一減少，超市這種服務業公司就會撤離，大家買東西就難了。我們這裡有越來越多的家庭里都只有一個人，他們可能會落入孤立無助的境地。經濟規模縮小，稅收就會減少，然後影響地區財政。」

縣政府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是鼓勵退休人員和家庭主婦工作，並極力扭轉青壯年外流的趨勢。

67歲的Mikio Sakamoto （左）與職業顧問交談，後者隸屬於一家政府贊助的組織。該組織負責為務工者和僱主牽線搭橋。

政府的舉措一部分要得益於家族企業Ohara的啟發，後者是一家以甘薯等當地珍貴蔬果為原材料製作甜點和布丁的公司。五年前，老闆Shigeru Ohara想要招募一批新員工，他按照慣例在當地報紙和政府就業中心發布了招聘啟事，後來從一家臨時勞務中介所處聘用了一些工人，很多人來了一天之後就再也沒露過面。「年輕人就算來了也呆不久。而且他們也不會來。」他說。

後來，在一位朋友的建議下，他把傳單夾在報紙里，送往附近的公寓樓，這些公寓里住的都是些退休老年人，傳單上有一個很特別的招聘條件：應聘者必須年滿60歲。

他從20位應聘者里選了九個人，是他原計劃的兩倍。如今，在他的80名員工里，有四分之一是平均年齡70歲的老年人。他對這些員工讚不絕口。

「他們工作經驗豐富，知道企業是怎麼運作的，公司對他們的期望是什麼。他們從不遲到，也能接受比自己年輕的人給的指令。」他說。把南瓜的果實挖出來再烤熟做成糊醬，這種年輕人看來重複又乏味的工作，他們卻很滿意。他們不僅能上早晨5點的那趟班，甚至很早就來了。

現年70歲的Satoshi Kataoka就是其中之一。65歲時，他從一家醫療製造企業退休，但還想工作；養老金足夠他維持生活，但支撐不了多少休閑娛樂開銷。他試過幾份工作，由於對體能的要求太高都沒有幹下去。後來他就發現了Ohara的招聘廣告。他喜歡和這家公司的同事在一起，妻子也很高興他不用在家裡閑逛了。雖然工資僅有他退休前收入的三分之一，但他表示，「已經很好了，因為現在我有零花錢了。」

Kataoka的工作是將包裝好的產品送進冷卻和滅菌機器，然後再把它們堆放好。

2017年，在中央政府的財政支持下，石川縣啟動了一項讓退休人員重返勞動力市場的特別計劃。該項目為用人單位提供培訓，告訴他們如何招聘老年人，如何根據老年人的能力設計職位。這類工作對體能的要求不能高，例如盤點庫存，在便利店操作收銀機，或者是流水線上的工作，而且排班時間要比一般的短。隨後，該項目還為僱主與合適的工人牽線搭橋。前六個月有約200名老年工人上崗，是最初目標的七倍。

縣政府在嘗試招募更多婦女參與工作時也做出了類似的努力。女性比較喜歡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方便去日托中心接孩子，也傾向於一周工作更短時間。用工荒最嚴重的工廠能滿足第一個條件，第二個卻做不到。小公司不知道怎麼調整，Seki說，「我們可以派專家去這些公司，針對如何改變給他們提供建議。」

長期以來，女性勞動力參與率一直是日本的一個短板。今時不同往日，2012年，日本的女性勞參率為63%，略高於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62%的平均水平。2017年，該比率已經飆升至69%，比經合組織的平均水平高出五個百分點。

其中部分原因是工作的老年女性變多了。自2012年以來，55至65歲女性的勞參率從54%猛增至63%。急切需要勞動力的企業開始聘用以前沒僱傭過的員工，其中就包括每周只願意工作10小時的女性。

這是日本為解決「M曲線」問題所做的一部分努力，「M曲線」是日本勞動力市場獨有的一種特徵。日本女性的勞參率在20多歲時到達頂峰，然後在30多歲生育後急劇下降，之後又會在50多歲時再次上升。相比之下，美國女性的的勞參率就沒有這種驟跌現象。

早在20世紀90年代，日本政府就通過延長育兒假、增加保育設施以及獎勵那些提倡平衡工作與生活的公司來設法拉平M曲線。御茶水女子大學(Ochanomizu University)的經濟學家Nobuko Nagase表示，這些舉措並未起到什麼作用，直到2009年前後，政府下令，若僱員要求提供6小時工作日，僱主必須同意，這對新手媽媽來說是很大的便利。

在首相安倍晉三「女性經濟學」的政策下，各項舉措突飛猛進，其中就包括大幅增加兒童保育服務的供給。到2015年，東京每100名兩歲兒童就有38個保育點，高於2008年的28個。

Nagase的研究發現，這些舉措提升了幼兒母親的勞參率，從2009年的40%升至2015年的50%。幼兒母親參與長期固定工作而非臨時合同工作的比例也大幅上升，而在其他人口群體中，這一比例是有所下降的。

婦女權益倡導者敦促僱主重新思考什麼是有用的工作。一橋大學(Hitotsubashi University)榮譽退休教授Yoko Ishikura表示，日本傳統公司將產出等同於工時，因此員工的加班時間很長，哪怕這些額外的工作時間效率不太高，還把經驗等同於資歷，因此決定員工晉陞的不是業績而是工作年限。由於晉陞往往意味著搬遷，因此做妻子的就無法在職業上有所建樹。

「在大公司，總有種根深蒂固的觀念，覺得理想的工作時間是朝九晚五或者朝九晚七。」Ishikura說，「這就是高峰期的地鐵如此擁擠的原因。一旦堅持這種觀念，就限制了那些無法從事兼職工作的人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潛在機會。」

在安倍政府的鼓勵下，企業正在慢慢重新思考這些觀念。政府向企業施壓，要求他們減少加班時間，並在董事會中增加女性成員。安倍政府提高了育兒假津貼，延長了父親的陪產假。儘管2017年新生兒父親請假的比例僅為5.2%，但依然是有所上升的。Nagase發現，這意味著父親們比原來承擔了更多的育兒責任。

東京新幹線將大量遊客帶到日本西海岸的金澤，使得當地勞動力市場更加緊張。

日本利用的最後一個勞動力來源是外國人。長期以來，移民在日本一直屬於禁忌話題，並且目前外國人依然很難獲得日本公民身份。但安倍政府已經大大放寬了在日本工作的規定。2015年，日本開始接納外國建築工人，解決2011年地震災後重建以及2020年東京奧運會準備工作人手短缺的問題，同時也允許外國家政人員進入特殊地區。2017年，日本對外國醫護工作人員開放。

現在，日本允許外國「技能實習生」居留三至五年，高技能專業人員居留一年後可獲得永久居留的「綠卡」。

2018年12月，安倍政府新設兩種簽證類型，預計未來五年內將額外吸引34萬名的海外工作人員，其中大部分是藍領工人。

外國學生人數也大幅增長，這些學生只要在日本留學就有資格工作。美銀美林的Devalier說，日本僱主在越南招募了很多學生去上日語學校，然後去酒店和商店等低收入服務行業工作。

「安倍從來沒發表講話說『我們的移民政策已經變了』。」Devalier說，「一切都是在檯面下悄悄發生的。」2012至2017年間，外國工人的人數幾乎增長了一倍，達到130萬。

老年人、婦女和外國人對勞動力的綜合影響維持了日本近年來的潛在增長率，並且扛住了失業率如此之低的情況下通常會出現的工資上升和通貨膨脹壓力。

這些措施能長久嗎？這些勞動力增長的新來源都無法替代人口增長。一旦經濟疲軟，外籍臨時工隨時會被解僱並遣送回國。而本國人的勞參率不會一直增長。摩根士丹利駐日本經濟學家兼顧問Robert Feldman表示，幼兒母親的勞參率已經達到峰值，他指出：「M曲線已經被改變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