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眼中的蔣介石第一次下野與復職
撰文：陳紅民、曹明臣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
1927年8月13日，蔣介石發表宣言，聲明辭職下野，震動政壇。14日，《大公報》以《蔣介石到滬通電下野》為題，對此事作了報道。此後，又圍繞此事做了大量報道與評述，焦點主要集中於蔣介石下野原因的分析及影響的評判上。
1. 蔣介石下野的原因
蔣介石下野，事發突然，其本人對下野原因作過一些說明，如「武漢同志不察，異議所加，集於中正……今既咎戾集於一身，即應自劾而歸去，解除職權，以謝天下」，「一年以來，北伐不成，主義未行，徒使黨務糾紛，部屬犧牲，而民生凋敝，國計困窮，尤甚於昔」，「中正自愧譾才，無補時艱，徒使黨國糾紛，袍澤犧牲，故決心歸隱以謝天下」。蔣的說明，大體上是輕描淡寫，失之籠統，不足以釋社會大眾之疑問，這恰給社會輿論提供了較多的發揮空間。
蔣介石下野，正值寧漢對立，徐州慘敗，時人多以軍事失利為他下野的主因。《大公報》則指出，這僅是表面現象，「自軍事責任上言，蔣氏已應有引咎自劾之道」，然而「寧滬兩地，均無事變，可見蔣之去也，係為國民黨內部關係，非軍事上有何意外」。它更注重從國民黨內爭鬥的脈絡來尋找蔣介石下野的原因。
《大公報》認為，蔣介石下野，首先是迫於武漢的壓力、唐生智的逼迫:「蔣之離寧非為有意外變化，而因唐生智反對，特表示退讓，以利漢寧合併之進行。」唐一方面贊成統一，一方面「仍發電訾蔣」，蔣介石面臨的形勢正如吳稚暉所言，「北敵熾於北，唐軍逼於西，左右實難應付」。
唐生智
《大公報》指出，馮玉祥的動向是促使蔣下野的另一原因:「洛陽之馮，於唐之行動，既未能使之緩和，而處處且復為自己地位利益著想，則蔣之一腔孤憤，自不待言。」《大公報》甚至斷言，馮玉祥「兩月以來，隨時隨地，只做一逼蔣功夫」。認為蔣下野與馮有關的觀點並非孤論，《晨報》就認為，「蔣未能收馮為己用，為今茲失敗重要原因之一」。《申報》也指出，「今信馮玉祥近故意按兵不動，使蔣不及獲救而致傾覆」。
更進一步，《大公報》認為，「蔣氏部下不能維持，實為一大原因。而部下之離心，實由『軍官』『黃埔』之分派。」國民革命軍將領主要畢業於保定軍校與黃埔軍校，論人數，「黃埔」居多，論職位，「軍官」居上。「黃埔」多「少年躁進」，「軍官」則「世故已深」。蔣介石對兩派之態度也明顯不同：
數月以來，因蔣之待遇不公，兩派久已水火，蔣對軍官或無心疏遠，而對黃埔則有意培植……是以非黃埔派怨望之情，與日俱積。今番之事，軍官派拉腿為蔣氏第一致命傷。
《大公報》認定「軍官」因不滿蔣介石袒護「黃埔」而「拉腿」是蔣介石下野的「第一致命傷」。革命軍內部「軍官」與「黃埔」的矛盾確實很突出，蔣介石曾在《告別黃埔軍校同學書》中專門予以澄清:
這保定與黃埔的口號，明明是野心家提出來的，要使我們黃埔教官不能團結，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勢力，自相分裂，然後野心家可從中操縱，以謀害我革命。
《大公報》還指出，蔣桂矛盾激化是蔣介石下野的重要原因。該報特地選擇了兩個事例加以披露:一件事是，5月間李宗仁隻身赴九江晤朱培德。李、朱會晤，「卒使寧漢暫緩衝突，分途北進」。蔣介石「左右某乃以李朱私交甚好，李既能單獨前往，所談究如何，殊未可信等語說蔣，蔣遂疑李」。第二件事是，蔣從廣西召黃紹來，密令他接統李宗仁軍一部。黃為人甚笨，貿然至蚌埠晤李，「謂汝多病，我來汝可藉此回後方休息雲」。李知系蔣手段，便回復:「歸作何事?且無須休息」，將黃頂回去。這兩件事，已使蔣、李「更生芥蒂」，而「今番聞李即首倡」，更可斷定「蔣氏之去，與李終不無關係焉」。
《大公報》對蔣介石下野的分析，由外而內，洞察到蔣所面臨的各種矛盾，較為全面。對此可以蔣下野前一日的日記來印證：
參加執監委員會，與何、白、李預商主張。會中李、何亟欲與武漢遣使議和，似有不可終日之勢，詞迫甚逼，甚為難堪。余惟有以中央監察委員會之主張為依歸，即進退亦如之。李、白聞之大不為然，且藉此以為倒蔣之機。會畢，屬張群來，責問並勸余自決出處，避免目標，何似同意……余何人斯，為人逼迫竟至於此。惟辭意既決，否則勝利亦無榮而有辱，故決心引退，再為革命根本之圖也。
可見，武漢壓迫、桂系逼宮、何應欽附和等，是蔣介石決定下野的直接原因。
2.蔣介石下野之影響
蔣介石下野，時人最關心的是此事對時局的影響。《大公報》就指出，蔣下野後時局的發展，有兩種前途，即光明的前途和黑暗的前途。從光明前途講，可達成「以黨治軍」、寧漢統一的局面：
蔣氏既去，寧漢完全可以統一，或移政府於南京，或以南京設政治分會，均屬易於解決。寧漢既一，則政治軍事黨務，皆可熔合一爐，積極整理。軍人之中，既無第二蔣氏，則黨權提高，中央有力，凡事易就範圍。
1927年4月，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典禮，前排自左至右依次為蔣介石、蕭佛成、鄧澤如、蔡元培、吳稚暉等。
從黑暗前途講，則紛繁複雜，大致有四種情況:第一種是「汪精衛、胡漢民各樹門戶，積不相能，兩人是否可以合作，胡果讓汪，汪又是否可以統治全黨」。第二種是「蔣既引退，有以譚延繼蔣為總司令之說……使彼繼蔣，能否提攜得起，若再對北作戰，是否可以當重責，蔣部何應欽、白崇禧是否可與合作」。第三種是「馮玉祥調停寧漢而結果去蔣，馮氏是否有取蔣而代之之意，果其有之，與汪精衛、唐生智是否可以相容」。第四種是「今後漢寧果合，國民黨是否真能統一，政治上是否真能改造，雖善諛者，恐亦不能作此樂觀。黨治實驗，是否將從此告終」。該報對汪胡合作、蔣介石的繼任者、國民黨的前途等諸方面均提出了質疑。
光明的前途有一種，而黑暗的前途則有四種，可見《大公報》在蔣介石下野之初對南方時局的走勢並不樂觀。北京的《晨報》也作出了類似的判斷，並用「滿江風雨，前路茫茫，一葉孤舟，隨波上下」來比喻當時的南方局勢。
蔣介石下野後，胡漢民、張靜江等於14日也相繼離職而去。《大公報》先前的預測失去意義，便又發社評，對時局的走向作出悲觀的判斷:
胡、蔡等與蔣態度合一，且舍蔣不能有為，蔣行則胡庸能與汪合作，則自亦惟有隨蔣俱為妙。現在南京已全處桂系將領之掌握，以此間觀察，東南經此變局，而後一切措施恐將益見退步。蓋軍事方，未必能較蔣時在為統一，而政治方面，即漢方有人來，亦未必能有所作為，緣財政去絕境不遠。
可見《大公報》對蔣介石下野後出現的政治真空十分擔憂，從反面證明了它看重蔣介石對於穩定大局的作用。《大公報》等媒體引導的社會心理，是蔣介石能夠很快復職的原因之一。
2
蔣介石下野後，《大公報》對其行蹤極為關注，連續刊載了如《蔣介石歸里之後》(8月16日)、《蔣終要出洋》(8月26日)、《山中之蔣介石》(9月1日)、《蔣氏遊蹤》(9月14日)、《蔣介石決出遊美洲》(9月18日)、《汪胡蔣近狀》(9月19日)、《蔣到杭攜衛隊三千》(9月20日)、《蔣介石過滬記》(9月30日)等大量消息，充分的報道足見《大公報》並沒有將蔣視為「過時」的人物，反而十分看好他。
有一個細節說明《大公報》消息來源的及時與準確。9月18日，該報刊出《蔣介石決出遊美洲》的消息。終蔣介石一生，未去過美洲，這條消息卻不是編輯嘩眾取寵的「假新聞」，因為蔣確實有過週遊世界的計劃:
此次出洋，預定以一年為準，其目的以考察軍事兵器、社會經濟、政治組織與延訪人才，觀察外交為主，以學習經濟、政治、社會、哲學、軍事五科為本。在日本學軍事與經濟，在德國學哲學、經濟與軍事，在法國學政治與軍事，在英國學政治與經濟、海軍，在美國學哲學與經濟，在意國學政治，在土國學革命。
這個計劃，出現在他9月16日的日記中，就在《大公報》刊出消息的前兩天。
最後，蔣介石去了日本。蔣介石為何赴日?這是時人熱衷探討的話題。蔣介石也曾多次通過媒體說明其赴日動機。9月14日，他對記者稱，有在海外遊歷五年的長遠計劃。9月27日，他公開承認與宋美齡之婚事，聲言「赴日專為向宋女士母求允許」。在抵達日本後，他曾對記者稱:「余此次來日，係為暫時靜養。」可見，蔣介石本人對外界宣稱的赴日動機是「學習」、「求婚」和「靜養」，並無「何等政治上之意味」。
《大公報》並不認同蔣介石的說辭，認為其赴日另有政治動機。10月14日，該報載文指出:
聞蔣氏此次赴日，除商量婚事與暫避待時外，與南方外交上亦多少有點關係。談者謂黨軍一年以來固高呼「打倒帝國主義」，而蔣介石一到南京，對日空氣便較緩和，未幾更見戴季陶之行蹤泄於東京市上，此過去之一段因緣已頗耐吾人尋味。是則蔣氏今日之行，與南方將來之對日方針，或不無取捨變易之處。
等於是在說，蔣赴日與南京政府的對日外交有很大關係。
事實上，蔣介石赴日確有尋求支持的目的。據台灣公開的檔案，蔣在11月5日訪見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時，談及此次赴日的三個「抱負」：一是希望日本對華政策「應以求自由平等之國民黨為對象」，由此實現中日間真正的攜手合作；二是國民革命軍必將繼續北伐，並統一全國，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三是要求「日本對中國之政策必須放棄武力，而以經濟為合作之張本」。
當然，蔣介石對與田中見面的結果並不滿意，甚至認為是失敗的：
綜核今日與田中談話之結果，可斷言其毫無誠意，中日亦決無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許我革命成功，而其後必將妨礙我革命軍北伐之行動，以阻中國之統一，更灼然可見矣……余此行之結果，可於此決其為失敗。
這說明《大公報》推論是正確的，蔣介石赴日不止「學習」、「求婚」和「靜養」這麼簡單。
蔣宋聯姻是蔣介石從下野到復職過程中的重要事件，也是極易吸引民眾興趣與媒體注意的話題。
蔣宋聯姻
在蔣宋聯姻過程中，首先引起世人注意的是蔣介石之婚姻狀況問題。蔣介石知其早年的婚姻生活對其政治生涯是負面資產，而且政敵也利用此點製造事端。蔣宋婚禮前有傳言說有人邀請姚冶誠到上海，讓蔣難堪。蔣介石在日記中判斷，此舉「必政敵挑撥，使余不安」。他的策略是以攻為守，主動通過媒體進行澄清。他於9月28至30日在《民國日報》、《申報》等報紙上連續三天刊登《蔣中正啟事》，向外界說明其婚姻狀況：
各同志對於中正家事，多有來書質疑者，因未及遍復，特奉告如下:民國十年原配毛氏與中正正式離婚，其他二氏，本無婚約，現已與中正脫離關係，現在除家有二子外，並無妻女，惟傳聞失實，易資淆惑，此奉復。
蔣介石還對來訪的記者稱:「早與陳潔如斷絕關係。」「吾於民國十年十月，與吾第一妻按照習慣正式離異，現伊仍住奉化。」
蔣介石試圖澄清其婚姻狀況之「清白」，結果反而引起媒體的興趣。《大公報》將蔣介石與毛福梅辦理離婚的信件全文披露。此後，又發表專文進行評論：
舊式婦女，教育受習慣之拘束，財產為法律所限制，不能為獨立自由之生活，故男子任意離婚，利於男不利於女。中國舊俗，離婚之難，遠過歐美，雖有拘束自由之嫌，亦含保護婦女之意，不然，倘男子於中年顯達之後，糟糠老婦，任便拋離，則女性之結果慘矣。
可見，《大公報》並不認可蔣介石中年得志後拋棄「糟糠之妻」的行為。對蔣介石所說「本無婚約」的二位女士(即陳潔如與姚冶誠)，《大公報》不僅專文介紹，且發表文章對蔣關於與此二人關係的說辭提出質疑：
所謂現已斷絕關係之二女士，在過去究為何種關係，抑經何種手續而斷絕之，且蔣在南昌時，尚有所謂蔣夫人之陳女士者出入軍中，而今也求婚於宋，則斷絕之，抑觀蔣氏自稱原配之外，尚有其他二女士，其過去生涯之不謹，業已自承。
該社評斷言，「蔣氏此舉，斷難逃清議之譏彈也」。《大公報》此後的文章更是對蔣標榜「革命領袖」，卻離妻再娶、棄妾新婚的行為予以譴責:「今彼乃以中心領袖的資格，而覓效市井紈絝之行，厭舊喜新，壓迫弱者，使天下之薄倖皆有所借口，令世間之老婦，俱為之寒心。」
12月1日，蔣介石與宋美齡在上海舉行了隆重的婚禮。《大公報》刊載了《蔣宋完婚記》(12月2日)、《蔣婚雜話》(12月2日)、《蔣婚余聞》(12月3日)、《政教合一之蔣宋婚姻》(12月9日)等文章，對蔣宋婚禮的籌辦情況、舉辦儀式、奢華場面等方面作了較為詳細的報道。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在新婚之際，發表《我們的今日》一文，表達自己的喜悅之情與心聲。《大公報》則以《蔣介石之人生觀》為題發表社評，對該文及蔣本人進行毫不留情的批評:
離妻再娶，棄妾新婚，皆社會中所偶見，獨蔣介石事，詬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然蔣猶不謹，前日特發表一文，一則謂深信人生若無美滿姻緣，一切皆無意味，再則謂確信自今日結婚後革命工作，必有進步，反翹其淺陋無識之言以眩社會。吾人至此，為國民道德計，誠不能不加以相當之批評，俾天下青年知蔣氏人生觀之謬誤。
該社評詞鋒犀利，給沉浸在新婚之中的蔣介石一盆冷水。可以說，《大公報》對蔣的婚姻觀及由此反映出來的品德是持否定態度的。
蔣宋二人顯赫的地位與家世背景，很容易使人想到這不是一樁普通的婚姻。蔣介石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曾特別澄清:「希諸君注意此次婚約絕無政治關係。」宋美齡在受訪時，也強調二人婚姻之單純，「頗嘲笑婚姻而有政治觀念之不當」。
《大公報》卻提供了另外的思考，該報主要是從國民黨內派系整合的角度著眼，將蔣宋聯姻與蔣汪關係結合起來，稱蔣欲通過蔣宋聯姻來拉攏汪精衛，其依據是，「(宋)子文兄妹實可稱能利用精衛之第一人也」。該報還指出，蔣宋聯姻是孔祥熙宋靄齡夫婦有意促成的:「大宋夫婦極為心靈手敏之妙，蓋彼自聞蔣有意婚三宋之意後，即力贊其成……其意在藉此婚禮為磁石，而乘機造成蔣馮汪三派合作，以成縱橫之局也。」
單從蔣介石本人在婚禮前後的日記看，蔣宋聯姻的動機並沒有如此多的玄機，《大公報》的追究，有先入為主的附會之嫌。
3
早在蔣介石下野之初，《大公報》就認為蔣「未嘗忘其所謂『爐火針氈』之生活，而處處仍為再起的準備」。此後，又預測「倘寧漢決裂，則(蔣)勢必再起」。
11月8日，蔣介石自日本啟程回國。《大公報》在次日就以《蔣介石突然歸國》為題進行報道，指出「以後是否再出當南軍軍事指揮之任，此時尚難預斷」。但在11日，該報就對蔣復職問題做了明確判斷:「先迫蔣下野之李宗仁等，以近來形勢困難，彼等自知究無收拾之手腕，故請蔣復職之主張，在國民政府內部，已佔有力。」
蔣汪合作是蔣介石復出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步驟。11月16日，蔣介石對外宣稱，「汪精衛同志也時常來電，希望我立即回國……仍照十二年十四年在廣東那樣的通力合作」，並稱「汪蔣合作沒有問題」。
對於蔣汪合作，《申報》、《晨報》等報紙均有較多篇幅報道。《大公報》與其他報紙稍有不同，它更側重對蔣汪合作內幕的挖掘。除前述蔣宋聯姻多少與蔣汪合作有關的分析外，該報對宋子文乃至宋美齡在蔣汪合作中的作用也作了細緻的分析，且提供了兩種觀點。一種觀點強調蔣介石積極主張與汪合作，而宋氏兄妹又牽線搭橋、推波助瀾:蔣介石「扶桑之游，既見喜於泰水，而子文秉性極孝順，當然亦與蔣融洽如初，至此蔣遂告以深意，謂必結精衛始能挽黨國之危，此亦子文當然所樂從，遂先時回國」，與汪見面;「美齡於精衛夫人陳璧君處，亦頗費口舌之力，精衛夫婦均已同意，蔣至此遂飄然歸來」。另一種觀點也肯定宋子文的作用，但是對蔣介石態度的分析則不同，認為「宋於蔣為新親，於汪為同系，宋處此特殊地位，頗欲利用之，俾成汪蔣合作之殊功，亦且為個人前途謀發展。蔣在日時，初無與汪遽合意，經宋婉辭勸說，蔣氏允焉」。其他史料旁證:「特委會」成立之初，汪精衛自武漢東下時，曾致電蔣介石求一晤，「為蔣所峻拒」。在日本時，宋子文曾勸蔣出山，而蔣「躊躇莫決」。由此看來，後一種分析更接近事實。
11月17日，與汪精衛有密切聯繫的張發奎、黃琪翔等人，發動政變，佔領廣州，瓦解李濟深對粵統治，驅逐桂系在粵勢力。粵變發生後，《大公報》認為蔣汪合作前景黯淡，其理由如下：
一是國民黨內老同志反對，如「今日蔣訪張靜江，述汪蔣合作。張痛斥，謂為妄動，並雲總理栽培爾至今，糊塗至此。有謂張並摑蔣者，汪蔣合作議已根本打銷」。二是以桂係為代表的寧派的反對態度，粵變後桂系「恨汪刺骨」，西山派也發反汪之通電，汪、胡又「不能疏通」，蔣原打算「拉汪、衚衕出」的設想無法落實。三是馮、閻的態度，「蔣介石今雖與汪稍合，但因閻、馮不以粵事為然，如蔣求再出，非仍與胡漢民合作不可」。
蔣汪合作希望渺茫，但蔣介石復職問題反而迅速得到解決。在12月10日的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上，汪精衛等11名粵方中委提出請蔣繼續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議案，獲得通過。
蔣介石復職案之所以能順利通過，與當時國民黨內各派的態度密不可分。《大公報》發表不少文章，對蔣介石復職案通過前後國民黨各派的態度做了精彩分析:
其一，以汪精衛為代表的粵方抬蔣以自保。《大公報》認為，他們提出蔣介石復職案的用心，其表面上是晉豫戰急，「非蔣速出不可」，而實際上則另有深意，即抬蔣以自保:「因蔣現確無滅粵派之心，如蔣復出，則可以牽制桂派使無對粵用兵焉。」12月11日，中共發動廣州起義，一度佔領廣州，形勢又為之一變。粵方因此備受攻擊，更加孤立，只能發表宣言，稱二屆四中全會「完全信任蔣介石為籌備」，並「再促蔣復職」。
其二，馮(玉祥)閻(錫山)催促蔣復職。《大公報》指出，蔣介石復職案所以能急轉直下，由預備會順利通過，「實與北方馮、閻二人態度，大有關聯」。馮玉祥自11月19日起就數度以個人名義電請蔣復職。12月1日，馮更約閻錫山一起擁護蔣復職，二人於12月9日「先後通電促蔣中正復任總司令。」《大公報》認為，馮、閻催促蔣復職，也有其原因：
蓋馮初本受粵派之運動，而又以前此蔣之去位，同志多以馮之不肯助蔣恢復徐州為有意倒蔣，故亦樂得藉此洗前冤，而結好於蔣，遂電約老西(閻錫山———引者)說話。老西與蔣交情之篤，本異尋常，前此蔣去本極震動，近又環境日惡，故一聞馮主蔣出，即五六電催之。
其三，桂系對蔣介石態度轉變。桂系是逼蔣下野的主力，且不滿蔣汪合作，不贊成蔣復職。粵變發生時，白崇禧就以時機未到「勸(蔣)暫勿出」。中共佔領廣州後，粵桂矛盾進一步激化，桂係為獲得蔣介石在對粵問題上的支持，轉而公開支持蔣復職。李宗仁對記者稱，「請蔣復職，當然是我們朝夕希望的」。白崇禧也表示，「本人曾為蔣之參謀長，對蔣復職完全贊同」。然而，蔣為求得將來政治上之均衡，一度拉住粵派不肯放手。桂系對此極為不滿，「始終未發促蔣復職電」。不過，《大公報》指出，桂系此際之不滿，不過對蔣袒粵尚不放心，實際上「亦無絕對反蔣之意也」。事實正是如此，蔣桂雙方通過協商，「以兩廣由李濟深，兩湖由李宗仁負責處理」。桂系要求得到滿足，自然與蔣達成和解。
各方積極表明擁蔣復職態度，促成了蔣介石1928年初進京復職。
《大公報》是當時中國北方的重要報紙，其堅持「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社訓，報道較為客觀、全面，評論較為公正、合理，因而成為當時社會的輿論重鎮。該報無論是對蔣介石下野原因的分析，對訪日與蔣宋聯姻之政治動機的判斷，還是對蔣介石復職過程中蔣汪、蔣桂關係的剖析，都有自己的看法與主張，充分體現了文人論政的特點，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會輿論對時局、對蔣介石政治動向與前途的看法，不僅反映了報紙的基本觀點，也頗能引導社會輿論。
當時《大公報》所在的天津尚在國民黨統治區外，其觀察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更客觀，評論的言論尺度也更自由。其對蔣介石近乎追蹤式的報道，從另一個方面顯示出蔣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即使是其下野之時。當然，《大公報》對蔣介石的報道與評論有時也有不實之處，甚至有「張靜江掌摑蔣介石」這類捕風捉影的猜測。這一方面是消息來源有誤，另一方面也是大眾媒體要爭奪市場，標新立異，爭搶獨家新聞，在迎合大眾口味時經常出現的問題。
近代報紙等新式媒體的出現，不僅擴大了傳播渠道，而且引導了社會輿論與大眾生活。如何處理與傳媒的關係，密切關注與積極引導社會輿論，是民國政治人物及其活動的一個獨特面相。有頭腦的政治人物善於揚長避短，不是被動地受輿論引導，而是主動地利用媒體來引導社會輿論與大眾。
蔣介石是一個較善於利用媒體的人。他在下野與復職的過程中，非常注重與媒體打交道，不僅在報紙上刊登啟事，經常接受記者訪問，還主動舉行記者招待會，通過媒體來傳達相關信息。應該看到，作為政治人物，蔣介石通過媒體所傳達的信息與其真實意圖並不都是一致的，有時甚至是相反的。之所以存在這種情況，在於蔣希望藉以消除對自己不利的社會影響，營造有利於實現其自身目標的社會環境。
TAG:東方歷史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