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有個「俗講」高僧，偶爾插科打諢，把皇帝都吸引來了

唐穆宗長慶年間（公元821—824年），長安城興福寺有個叫文漵的和尚，為了給普通民眾講解晦澀難懂的經文，竟然別出心裁，以說唱的藝術形式吸引聽眾，時不時夾雜一些葷段子，調侃一番。

文漵和尚屬於高僧，唐朝的普通和尚稱為僧人，只有夠級別的僧人才能被稱作「和尚」。文漵和尚的「吟唱變文」非常受民眾歡迎，他擺脫傳統經文的束縛，從民風民俗中汲取營養，使這種傳播經文的方式逐步在民間流傳開來。

文漵和尚的吟唱曲調婉轉，清麗悅耳，逐漸和說話伎藝、歌唱伎藝等形成了一門獨立的藝術形式——曲藝，為後世的說唱藝術開闢了一條道路。

有人認為文漵和尚有「謗佛」之嫌，其實，佛教經文、故事艱澀難懂，想讓普通的漁人樵客、販夫走卒聽得懂，傳播出去，並非易事，文漵和尚偶爾插科打諢，用一些詼諧搞笑的話語，滑稽幽默的肢體語言吸引觀眾，無傷大雅。

用說唱藝術形式宣講佛經故事並非文漵和尚獨創，早在漢朝末年就很流行了，在魏晉南北朝的六朝時期被稱作「唱導」，唐朝時期叫「俗講」。

唐代僧人的「俗講」活動一度在京城非常盛行，唐朝文學家韓愈有詩為證：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庭。」

唐朝詩人姚合也留下了生動的詩句：

「遠近持齋來諦聽，酒坊魚市盡無人」

當時的場景熱鬧非凡，江上打魚的船隻都少了，酒店裡也冷冷清清，人們爭先恐後到寺廟聽和尚「說學逗唱」。

唐代的俗講師當中，文漵和尚堪稱佼佼者，他演唱的曲調十分優美，就曾被民間模仿，教坊的樂工紛紛向他學習，當時稱作「和尚教坊」。

《因話錄》記載：「有文漵僧者，公然聚眾談說，假託經論，所言無非淫穢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轉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著填咽寺舍，瞻禮崇奉，呼為和尚。教坊效其聲調，以為歌曲。」

這顯然屬於對文漵和尚的刻意詆毀，但不可否認的是，文漵和尚講解經文期間，為了吸引聽眾，確實演唱了一些「淫穢鄙褻」的段子，使得寺廟擠滿了聽眾。

當時有人譜寫了《文漵子》流行曲，一時間在長安城廣為傳唱。

文漵和尚的演唱風靡長安，把皇帝唐敬宗李湛都吸引過來了。

《資治通鑒》記載：寶曆二年（公元826年），「上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漵俗講。」

李湛是個年輕的荒唐皇帝，估計是太監攛掇的，聽經文是假，黃色小調才是吸引十八歲皇帝的真正原因。

唐文宗在位時期，朝廷整治世風，文漵和尚的說唱藝術首當其衝，被當做惡俗的典型，文漵和尚被判處「鞭笞」之刑，驅逐京城，流放於邊陲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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