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國共和談內幕：蘇聯大使羅申做和平遊說

1949年2月，整裝準備撤退南京的國民黨軍隊。

1949年1月，國民黨政府預感南京不保，極力動員各國駐華使館隨同政府一起搬遷廣州。包括美國使館在內的幾乎所有國家的大使館都決定留在南京，努力尋求與即將成立的新中國政府建立外交接觸，惟獨蘇聯大使羅申隨著國民黨撤到了廣州。這件事不可避免地成了此後中蘇關係史上一段讓人不那麼愉快的回憶。

無獨有偶，許多年以後，隨著美國和前蘇聯的檔案相繼公開，人們吃驚地發現，從1947年秋冬開始，俄國人就已經在試圖調處國共兩黨之間的戰爭了，羅申多次秘密遊說尤其引人注目。熟悉中國革命歷史的讀者都清楚，1947年秋冬以後正是人民解放軍發動全面進攻，勢如破竹，新中國航船的桅杆已經冒出地平線的時候，分明是中共盟友的莫斯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聯繫到毛澤東關於斯大林1949年曾經想搞「南北朝」的說法，就更讓人懷疑蘇聯人的動機了。於是，一種看上去似乎頗有道理，也是我們最常見到的解釋就是：「蘇聯領導人對中國革命勝利持消極觀點」。

為什麼同為共產黨，蘇聯領導人會對中國革命勝利持消極態度？難道中國革命勝利不是更能加強蘇聯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陣營，更有助於鞏固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嗎？對此，人們的解釋不盡相同。有學者解釋說，斯大林從來不相信毛澤東，他害怕東亞出現一個統一和強大的中國，寧願看到中國處於分裂狀態。有學者則認為，關鍵是斯大林不相信中國革命，他不認為解放軍具有奪取全中國的力量。而另外一些學者則相信，問題出在雅爾塔，1945年2月蘇美英三國在雅爾塔已經把中國一分為二，長城以外是蘇聯的勢力範圍，長城以內是美國的勢力範圍，斯大林擔心人民解放軍的推進可能引起美國的武裝干涉，而斯大林最怕把美國兵引到中國來。

但是，斯大林真的對中國革命持消極觀點嗎？這一點似乎與事實有些出入。一個明顯地難以解釋的矛盾是，恰恰就在羅申開始積極執行他的秘密調處國共衝突的使命的幾乎同時，即1948年，斯大林對中國革命採取了相當積極的態度。不僅僅是在言論上，而且是在行動上。

蔣、美矛盾顯現

自從1945年8月抗日戰爭結束之日起，國共兩黨就開始了武力較量的過程。但是，一直到1946年底為止，兩黨之間至少還是打打談談，沒有完全撕破臉。直到這一年秋冬，蔣介石自恃依靠美國裝備的幾十個師已經訓練停當，在美軍的幫助下，華南、華東、華北及東北的各個戰略要點也已順利取得，他便再也不想和共產黨敷衍下去了，決心要靠武力來解決問題。在蔣介石發布的手令當中，他估計，只要一年時間就可「掃除革命之最後障礙」，使「三民主義實現於全國」。相對而言，宋子文、陳誠和白崇禧等人的估計更加樂觀，白崇禧估計最多半年就可以解決問題，陳誠相信「三個月至多五個月」，宋子文乾脆斷言不出兩個月就可一舉掃平共產黨。

蔣介石必欲對共產黨動武，純粹是經驗所致。因為，在蔣介石的經驗里，不論十年內戰雙方交手有過多少勝負，總是國民黨越打越大，而共產黨越打越小。相反，八年抗戰，國共和平共處，共產黨一下子就從4萬人猛增到近百萬之眾，從陝北一隅之地一下子發展到整個華北和華中，如今又擴展到東北。如果再這樣共處下去，國民黨的天下豈不漸漸地都變成共產黨的天下了？因此，走向武力解決這條道路，在蔣介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短短几個月之後，除了3月29日胡宗南進佔延安讓《中央日報》熱鬧了幾天以外，南京國民黨人在底下得到的消息，卻越來越令人沮喪。從一些國民黨人的日記中可以看到，壞消息一度是紛至沓來。到5月間，包括像外交部長王世傑這樣堅定支持對共產黨動武的高級官員，都深為軍事上的挫折震驚不已。因為據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和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等人說，由於士氣衰頹，將領腐敗，近數月來僅東北國軍之消耗就在40個營左右，約三四個師，東北的5個軍目前已經只剩下3個軍了；而山東的損失更慘，達19個師之多。戰爭剛剛開始就遭遇如此慘敗，也難怪內外輿論都不看好國民黨。

形勢逼人，一個月後，在國民黨中政會上，國民黨元老張繼仗著資格老，開始大放厥詞，聲稱他不是信不過蔣介石，但如今的形勢實在是江河日下，不可收拾。派往東北的軍隊已經是國軍最精華的部隊了，結果卻連吃敗仗，消耗不斷，再打下去，不僅北方不保，怕是南方也難保了。到那時，我們真的要做白俄不成？孫中山的兒子，時任國民黨副主席和立法院長的孫科也牢騷滿腹，且直言不諱，稱：要「剿」共，或者是美國能大力援助我們，或者是蘇聯不援助共產黨，二者必居其一。現在是美國也不助我內戰，蘇聯也不停止幫助共產黨，怎麼「剿」共？我一年前就講這個話，可惜沒人聽。依我看，事到如今，怕是應當下決心立即從東北撤兵，以退為進，把東北問題國際化，這樣至少還可以鞏固華北的防守。看來，蔣介石也看出死守東北不是出路了，因為他這時曾暗中布置向美國國務卿馬歇爾詢問撤出東北的可能性。

仗既然眼看著打不下去，和談的呼聲自然又會高漲起來。先是民主同盟的代表在參政會上呼籲兩黨恢復談判，接著國民黨高層也專門開會討論。只是，進入7月前後，林彪的部隊圍攻戰略要地四平街未果，東北的戰事一時又得到緩和，國民黨甚至發布文告公開通緝毛澤東，和談的呼聲自然很快被戰爭的叫囂湮沒了。7～8月間美國政府派前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前來中國實地考察，國民黨人更是滿心歡喜，以為大筆美援即可到手。不想魏來華後印象極差，言論中幾乎把國民黨貶得一無是處。這件事又把蔣介石弄得坐卧不安，以致不得不把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書傅涇波找來，拐彎抹角地詢問美國政府是否打算要換馬。性格孤傲的蔣介石當然不想成為美國人的俎上肉。在9月上旬的國民黨中執會上，蔣介石公開放出話來，聲稱中國未必一定要依靠美國。中國的對日政策與蘇聯一致，在保持與美國的傳統友誼的同時，中國也盼望加強與蘇聯的聯繫。隨後，國民黨官員多次告誡司徒雷登：如果美國再不提供有效的援助，我們將向蘇聯求援。

明明知道蘇聯援助共產黨，如何去向蘇聯求援？在司徒雷登看來，這不過是蔣介石等人的激將法。但在一部分國民黨高層人士看來，這卻未必不可行。因為，他們早就注意到蘇聯與美國在歐洲和中亞鬧得不可開交，關係惡化，知道蘇聯一定希望在遠東中國不會完全倒向美國。再加上美國試圖撇開蘇聯訂立對日和約，蘇聯正有求於南京，因此只要能夠給蘇聯一些甜頭，比如默許插手中國東北事務，並重開國共和談，蘇聯未必不會感興趣。正因為如此，國民黨人開始做出各種姿態向蘇聯示意。王世傑在舊金山向蘇聯代表明確表示願意在對日和約問題上與蘇聯保持一致的態度，孫科則公開發表談話，直截了當地表示希望蘇聯出面來調停國共戰爭。

南京國民黨投桃送李，迅速引起了莫斯科方面的興趣。這個時候，美蘇兩國的戰時同盟剛剛破裂，冷戰正在開始，馬歇爾的援歐計劃和美國大力扶助希臘與土耳其的政策，使蘇聯在歐洲和中亞疲於招架。這邊美國又企圖在對日和約問題上挑起事端，蘇聯確實希望能在遠東拉上一個援手。何況進入9月以後，中共在東北順利地展開了大舉進攻，很快就把北滿和南滿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充分顯示中共在東北已經處於絕對優勢地位。這使蘇聯手中的籌碼更加有利。因此，莫斯科很快就做出了試探性的反應，小心地回應了南京政府的呼籲。

說莫斯科反應小心，是因為它撇開正常的外交途徑，沒有通過駐南京的外交官向國民黨傳遞信息，而是通過其駐伊朗的大使薩奇科夫，在10月19日利用一個非正式的場合，委婉地表達了蘇聯方面的看法。在這次看上去似乎是很不經意的談話當中，薩奇科夫大使表示：蘇美關係的惡化，並不意味著蘇中關係必然惡化。在莫斯科看來，蘇聯和中國共同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美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國有關對日和約的政策是與蘇聯和中國的利益相悖的。他最後提議蘇中可以就新疆、滿州和國共衝突舉行會談。

面對來自莫斯科的回應，國民黨內主和派迅速行動起來。由於1947年11月以後，國民黨在軍事上更加被動，無論東北、西北、華北、華中、華東，解放軍到處都展開了攻勢，國民黨處處緊張。為此，南京國府委員邵力子等一紙電報把在新疆做主席的張治中叫了回來，希望這位深得蔣信任，抗戰期間又曾與周恩來長期共事，國共雙方都能接受的將軍擔當起溝通兩黨關係的重任。

張治中一到南京就立即在國民黨上層開展遊說，並很快取得了眾多高層的共識。12月20日，蔣介石邀他共進晚餐，他白天專門去找了蘇聯駐中國大使館的武官羅申，試圖進一步了解蘇聯方面的態度。據他後來告訴司徒雷登說，儘管與羅申的談話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收穫，但他已明確告訴羅申，中國不會被拉到蘇聯一邊反對美國，當然中國持久的困境與災難也於蘇聯無益。因此，莫斯科最好能夠敦促中共停戰，此實為上策。

當晚，張治中在蔣宅當著蔣氏父子的面，力勸蔣介石不要繼續這場曠日持久而又徒勞無益的戰爭。他斷言，以目前的形勢，戰爭的結果國民黨一定失敗。現在惟一的出路就是恢復政協協議。蔣反駁說，他不能主動建議重開談判。而張堅持認為，採取一定的辦法說明政府的態度，共產黨是完全可能對和談建議做出反應的。蔣介石對此未置可否，但最後還是表示張治中可以促成此事，只是要謹慎從事。鑒於此，張治中又馬不停蹄地去了美國大使館，向司徒雷登介紹他的這番努力，希望美國也能夠持積極促成的態度。他頗為感慨地說，蔣介石靜聽他的勸諫而不加反駁，甚至允許他繼續努力，這在他與蔣介石交往的經歷中還是第一次。

蘇聯兩手策略

在沒有得到莫斯科的明確指令，羅申在與張治中的談話中沒有對張的建議表明態度。但是，兩周後，莫斯科給羅申的複電來了，贊成在國共兩黨之間做出某種安排。因此，1948年1月7日，羅申把張治中約到使館，說明了蘇聯政府的意見。他表示：中國的問題確實需要解決，蔣介石要消滅共產黨是不可能的。這場戰爭即使再打十年、十五年，也不會有結果。不但是我個人希望中國和平，我們蘇聯政府和領導人，也都希望中國能夠和平。因為只有和平，中國才有希望成為一個和平、統一、獨立、強盛的國家。如果南京政府有此希望，蘇聯方面可以考慮出面安排兩黨和談。

羅申公開表態願意出面調處國共衝突之時，國際形勢發生了一些相當重要的變化。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1947年10月蘇聯等國共產黨公開宣告成立了共產黨情報局，兩個月後，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則向國會提出了總數達幾十億美元的大規模復興歐洲的援助計劃。鑒於以美蘇為首的兩大敵對陣營明顯形成，蔣介石毫無疑問不願意給蘇聯人一個錯誤的信號，好像中國有可能站在蘇聯的一邊。再加上，蔣介石估計，既然美國決心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歐洲以對抗蘇聯東歐集團，它當然也會幫助他在中國抵抗共產主義。因此，蔣介石很快就重新燃起了爭取美援的熱情。經過與王世傑等人商議，蔣介石提出了一個要求美國在4年期間援助15億美元的雄心勃勃的建議。隨後，王世傑和駐美大使顧維鈞等即為此開始積極活動，四處遊說，以求實現。在這種情況下，羅申的表態不免會遭到冷遇。王世傑就對蔣介石直言相告：此為蘇聯離間中美的一個陰謀，「決不可與之商談」。

為了表明自己堅定地追隨美國的決心，王世傑還在2月7日特意把司徒雷登請到家裡，直接向他通報了羅申試圖調解國共衝突的消息。他說：一個月前蘇聯武官羅申開始與中國官員探討這個問題，但羅申的建議遭到了委員長本人的堅決反對。不僅如此，他還具體描述了頭一天與蘇聯使館費多林柯發生爭執的情況。說：由於羅申的建議遭到反對，目前共產黨正加緊進攻瀋陽。顯然，蘇聯政府估計國軍難以抵抗共產黨的進攻，勢必撤出瀋陽，蘇使館的費多林柯昨天專門來過外交部，要求保護在東北的蘇聯公民，以免在國軍撤退過程中發生不測事件。王話中有話地答覆稱：蘇聯僑民會與其他友好大國的僑民受到同樣的待遇，如果蘇聯不做對中國不友好的事情的話。費多林柯當場抗議說：蘇聯從未有擾於中國。王很不客氣地回答：你們有必要考慮一下1945年8月蘇軍進入滿洲以後都做了些什麼。

蔣介石和王世傑等人的努力沒有白費。就在王世傑向司徒雷登「交心」兩天之後，美國政府就向國會提出了援華案，說明準備於1949年6月底以前以57000萬美元援助南京國民黨政府。王世傑所不了解的是，馬歇爾在向國會提交援華案時，特彆強調說明了援華與援歐性質之不同。他明確講，援助低能、貪污、士氣低落、難以自保的國民黨必須保持一定的限度，否則將不得不在事實上接管國民黨政府，承擔無窮盡的義務和種種嚴重後果。而如果背上國民黨政府不斷失敗的包袱，美國就難以在更為重要，更具有自由民主傳統，因而也更容易應付和消滅共產黨的西歐發揮作用。而在此後決定這筆貸款命運的參院的討論中，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的參議員所持的態度也沒有什麼兩樣。參議員們的下面這段討論也許更加傳神：

喬治說：「我對中國是同情的。但是我擔心5.7億美元如果到了蔣介石手裡就純粹是浪費錢財。是這麼回事，它是一場浪費。」

康納利說：「對整個中國來說，給5.7億美元就像給街角的乞丐一個小錢。中國弄得我夠心煩的了。我懷疑你們是否能幫它的忙。」

洛奇說：「中國實在太大了。在希臘能實現的目標不一定能在中國實現。先生們，如果有朝一日要我們派軍隊到中國和俄國去，我們就完了。美國可沒有足夠的人力去保衛中國。」

康納利又說：「我想對這個法案我還是得投贊成票。不過我知道那是浪費錢。它不會帶來任何好處。」

范登堡(主席)說：「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事實，而不是理論。現在可不是談理論的時候。眾院一門心思要把軍援寫進法案，他們想把援華和援助希臘、土耳其等同起來，這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要注意報界的批評，說我們無視中國，讓它完蛋。眾院現在把自己和中國扯在一起。如果國民黨政府真完了，而我們參院又沒有為他們做點什麼，我們誰肯承擔這個責任呢？現在的問題是要用最少的錢來應付這個局面。」

希肯羅潑說：「我想我們惟一能做的就是給他們點錢，但不要標明用途。不然就要和打仗扯在一起，那才真叫冒險，可真要天下大亂了。」

還不很清楚斯大林這時是否已經了解到美國官方的這種態度。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美國這時多數輿論對國民黨的批評其實是一樣的，談不上有誰主張派軍隊到中國去幫助抵抗共產黨。包括最激烈地主張援蔣的共和黨眾議員周以德、蒲立德等，充其量也不過就是主張要加強美國軍事顧問團的作用和提供軍事援助罷了。因此，莫斯科其實早就在大膽稱讚人民解放軍的勝利了。還在1947年4月，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就接連刊載署名文章，指名道姓地痛斥「國民黨反動派」勾結美國反動派反對「中國人民革命軍隊」。1947年底和1948年初，《真理報》等蘇聯報刊，更是不斷發表文章和消息介紹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所取得的一系列軍事勝利，歡呼「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高潮」已經到來。

可以進一步證明莫斯科同情中國革命態度的，是我們許多年前就知道的斯大林這時的一則談話。這就是前南斯拉夫共產黨主要領導人之一傑拉斯在回憶中記述的那段著名的言論。他記述說，1948年2月10日，當斯大林在與南斯拉夫黨的領導人和保加利亞黨的領導人談話的過程中，因為討論到要不要支持希臘共產黨起義這件事，有人以中國革命並未遭到外國干涉為例，來證明美英未必一定會對希臘共產黨的起義進行武裝干涉。對此，斯大林答覆說：「是的，中國同志取得了成就。但是，希臘的情況完全不同。希臘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方國家重要的運輸線上。美國直接插手這個地區—美國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大國。中國的情況不同，遠東的形勢也不同。誠然，我們也可能犯錯誤！抗日戰爭結束後，我們建議中國同志想辦法同蔣介石協商，達成一項臨時性的協定。他們口頭上同意了，但回國後還是自己幹起來了—集中了力量，狠狠地打擊了蔣介石。結果證明，他們是對的，我們錯了。但希臘的情況不同，要毫不猶豫地把起義收起來。」

斯大林的這次談話，就發生在羅申表示蘇聯願意調處國共衝突之後不久，羅申這時又正好在莫斯科。12天以後，他就被任命為新任駐華大使，似乎也並沒有停止他的遊說工作。注意到蘇聯報刊和斯大林的上述態度，不難想像羅申的和平使命未必帶有阻止中國革命勝利的意圖。從談話中可以看出，事實上這個時候的中國革命已經成為各國共產黨人備感驕傲和慶幸的事情。斯大林的態度也很明確，即肯定中國革命，並且相信由於中國所處的地理位置和內部的複雜情況，美國多半不會進行干涉。為此，他甚至坦率地承認自己在1945年8月戰爭結束時，因過分擔心美國干涉而「建議」中國同志去同蔣介石妥協，是犯了錯誤。

實際上，斯大林這個時候對中國革命還有更為驚人和直白的談話。

3月14日，斯大林在聯共(布)政治局會議上明確講：我曾經講過，世界將會分裂成兩個陣營。不僅如此，「近年召開的無數次會議早就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我們無法同反對我們的陣營達成協議，就如同水火不相容一樣。當然，目前敵對而又和平的世界局勢可能仍會維持較長的時間，但是，我要重申，衝突不可避免的時期將要來臨。」為此，「我們應當毫不延遲地增強我們國家的軍事和經濟實力，準備應付任何不測事件。同時，我們應當有力地支持附屬國和殖民地國家被壓迫人民反對美國、英國和法國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在這方面，「我們最重要的王牌是並將永遠是亞州。」而在亞洲，「中國解放運動的例子更是令人鼓舞的。我們認為，它已成為今後工作的典範。雖然，美國向國民黨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在勝利的共產黨軍隊的有力打擊下，整個中國正在動搖。中國反動派已連遭敗績。受新生活感召的中國人民正在給那些投靠外國資本的壓迫者以毫不留情的打擊。人民解放軍順利地解放了新的城鎮和新的地區。經過磨難和鬥爭，中國人民正在建造一個新的反帝的民主中國。我們的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幫助我們的中國同志，直至他們能打敗所有的敵人，與蘇聯友好相處，並開始一種新的幸福生活。」

羅申秘密使命

2月22日，羅申被蘇聯政府任命為新任駐華大使，當即返回中國。

就在羅申得到任命的幾乎同時，希望國共停戰和蘇聯準備調處國共衝突的消息已經在南京被炒得沸沸揚揚。

先是2月21日，美國合眾社記者在南京發布消息稱，司徒雷登大使對合眾社記者發表了一項談話，稱解決中國問題的最好是實現和平。他希望南京政府和這個國家的所有集團，特別是有政治覺悟的反對黨，自己組織起來尋求一項解決辦法，而不是繼續軍事衝突。合眾社記者由此得出結論，司徒雷登認為：「最有可能的解決是政府與共產黨恢復談判，尋求達成一項和平協議」。

第二天，合眾社又有消息說：(一)據中國某權威方面告本社稱，蔣主席已同意某高級官員之意見，與共產黨重開談判。(二)據可靠方面消息，蘇聯已經以間接方式提出和平解決兩黨衝突的建議：一、中共控制政府；二、國民黨不受壓制，但在政府佔少數黨地位；三、國民黨軍隊的改編應完全由共軍負責。據中國某高級官員說，政府決不以任何方式正式承認獲悉此項建議，且可能否認曾獲此項建議。彼稱，此一建議系由蘇聯駐華某一不重要外交代表作非正式接觸時提出的。不僅如此，據悉蘇聯方面還提議在莫斯科召開會議，邀請國共各派代表出席，按照蘇方計劃成立協議。他又稱，這是蘇聯第一次提出結束中國內戰的建議。但此項建議想系蘇聯對美國援華方案的對抗。(三)蘇聯駐華某官員已非正式地表示了蘇聯將參加調停中國戰事。

但是，緊接著，南京政府外交部及行政院新聞局都發表聲明，聲稱合眾社所得到的消息純系謠言，意圖擾亂人心云云。司徒雷登也與中新社記者進一步談話，否認他曾對合眾社說過「解決中國問題的最好的可能是國民黨與共產黨恢復談判」之類的話。

不論司徒雷登和南京政府如何辯解，有關和談的消息在南京鬧到如此轟動的程度，已經充分顯示出國民黨上層是有相當力量在企盼和平的。當然，由於要到4月才能最終決定美國援華案的命運，蔣介石不敢輕舉妄動。他很清楚，美國人是為了反共才給自己援助的，不要說他並不願意與共產黨言和，就是想，現在也不是時候。所以，當有關蔣介石已同意某高級官員的建議，恢復國共談判的報道一出來，他就急忙派自己的秘書長沈昌煥去找司徒雷登進行澄清。沈稱，蘇聯武官羅申離華前確實向張治中和邵力子再度做出過願意安排與共產黨和平談判的表示，但張治中隨後進行的和平活動並沒有得到委員長的同意。因為，委員長相信，蘇聯採取這一行動是其更大的世界性部署的一個組成部分。蘇聯正在朝鮮建立傀儡政府，自然也希望在滿洲造成同樣的局面。這樣再包括外蒙古，就在東北亞形成了一個緩衝帶。沈堅持說，不論是委員長還是中國政府的其他重要官員，都不希望或不相信這時有可能與共產黨和解。

然而，這個時候司徒雷登擁有各種消息來源，他並不認真看待沈昌煥的解釋。在向國務卿轉報沈昌煥的說法之後，他指出：未必能夠完全相信沈煥昌的說法。因為有證據表明，張治中至少經委員長默許，向蘇聯人了解過在停止內戰方面需要採取什麼步驟。如果請求美國給予的特殊類型的軍援沒有很快到來，據信政府是可能利用羅申將軍這個渠道，接受蘇聯調停內戰的。值得注意的是，司徒雷登並不認為由蘇聯出面調停是一件壞事。他強調說，蘇聯的調解可能造成的形勢也許對我們有利。因為從美國的立場出發，這至少會減少可能發生的災難，即避免出現一個完全由共產黨統治的中國，至少會給我們留下一個友好的華中和華南，我們可以有效地參與這些地區的發展，加強那裡有朝一日可能成為收復中國其他地區的基地。如果沒有這個基地，我們就無法阻止共產黨的洪水席捲整個亞洲大陸。

不難看出，這個時候首先，也是真正有心想要沿長江搞「南北朝」的，其實是美國人，而非俄國人。

4月2日美國參眾兩院舉行聯席會議，通過了《援華法案》，為期12個月，總數為46300萬美元(後又削減了6300萬美元)，但只同意將其中的12500萬美元交由「中國政府自行規定其使用」，其它只能用於經濟方面。次日，杜魯門正式批准實施這個法案。但無論如何，錢既然到了手，蔣介石就再度看到了希望，他的腰桿兒也就進一步硬了起來。

9日，因為「選舉」總統和「競選」副總統而一度鬧得不可開交的國民大會終於閉幕了。在閉幕式上，蔣介石又信誓旦旦地重彈起消滅共產黨的高調來了。他聲稱：經濟和軍事，誠然有若干危機，但遠不如外界所傳之甚。所以會傳言紛紜，完全由我們自己造成恐懼，是受共黨造謠而動搖。保持東北絕對沒有問題，就是活躍在黃河以南的共產黨軍隊，其實只要半年時間就完全可以肅清。有人說過不到6年共產黨就會控制中國，我敢斷言，不要說6年，就是60年共產黨也沒有力量控制中國。

進入到1948年4月份以後，不管蔣介石講得多麼天花亂墜，恐怕也很少有人真信了。4月以後，國民黨的軍事形勢不僅沒有好轉，而且進一步惡化。各種傳言自然也就大行其道。4月下旬，兩位自稱與共產黨來往密切的民盟人士甚至悄悄告訴司徒雷登說：共產黨有3點聲明：(1)如果委員長撤退軍隊，和談可以恢復；(2)如果承認目前的「國大」是非法的，且委員長不做政府領導人，僅保留其他任何職務，和平亦有可能；(3)如果委員長堅持不放棄內戰作法，周恩來建議，在執行反政府的破壞計劃時，採取吸引自由主義者和人民的政策，直到委員長認識到形勢為止。司徒雷登由此得出結論稱：上述條件表明，如果委員長不領導政府的話，共產黨是希望談判解決的，他們願意與政府和談。而在他看來，羅申大使也負有相同的使命。

蘇聯真實意圖

共產黨真的希望在上述條件下和談嗎？羅申主張和平，是否意味著莫斯科認為只要蔣介石下台，就可以停戰呢？值得注意的是，5月22日蘇軍對外作戰部主任給遠東蘇軍馬納加羅夫中將的電報，並不這樣認為。電報說：鑒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快速進展，我們正在制定新的任務和新的目標。就我們而言，中國反動分子獲得勝利將極大地增強美帝國主義在東亞的地位。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能允許這種事情發生，這也就是為什麼不久前蘇聯政府決定加強我們對中國人民解放運動援助的原因。「根據以上所述，你應當立即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部取得聯繫並且以儘可能快的方式了解他們現在的具體需要。從6月1日到9月底，我們將沿伊爾庫茨克到滿州的邊界線，集結大量的軍火、服裝和汽油以提供給中國人民解放軍。輕型和重型坦克、各種口徑的機動炮以及飛機裝備也將提供，使用這些武器和裝備的中國人員已派往我們這裡接受訓練。」「波克羅文少將已被任命管理這些物資，他歸你領導。一旦你收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部關於他們軍隊的具體需要的書面清單，你可以立即滿足他們的需要。此外在伊爾庫茨克，現在正在建立一支顧問團，它由我軍一些在衛國戰爭時期獲得豐富作戰經驗的高級軍官組成。一俟組建完華，顧問團將立即派往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部。顧問團的所有蘇聯軍官將歸費堅科中將領導，他已被任命為蘇聯顧問團團長。」

在這之後的電報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上面這封電報中所提到的幫助都已經在具體實施之中了。除了相當數量的武器裝備以外，為了幫助東北野戰軍的迅速推進，莫斯科這時還應中共東北局的要求，派出了以茹科夫廖夫為首的大批鐵路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連同必須的技術設備來到東北，幫助修復鐵路，做到「解放軍打到哪裡，鐵路就修到哪裡」，有利地保證了解放軍在東北地區的作戰需要。莫斯科這時要求負責提供後勤幫助的蘇軍將領馬納加羅夫：「以任何代價幫助(中國人民解放軍)消滅敵人」。因為「這對於我們確立在遠東的地位是絕對必須的。歐州嚴峻的政治形勢使我們受到了與美國及其盟國發生戰爭的威脅，所以我們應當在一切地方做好準備。國民黨因仇視共產黨而被迷惑了雙眼，看不到他們正在落入災難的邊緣。由於事關我們西伯利亞邊境的安全，我們沒有選擇。我們希望中國是一個與蘇聯友好的國家，而不是一個政治上和經濟上受國際資本主義者奴役並敵視我們的國家。」

不難看出，蘇聯這時並非對中國革命的勝利持消極觀點。恰恰相反，由於在歐洲面臨著強大的壓力，莫斯科更渴望看到遠東的中國掌握在共產黨人，而不是掌握在國民黨人手裡。由此可知，在蘇聯方面秘密協助人民解放軍發動大舉進攻的情況下，羅申的使命很大程度上恐怕是莫斯科為了欺騙美國而採取的一種外交掩護行動。之所以要這樣做，則與斯大林一貫的謹慎有關。他曾明確主張，在中國革命勝利的進程中，不要被成功沖昏頭腦，要看到勝利中可能包含的危險因素。從當時國共兩黨軍事政治力量的對比來看，斯大林所談到的危險因素顯然不會是指國民黨，而是指美國。換言之，斯大林這時大概對解放軍能否順利奪取全中國還沒有十分的把握，他也確實害怕美國人會找到推翻雅爾塔協定的口實，因此希望以這種外交行動來表示蘇聯並沒有支持中共奪取全中國的意圖，從而以此來牽制美國干涉的可能性。事實上，在1948年秋冬以前，不僅斯大林還估計不到中國共產黨何時能夠奪取全中國，就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也認為奪取全國勝利至少還需要幾年時間。美國人的看法大致也是如此，他們不僅認為蘇聯並沒有直接向中共提供軍事援助，因而堅持限制對國民黨的軍援，生怕刺激蘇聯採取同樣的作法。與此同時，馬歇爾和司徒雷登等人也都認為，共產黨的優勢主要集中在東北、華北和華中，長江以南至少在一段時間以內還是國民黨的天下。

不論出於何種目的，羅申回到南京以後向國民黨人傳達的信息始終是時斷時續和令人迷惑的。6月4日，據國民黨國防部的官員稱，羅申表示希望中蘇兩國能在有關對日和約問題上採取一致立場。為此，他聲稱，蘇聯可以增加對中國的商業貸款，設立能使雙方受惠的在中蘇邊界共同開發的經濟項目。因為，蘇聯願意在中國廣泛投資以抵制英美帝國主義的影響，願意看到中國像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那樣實現工業化。他同時威脅國民黨，如果不接受他的建議，蘇聯將不得不沿著中蘇邊界建立「緩衝區」，以保衛蘇聯國家安全利益。間歇了兩個月以後，羅申才又在8月25日與王世傑的會晤中，重申了蘇聯希望調解國共衝突和向國民黨提供物質援助的意向。至於為什麼在共產黨逐漸佔據軍事優勢的時候，莫斯科不支持共產黨，反而願意幫助國民黨，司徒雷登得到的解釋是：羅申強調這是因為他們害怕毛澤東成為「亞洲的鐵托」。

沒有資料證明司徒雷登得到的談話究竟是不是可靠。考慮到蘇南關係這時剛剛破裂，相當一部分蘇共領導人對毛澤東也將信將疑，司徒雷登的這個消息未必全都是捕風捉影。不過，至少在這一年夏秋，莫斯科始終在加緊向東北解放軍提供各種幫助，而毛澤東這段時間也在與斯大林頻繁通電，討教有關建立新中國的各種問題。因此，羅申的使命恐怕多半還是斯大林的障眼法。

有關羅申使命的種種猜測，在解放軍發起全面進攻之後，已經不大能夠聽到了。因為，當9月24日解放軍佔領濟南，以及奪取東北的遼瀋戰役打響之後，羅申再也沒有主動做過希望調解國共衝突的表示了。

11月2日，東北最後一個大城市瀋陽被解放軍佔領。國民黨不僅損失了幾十萬精銳部隊，而且丟了整個東北。眼看華北就要成為解放軍的囊中物，淮海戰場上又陷入困境，國民黨高層領導人都成了熱鍋上的螞蟻。已經回到烏魯木齊的張治中再度成為和談的主倡人。他直接從新疆上書蔣介石，力勸蔣從諫如流，贊同和談。蔣介石這時也顧不了自己的面子了，一面手忙腳亂地召集會議推測東北解放軍下一步將會如何行動，一面打電報把張治中從新疆召回南京，要他去向羅申大使遊說和平。想不到這一回羅申反倒端起了架子，王顧左右而言他，推三阻四地不肯表態。於是，監察院副院長劉峙、副總統李宗仁、國府委員邵力子，再加上張治中……，國民黨人像轉風車一般，幾乎是輪流去蘇聯大使館做工作。只不過，這個時候羅申的和平使命已經不復存在，況且形勢也已經由不得羅申或莫斯科來起作用了。

來源｜《民國人物過眼錄》 楊奎松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1

原題《蘇聯大使羅申的秘密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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