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個兒子死於戰爭，日本母親痛哭流涕！說了一句話，太恐怖了！

狹隘民族主義是近代日本民族的基本特徵。從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人戰、柳條湖事件，到「七·七」事變，每逢政府發動侵略戰爭，日本民眾便狂熱地協助政府進行對外戰爭。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到「七·七」作變後的全面侵華戰爭期間，大眾的狂熱情緒趨於顛峰。第一，民眾狂熱的戰爭情緒成為政府發動和進行戰爭的有力後盾。《文藝春秋》雜誌在「九·一八」事變爆發時，以「如何看待滿洲事變？」為題進行民意測驗，調查的對象是包括人力車夫在內的普通民眾。在被調查的11人中，有10人明確表示支持關東軍的侵略行動。1937年12月13日日軍軍攻陷了南京城，消息傳內，各地舉行遊行活動。一位老人說：「這是日清戰爭（甲午戰爭)23年來從未有過的喜事。」

第二，部分大眾自覺地為戰爭物質的生產和供應努力工作。他們積極響應政府「滅絕爭議，產業合作」的倡議，自覺地投身於統治階級掀起的「產業報國運動」。據統計，參加「產業報國會」工人的人數1939年為299萬人（佔有組織工人總數的43%)；1940年為483萬人（佔66%)；1941年為517萬人（佔70%)。

就是普通日本婦女都在積極支持戰爭。她們自覺地參加「大日本國防婦人會』』和「愛國婦人會」，成為政府進行戰爭的有力後盾之一。參加這兩個組織的人數增加情況與侵略戰爭成正比。就「大日本國防婦人會」來說，1934年有54萬人華北事變」發生後的1935年12月迅速增到255萬人，全面侵華戰爭後的1937年12月又猛增加到684萬人，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參加該組織的婦女多達925萬人。這說明，越來越多的日本婦女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捲入了戰爭。

戰爭期間，「婦人會」會員中普遍存在著「無論如何要取得勝利」的共同心理，積極從事各種有助於戰爭的實際工作。或熱情送迎士兵出征與「凱旋」；或主動接待傷員、保存官兵遺骨和慰問軍屬；或從家鄉向前線官兵發出慰問信；或號召廣大婦女「停止美容燙髮」「剪去和服的長袖」「省下每一塊銅板」等等。有些婦女甚至鼓勵並親自將自己的兒子送上侵略戰場。有一位日本婦女的四個兒子死於戰爭，對安慰她的人說：「我不哭是因為我已經失去了孩子；我落淚是因為我再也沒有兒子可以送上戰場了。」

由於受到了來自國內母親們的精神鼓勵，身為兒子的士兵們才產生了為天皇的「聖戰」效死戰場的極端心理。一位日本士兵發誓道：「親愛的母親，我要將自己的身體奉獻給大君。身為男兒，為能死於戰場而無比榮幸。我準備欣喜死去。

很多婦女還為戰爭物資的生產和供應努力工作。一位叫遠騰年子的女青年戰爭期間在九州航空補給廠工作，為能親自給日本特攻飛機供應油料而感到無比榮幸。當日本戰敗投降，她「禁不住眼淚盈眶，什麼事情也不能做了」，稱：「在我的青春中沒有悔恨！」

從1868年明治維新到1945年戰敗，日本統治階級在這半個多世紀中，大約每隔10年左右的時間就挑起一場對外衝突或發動一場對外戰爭。除了最後一次侵略戰爭失敗外，以往歷次戰爭均以日本的勝利而告終。戰爭的連戰連捷對國民的思維方式和心理趨向產生了極大影響。

首先，戰爭作為促進近代日本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的重要方式，直接規定了日本國民國內一遇危機就從外部尋找出路的「外向型」思維方式。日本民眾雖然在本國的近代化建設中受到嚴重的剝削，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但目睹一次次戰爭給日仁經濟帶來的空前繁榮和台階式躍進的事實，國民中間同樣萌生了只要征服鄰國就能繁榮日本的想法。甚至把對它國的侵略當作擺脫自身貧困的出路。

例如，「九·一八」事變後，《神戶新聞》組織了一次民意測驗，要人們就「滿洲事變」發表自己的看法。一車夫說：「如果通過此次事變佔領滿洲，不！佔領整個支那，日本就會成為富翁。我準備全力協助」。一位劇場主和一位飯店的女主人也異口同聲地說：「由此可以期待生意不景氣狀況的好轉。」可見這種國內一遇危機就從外部尋找出路的想法，幾乎成了近代日本國民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一旦被軍國主義分子利用，國民就自覺不自覺地成了侵略戰爭的支持者。

其次，從對日本民眾的心理影響看，以往歷次戰爭的連戰連捷使民族沙文主義急劇膨脹起來。明治初年的父母親有口必談「如果我有女兒，就一定嫁給一個大學生」，甲午戰爭以後變為「如果有女兒，就找一個軍人作女婿」。甚至有人說：「如果沒有軍人，簡直天都不會亮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發生了巨變。日本國民這種心態，與固有的皇國觀念相結合，極大地增強了他們對遙遠未來想像。因此，經濟上的動因和心理上的驅動，很容易誘使部分國民對侵略戰爭盲從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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