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蕭紅國際化文學基因的生成之地

蕭紅的居住地是商市街25號，地處道里商圈，蕭紅經常逛中央大街，街上行人各國的都有。飲食、服飾、歌唱等許多日常生活習慣，都已脫離了小城鎮呼蘭的圈囿。朋友們常憶起蕭紅拿手的牛肉湯，其實就是哈爾濱最流行的家常菜「蘇泊湯」。

哈爾濱是蕭紅的文學福地，初登文壇的蕭紅在哈爾濱發表了《王阿嫂的死》，與蕭軍合集出版了《跋涉》。因為是一位「在現實中熬煉過」的具有強烈批判意識的作家，蕭紅被當時奉天（瀋陽）的評論界稱作「東北的丁玲」，有著耀眼的發展前途。但由於《跋涉》的出版涉嫌反滿抗日，此罪輕者監禁，重者殺頭，她和蕭軍不得已從哈爾濱出逃。臨別時，蕭紅嘆息道：「哈爾濱就要與我們別離了……看不見松花江了。」然又決絕地說，「只要『滿洲國』存在一天，我們是不能來到這塊土地的。」背井離鄉的蕭紅在上海成名。

從蕭紅文學創作的發展歷程來看，作為一個視文學如生命的文藝青年，她最終沒有躲在象牙塔里，走向「為藝術而藝術」的道路，而是把作品深深植根於人民，與苦難深重的戰亂中的平民百姓一道歌哭，其中，哈爾濱「牽牛坊」的奠基作用不應被忽視。蕭紅在文壇享有盛名的《生死場》發表在1935年，由魯迅寫序，並在上海出版。然而，《生死場》的前兩章《麥場》、《菜圃》早在1934年4—5月，就發表在哈爾濱《國際協報》副刊「國際公園」上。在蕭紅文學創作的第一時間段，哈爾濱「牽牛坊」就在她面前打開了文學國際化的窗口。

研究蕭紅的學者都十分清楚，她的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常有出人意料之筆。單純就某種理論和評價體系，是無法歸納蕭紅的。蕭紅永遠變換的文學創新，是其對現代文學史的特殊價值。研究蕭紅創作的開放體系，有一個關鍵環節尚未引起學界的重視，即蕭紅早期與國際接軌的文化自覺形成於在哈爾濱生活的那段日子。

但早在蕭紅誕生前，她腳下的土地就被日俄爭來奪去，殖民化了。1904年，為報沙俄等國「干涉還遼」的一箭之仇，日本在東北的土地上與沙俄展開了「日俄戰爭」，以日本獲勝為結局。跨越三省的中東鐵路，以長春為界劃為南滿和北滿，北滿仍歸沙俄掌控，南滿則由日本宰制。清政府為制衡沙俄和日本，在東北全境展開「新政」，對外開放商埠地。北滿重地哈爾濱迅速崛起為國際化大都市和商貿中心，不同膚色和操持不同語言的僑民和移民，紛紛湧入哈爾濱謀生。人口構成「五方雜處」，生活方式千變萬化，這就是蕭紅在哈爾濱生活時的社會背景。

蕭紅的文學基因一部分是傳統文化，來自其祖父，另一部分來自於國際化大都市哈爾濱。到哈爾濱讀中學、結交朋友、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塑造社會化人格，使蕭紅呈現出不同於以往的思維方式。在文壇闖蕩後，加入「維納斯畫會」、「牽牛坊」、「星星劇團」，每天都與誦詩、畫畫、寫小說、編演戲劇的城市文化人打交道，這些很快就熏陶出她文化人的生活習慣。

在日常生活中，蕭紅逐漸形成了三種文化選擇。

一是修習俄語，為文學的世界化做準備。哈爾濱的俄國移民眾多，私家學校和家庭教師的普及，使滿足交際或求職需要的各國語言傳播成為可能。蕭紅初登文壇，在《大同報》、《哈爾濱公報》、《國際協報》等報紙副刊上寫稿維生。在蕭軍的朋友黃之明的幫請下，「兩蕭」有了俄語家庭教師佛民娜。在《索非亞的愁苦》中，佛民娜成為索非亞。她對蕭紅的影響首先是語言的純凈和歐化，剔除了舊文人的文言文寫作痕迹。「兩蕭」學俄語，還希望閱讀原版文學名著。「牽牛坊」的參與者大都有很好的俄文底子，圈中俄語頗為風行。把俄語當做直接閱讀外國名著和交際工具一直是「兩蕭」都很認同的觀點。蕭紅在《我之讀世界語》里也有表述，「當我第一次走進上海世界語協會的時候，我的希望很高。我打算在一年之內，我要翻譯關於文學的書籍，在半年之內我能夠讀報紙」。蕭紅終其短暫的一生，都保持著學習外語的興趣。

二是日常審美情趣深受異域風情的影響，使蕭紅終身都避免了種族間歧視的狹隘的民族觀。蕭紅的居住地是商市街25號，地處道里商圈，蕭紅經常逛中央大街，街上行人各國的都有。飲食、服飾、歌唱等許多日常生活習慣，都已脫離了小城鎮呼蘭的圈囿。朋友們常憶起蕭紅拿手的牛肉湯，其實就是哈爾濱最流行的家常菜「蘇泊湯」。蕭紅率性而為，喜歡與朋友敘談，唱歌跳舞，在流浪中具有樂天單純的品性。蕭軍「哥薩克式」的格子襯衫，也是蕭紅為兩人去見魯迅而縫製的。

但蕭紅的日常審美並非總是得到朋友讚賞。聶紺弩一生想為蕭紅做「女英雄傳」，他為蕭紅寫下了「天下文章幾兒女，一身爭戰貫初終」、「英雄樹挺有君風」等讚美的詩句。但有一次，蕭紅燙頭髮的女性化舉動卻讓他備感失望。對於寫了《生死場》、再寫《馬伯樂》的蕭紅，朋友也有微詞。20世紀40年代，柳無垢（柳亞子次女）在香港發表懷念文章，認為蕭紅的《馬伯樂》，「失去她舊有的新鮮和反抗的朝氣。有時，朋友們談到她，會帶著親切的責備說，呵，她只關在自己的小圈子裡」。然而，蕭紅並不是丁玲，她不會去學騎馬、跨槍打仗，她在哈爾濱獲得的「五方雜處」的文化滋養，註定讓她走上自由開放、無所禁忌的藝術之路。

三是關於蕭紅文學國際化的自覺。「五四」後出現的大量白話翻譯文學，催生了一批以文字謀生的寫作者。哈爾濱與沙俄以及其後的蘇聯互為交通的地緣優勢，對文壇的直接影響是翻譯盛行，文學因此打開了國際化的大門。羅烽在《大同報》上發表作品，喊出了「起來全世界的奴隸，起來全世界的罪人」的口號，這獨特的國際化視野和開放包容特質，是中國其他地域文化所不具備和隔膜的。蕭紅在《一粒土泥》中寫道：「將來全世界的土地開滿了花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全要記起，亡友劍嘯，就是這開花的一粒土泥。」其中，「全世界」的用法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蕭紅國際胸懷的體現。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