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思考，請給中國文學一個機會
如今，學界在熱烈討論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方法、路徑。本文立足於外國文學作品的譯入和傳播，反觀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認為中國文學外譯還可以拓展傳播途徑。
原文 ：《開拓中國文學外譯的傳播途徑》
作者 |河北大學外國語學院 任淑坤/教授 劉波
圖片 |網路
學校教育：受眾廣泛
學校教育對人民素質的提高、國家的富強影響至深至遠，原因之一是其受眾廣泛，全民都是或曾經是學校教育的對象。外國文學的譯入，但凡經過學校教育這一途徑，無不名噪中國。也許，讀者已經忘記或者並不知道譯者是誰，但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卻已經深入人心。如契訶夫的《凡卡》、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裝》、都德的《最後一課》都是因為收入我國的中小學課本而在國內婦孺皆知。譯作進入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環節，其影響在於廣泛的受眾，如能進入高等教育的教學環節，則其影響會縱向深入。
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同樣可以在進入學校教育層面努力。近年來國外出現的漢語學習熱潮和導讀性書籍的出版，無疑成為中國文學對外傳播的契機，引發了外國讀者對中國文學、文化的好奇心和求知慾。前不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推出《如何讀中國文學》叢書，社長珍妮弗·克魯認為，叢書將文學賞析和語言教學成功結合到一起，必然受到美國學生和學者的認可。這類書籍的出版，使得國外讀者能夠通過解釋性語言和邏輯性分析，降低閱讀的難度，滿足溝通學術研究、教育教學、休閑娛樂等不同的閱讀需求。
當然，中國文學要想進入國外的學校教育層面，決非是譯者個人的事，也決非譯者一己之力所能完全做到的，需要譯者、出版集團、教育部門、外事機構、外宣部門等多方合作，尋求契機，為我國文學進入學校教育這一重要領域共同努力。
名家推廣：話語權和影響力
印刷技術、電子技術的長足發展和網路時代的到來，使得信息產生數量和傳播速度都在飛速上升。在信息爆炸的年代，要想讓譯作在海量信息中脫穎而出，吸引讀者的注意力，對閱讀市場的培養、潛在讀者的關注，以及海外營銷和國際合作也是有必要的。
胡適翻譯的短篇小說《最後一課》書影
名家的翻譯或者推介，因其話語權和影響力，能使譯作在更廣大的範圍內傳播。五四時期我國大規模引入外國文學時，魯迅、胡適等文化名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雖時過境遷，但名家名作名譯的魅力依舊。胡適翻譯的短篇小說《最後一課》、詩歌《關不住了》，周作人翻譯的童話《賣火柴的女兒》等現在仍舊流通並廣為閱讀。魯迅翻譯了廚川白村的文藝理論著作《苦悶的象徵》，不但在那個年代多次再版，到了二十一世紀仍有多家出版社密集出版。
另外一種情況是，名家雖並非作者或譯者，但通過書評、推薦、引用、演講、課堂講授等不同場合的不同發聲方式，也能起到對譯作的推廣作用。林語堂的著作在美國出版發行，在美國文化界和知識界佔有一席之地，賽珍珠功不可沒。她將林語堂用英文所著的《吾國與吾民》推薦給庄台公司出版發行，並親自作序，還通過《亞洲》的「亞洲書架」欄目大力推薦。繼《吾國與吾民》之後，《生活的藝術》又被美國「每月讀書會」特別推薦。1938年舉辦的「全美圖書展覽會」上，還是經賽珍珠的提議，特意舉辦了「林語堂比賽」活動。除了大力在美國引薦林語堂及其著作外，賽珍珠還向美國社會介紹過老舍、蕭紅等多名中國作家及其作品，試圖向西方展示真實的中國和中國人。
影視劇作：譯作的先導和鋪墊
相對於文字作品，有聲音、有畫面的影視劇作受文化程度的制約較小，視覺效果更生動、更具體、更易接受。可以說，成功的影視劇作能為已經存在的譯作擴大受眾，能成為譯作的先導和鋪墊。很多觀眾是因為電影而對譯作發生興趣，從而閱讀和了解小說。對一部分不具備閱讀條件的觀眾來說，電影或許是了解外國文學的唯一途徑。即便是很多具備語言能力和知識素養、有條件直接接觸外國文學的讀者，也是通過電影而對某部作品產生興趣和閱讀的慾望。最典型、最令人信服的例子莫過於風靡全球的系列電影《哈利·波特》，為英國作家J.K.羅琳的小說在世界各國的翻譯、發行和傳播起到了推動作用。
在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中，電影也同樣有助益作用。莫言的中篇小說《紅高粱》發表在《人民文學》1986年第3期上，次年莫言親任編劇，張藝謀任導演，鞏俐姜文主演的同名電影攝製完成，並在1988年舉行的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獲得金熊獎。可以說電影的成功為莫言作品在國外的傳播起到了輿論先導作用，擴大了莫言作品在國外的影響，為譯本的傳播、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起到了先鋒作用。當然，莫言斬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又反向引發了原作、譯本的研究和閱讀熱潮。
創辦刊物：表達見解和心聲
五四時期外國文學作品大量譯入中國，期間有一個很值得關注的特點，就是很多有共同志向的青年組建社團，創辦刊物，通過著述和譯作表達自己的見解和心聲。雖然這些刊物並非專門登載譯作，但通過不同的方式對國外的各類信息高度關注，急切地引入中國，擇而用之，欲改變現狀。翻看《新青年》發現，其登載的作品大多和外來思想文化有關。《新青年》上登載的文章大致可以劃分為這樣幾個類別：第一類是直接翻譯而來的；第二類是介紹性的文章；第三類是用外來的思想文化比對本國的，旨在改變或改進或提高本國相對應的問題； 第四類是中國作家創作的文學作品，雖然講的是中國的事，但不論在寫作手法還是傳達的思想上，往往與外國的文學和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反觀中國文化向西方的譯介，刊物也曾起到同樣的作用。《亞洲》雜誌原是定位於商業和旅遊的消遣性雜誌，1934年賽珍珠的丈夫沃爾什接管，此後賽珍珠也開始參與該雜誌的管理與編輯工作，目標變為「介紹所有亞洲國家包括俄國的媒介」，邀請「對亞洲文化歷史有著深刻研究和廣泛了解的專家，期待這些專家從文化、歷史、宗教、哲學乃至當時的時事政治等各個方面對亞洲各國進行評介」。賽珍珠除了親自撰稿之外，還邀請林語堂、胡適、宋慶齡、宋美齡等為《亞洲》撰稿。一些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曾經親歷中國的作家、名士，關於中國的著述也發表在《亞洲》上。埃德加·斯諾的《毛澤東傳記》以及世界聞名的《西行漫記》最早就是在《亞洲》上發表的。
大眾傳媒：形式靈活多樣
大眾傳媒一般指報紙、廣播、電視等處於職業傳播者和大眾之間的媒介體。網路是一種新興的、後來居上的大眾傳媒方式。網路的出現，縮小了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成為傳播信息、接受信息和獲取知識的重要渠道。大眾傳媒的靈活性使得文化傳播在中規中矩的文字信息之外，還可以以動漫、音樂、個人社交等方式推薦我們的文學作品。歌曲《當你老了》是葉芝的一首同名詩歌，經過翻譯、改編、配曲、演唱，在中國廣為人知。不得不說，這種形式使得葉芝的詩有了更多受眾。不同語言間的文化傳播，和同一語言內部的傳播是同樣的道理，可以不拘一格。中國文學的外譯同樣可以形式多樣，讓我們的文學作品跨越國界，在更廣的範圍內傳播。
一般來說，之所以對某個國家某個時期某個作家的某個作品感興趣，往往是因為建立了一定的關聯。隨著不同國家間交流機會的增多，跨國的旅遊、留學、交友等都可能成為中國文學和文化對外傳播的契機。即便是沒有條件做翻譯的人，如葉嘉瑩先生所闡釋的，也應「知道中國文化美好的品格道德所在」，也可以「用言行、用實踐來傳播中國文化」。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五四時期外國文學翻譯的言說與實踐研究」（16BYY020）、河北省社科基金項目「《新青年》刊載的譯作研究」（HB16YY009）的部分研究成果。]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45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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