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審中國的「近代」
撰文：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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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審中國的「近代」》（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是一本從社會史和概念史角度研究「中國近代」之輪廓的著作。第一編涉及清朝統治之下滿漢關係的變化。從社會史角度關注「中國近代」的複雜性，並非要將中國近代打入另冊，而是為了更準確地在全球視野下把捉中國如何應對來自西方的衝擊。第二編從東西關係討論西方近代知識的傳入與再生產之問題。第三編選擇宗教/基督教題材，討論內在於中國近代的自他關係。第四編討論了上述不同面相與論者持有的方法之間的關係。
孫江， 1963年生。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院長、中國會黨史研究會副會長。本科、碩士畢業於南京大學，博士畢業於東京大學，曾任日本靜岡文化藝術大學教授。日文專著：《中國の「近代」を問う——歷史?記憶?アイデンティティ》、《近代中國の宗教、結社と權力》、《近代中國の革命と秘密結社——中國革命の社會史的研究（1895-1955）》；中文專著：《作為他者的宗教——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宗教》、《十字架與龍》等。主編《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知の空間の形成》、Social Memory and Identity in China, (ed.),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New York: M.E.Sharpe, Winter 2004-5/Spring 2005,nos2-3.）等10餘部，發表英、日、韓等外文論文50餘篇。共同主編《新史學》、《亞洲概念史研究》、《新學衡》等。
以下文字選自該書第七章第四節《本真性與外來性：「中國文明西來說」在清末中國》，注釋略去。
19世紀後半葉歐洲人所談論的中國文明起源於巴比倫之問題，不可能不為與歐洲人有接觸的清末知識人所知，但是，清末知識人公開談論此問題，卻是受到來自日本的歷史書籍的影響。《萬國史記》是岡本監輔用漢文寫作的世界史著作，1879年出版後不久即傳入中國，被不斷翻刻印行，影響甚大。該書在談到人類起源時說：「亞洲為人類初生之地，他洲人民皆自此轉徙。」這裡的亞洲指巴比倫一帶，是附會基督教的人類起源之說，與拉克伯里的中國人種、文明「西來說」不是一回事。對於《萬國史記》「西人言巴比倫為人類肇生之地」，19世紀末的唐才常認為，「此指亞細亞洲言，非西人所說巴比倫、猶太之亞細亞。蓋人類之生，中國最早，他國皆由中國轉徙，毫無可疑。若西人謂挪亞之子閃居亞細亞大洲，特自誇其種類之繁衍耳」，並不認可。「西來說」進入清末知識人的話語世界併產生一定影響是在20世紀初，其源頭便是上文所說的白河次郎和國府種德的《支那文明史》。
其時，經由明治日本傳來的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言論至少有三種。第一，前述那珂、桑原等人的「西北起源說」，這是日本東洋史教科書和清末歷史教科書常見的看法。第二，「帕米爾起源說」，如林楷青譯《人種志》（鳥居龍藏編）稱：「其人民之元始祖，五千年以前由帕米爾高原之東、昆崙山附近各處，傳於黃河、揚子江，漸移及支那之西北。」第三，拉克伯里的「巴比倫起源說」。在三種說法中，「西北起源說」和「帕米爾起源說」可以驗之於中國文獻，因此，對清末知識人來說不難接受。而對於第三種說法，從上述唐才常的認識可以想像，應該有不少人會覺得十分奇怪。那麼，拉克伯里的「西來說」是怎樣流入清末中國的呢？當時的知識人是如何看待「西來說」的呢？以下，本章以清末對中國文明起源於巴比倫之「西來說」的接受、改寫為視點，對這些問題做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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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與介紹
1900年，《支那文明史》出版後不久，即引起了東京和上海的中國知識人的關注。1903年春（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東京發行的《遊學譯編》廣告聲明，《支那文明史》一書已經翻譯過半，希望其他人不要重複翻譯。但是，就在此前三周，上海會文學社已宣告《支那文明史》的漢譯即將以《帝國文明史》之名出版。《帝國文明史》系日文《支那文明史》最早的中文譯本，內容僅20頁，其中有關拉克伯里「西來說」的部分（第三章）僅3頁。從該書第三章末尾處「續出」字樣看，《帝國文明史》必是基於儘快出書的壓力而在翻譯未完之際匆匆刊行的。就內容而言，《帝國文明史》與其說是翻譯，不如說是對原著第三章內容的簡譯，同時還加入了譯者自身的意見，可以說該譯本是當時常見的「編譯」著作之一。
《帝國文明史》出版後不久，東新譯社和上海競化書局先後翻譯出版了《中國文明發達史》和《支那文明史》。東新譯社是以留日湖南學生為中心的出版機構，其《中國文明發達史》譯文多為直譯，涉及「西來說」的第三章約為30頁（第4~33頁）。當時，東新譯社的書籍大多通過上海《蘇報》在中國內地銷售，因此，該書雖然是在日本出版，但也應當流通到了上海等城市。日文《支那文明史》的另一個譯本是上海競化書局的《支那文明史》，出版時間標註為「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初六日」。與當時的一般譯書一樣，這裡使用的是清光緒年號，出版時間比《中國文明發達史》晚十餘天。該譯本正文247頁，其中涉及「西來說」的第三章有33頁（第20~52頁）。和《中國文明發達史》一樣，該書譯文佶屈聱牙，但堪稱最忠實於原著的全譯本。有意思的是，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後來，為人們記住和談論的既不是東新譯社譯本，也不是上海競化書局譯本，而是日文本《支那文明史》的轉述者蔣智由的《中國人種考》。1925年繆鳳林在《中國民族西來辨》一文中寫道：蔣智由氏（觀雲）著《中國人種考》，主旨在即證明拉克伯里之說，顧以證據不充，猶懸而未斷。至劉師培著《思祖國篇》《華夏篇》《國土原始論》《歷史教科書》等，丁謙著《中國人種從來考》《穆天子傳地理考證》等，矜其淹博，東牽西扯，曲說朋附，於是一般講述歷史、編纂地理者，大率奉為圭臬，間有一二持反對論調者，亦未能動人觀聽。蓋西來說之成定論也久矣。從蔣智由到清末劉師培，再到民初丁謙，繆鳳林舉劉師培和丁謙為兩個時代「西來說」的代表，而蔣智由被視為首倡「西來說」者。
蔣智由（1865~1929），字觀雲，浙江諸暨人。1902年冬渡日前，在上海編輯《選報》，該報轉載過梁啟超的《新史學》。到日本後，他先後參與《新民叢報》《浙江潮》的編輯，著有《海上觀雲集初編》（光緒二十八年）、《居東集》（宣統二年）等，而尤以1903~1904年連載於《新民叢報》的《中國人種考》影響最大，這篇連載文章1906年以同名結集出版。而時下頻頻為論者言及的1929年版《中國人種考》，其實並非蔣氏一人所著，還收錄了其他不同意見的文章。
1903年9月《新民叢報》刊載的《中國人種考》第二部分涉及拉克伯里的「西來說」，這比東新譯社和上海競化書局譯本晚出四個多月。蔣文主要內容如下：。第一，漢族遷徙問題。「奈亨台（Nakhunte）者，即近世Nai Hwang ti與愛雷米特（Elamite），歷史所稱之Kudur Nakrhunte相同，於底格里士河邊有戰功。當紀元前二千二百八十二年（或謂當紀元前二十七世紀至前二十四世紀），率巴克（Bak）民族東徙，從土耳其斯坦，經喀什噶爾（Kashgar，即疏勒），沿塔里木河（Tarym），達於崑崙山脈之東方」。 第二，中國名稱的來歷。「崑崙（Kuenln）者，即花國（Flower Land），以其地之豐饒，示後世子孫之永不能忘，既至東方，以此自名其國，是即中國。」第三，簡單列舉巴比倫與中國上古文明的類同點。雖然蔣氏隻字未提白河和國府的《支那文明史》，也沒有提到兩個中文譯本，但從內容上看，《中國人種考》無疑是日文本的譯介，而蔣在譯介過程中顯然參考了《中國文明發達史》的中文譯文。
有意思的是，雖然蔣被說成「西來說」的首倡者，但是蔣本人對於自己所介紹的內容並非盡信不疑。他在介紹完拉克伯里的「西來說」後表示：「以上所引，其是否，未敢論定（所引只舉其略，尚有各條及其論議均未及詳）。以今日者人類學日益昌明，人情於其祖先之所由來，決不肯安於茫昧（如日本人考其人種所自來之書甚多）。今我人種西來之說，已為世界之所認，然則我國人有起而考其事者，必先探巴比侖（Babylonia）、迦勒底（Chaldaea）、藹南（Elam，即穌西安那Susiana）及幼發拉底、底格里士兩河間美索不達尼亞之平原，與夫中亞細亞各地，而研求其碑碣、器物、文字、語言及地層中之遺物，而後是非真偽可得有顯了之日，而不能不有待於中國文明學術進步後也（不解各學術者，不能考古，中國考古之事劣於西人，以無各學科為根柢故也）。」次年（1904），蔣為陶成章撰寫的《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作序說：「抑夫我種族之所始來，迄今尚無定論，余嘗著《中國人種考》，網摭各說，然非能下確實之斷案也，惟必推本於黃帝。」。但是，文本一旦經由媒體傳播後，便與原作者無關，此後蔣文產生了作者始料未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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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與再詮釋
蔣智由的《中國人種考》（二）刊發後，產生了很大的反響，以致此前出版的《中國文明發達史》和《支那文明史》反而很少被人提及。確實，以蔣文所談論人種主題和《新民叢報》的巨大影響，這一現象不難理解。更重要的是，蔣智由在譯介的同時，還在文中加入了《山海經》《穆天子傳》等中文古籍里的資料，以驗證拉克伯里的「西來說」並非空穴來風。這對閱讀者理解和接受「西來說」有重要的幫助。但是，如果將「西來說」話語置於清末知識語境里加以考察，即可知彼時人的知識來源不只有蔣智由《中國人種考》一個渠道。
對「西來說」做出熱烈響應的是《國粹學報》和光復會周圍的一些知識人。他們對「西來說」的關注，集中在對中國人種/文明「本真性」的追求上。
首先積極回應的是經學學者劉師培（1884~1919）。1903年4月，劉師培在開封鄉試失敗，5月初在返回家鄉揚州途中與章炳麟等在上海相識，轉而贊同排滿革命，加入蔡元培、蔣智由等發起的中國教育會。同年7月，他在揚州撰寫《黃帝紀年說》，署「黃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閏五月十七日」，以「無畏」之筆名發表於《國民日日報》第一集，稍後又刊載於《黃帝魂》。11月，中國青年會出版了他撰寫的《中國民族志》。劉師培在《中國民族志》中引用桑原的《東洋史要》：亞洲人分為西伯利亞人種和支那人種，而支那人種又分為漢族、西藏族和交趾支那族等。「此族（漢族——引者）在上古時，似自西方移居內地，棲息黃河沿岸而次第蕃殖於四方。」接著他寫道（以下引文略去原文旁註小字）：「由桑原氏之說觀之，則漢族亦支那人種之一矣。吾因此而溯漢族所從來，則中土儒書咸謂其始於盤古，而西書所記載復有巴枯民族之稱，巴枯、盤古一音轉耳。蓋世界人種之開化，皆始於帕米爾高原，故漢族初興亦大抵由西方遷入。（中略）又謂中土文明本於迦耳底亞，語雖荒渺，理適相符。」
劉師培
這段文字透露了兩個重要信息，即劉師培不但看過1899年東文學社出版的桑原《東洋史要》，從「巴枯」一詞推測，他還閱讀過競化書局版的《支那文明史》。劉師培不知道桑原在日本是反對拉克伯里「西來說」的代表，而將從這兩本書中獲知的不同人種信息雜糅附會於中國古籍，從而既說漢族起源於帕米爾高原，又將西亞的Bak/「巴枯」視為中國神話中開天闢地之「盤古」。稍後，劉師培又出版了《攘書》，出版時間是黃帝降生四千六百十四年十二月（1904年1月）。該書《華夏篇》中有道：「漢族初興，肇基西土。而崑崙蛾蛾，實為巴科民族所發跡。（中略）漢土民人數典忘祖，制盤古創世之說，以溯漢族之起原。」這裡重複了《中國民族志》中的看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處使用的不再是「巴枯」族，而是「巴科」族。這一變化似乎暗示劉師培閱讀過《帝國文明史》，但也不排除「巴科」來自《中國文明發達史》或《中國人種考》中的「巴克」。1904年7月，劉師培在《警鐘日報》發表《思祖國篇》連載文章，認為崑崙以西的「加爾迭亞」即其在《華夏篇》中所言及的祖國，他重申「巴枯」即「盤古」，並斷言中國古代文獻中所記述的「西王母邦」即西人所說的「亞西利亞國」。次年，他在《國粹學報》第4期刊載《古政原始論·國土原始論第一》（1905年5月），聲稱：「神州民族，興於迦克底亞。《史記·封禪書》曰：『泰帝興，神鼎一。』《淮南子》曰：『泰古二皇，得道之柄。』泰帝、泰古者，即迦克底之轉音也。厥後逾越崑崙，經過大夏，自西徂東，以卜宅神州之沃壤，皙種人民稱為巴枯遜族。巴枯遜者，盤古之轉音，亦即百姓之轉音也。」這樣，Bak一詞又回到了其最初使用的「巴枯」。但是，關於巴枯族的興起之地，他顯然受蔣智由「迦勒底」（Chaldea）之影響，選用了「迦克底」一語，而不是其他兩個譯本中的「加爾齊亞」。蓋劉師培取迦克底，更容易和中國古籍中的「泰帝」「泰古」相比附。
至此，劉師培完成了他關於中國文明「西來說」的中國詮釋。這一詮釋其後完整地體現在他編纂的《中學歷史教科書》（1905~1906）中。他在該教科書第一課中「以卜居於中土」句下註明「用日本白河氏支那文明論說」。這是劉師培第一次明確提到其「西來說」知識來自《支那文明史》。此外，在「此皆漢族初入中國之君也」句下註：「據西人拉克伯里所著《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論》謂：巴克即百姓，黃帝即巴克民族之酋長，神農即巴庇倫之莎公，倉頡即但克。」拉克伯里、巴克、莎公、但克，以及《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論》，皆與蔣智由《中國人種考》同，劉著引自蔣文無疑。
至此可以斷定：第一，劉師培的「西來說」知識先得之於競化書局版《支那文明史》，繼而得之於蔣智由《中國人種考》；第二，與拉克伯里的比較語言學方法相似，劉師培通過音意比較，將巴比倫的Bak/巴枯附會為「盤古」，迦克底附會為「泰帝」「泰古」。
與劉師培大約同一時期，經學家章炳麟也在關注拉克伯里的「西來說」，並將其心得寫入1904年修訂的《訄書》里。在《序種姓》一文中，他這樣寫道：「方夏之族，自科派利考見石刻，訂其出於加爾特亞；東逾蔥嶺，與九黎、三苗戰，始自大皞（即伏羲——引者）；至禹然後得其志。征之六藝傳記，蓋近密合矣。」按，Lacouperie讀音可省去「La」，而只讀couperie，東新譯社和競化書局本譯者分別將Lacouperie翻譯為「克比利」和「苦柏黎」。章炳麟選擇「科派利」顯然經過了一番比較，加爾特亞一詞也是如此。章炳麟對「西來說」的接受和劉師培如出一轍，即都是以中文文獻來比附拉克伯里的「西來說」。如關於加爾特亞，他說：「宗國加爾特亞者，蓋古所謂葛天，地直小亞細亞南。」何以見之？「其實葛天為國名，歷代所公。加爾特亞者，爾、亞皆餘音，中國語簡去之，遂曰加特，亦曰葛天。」採用同樣的方法，他認為「薩爾宮」（Sargon）為神農，「古對音正合」。在神農時代前期，有「伏戲」（伏羲），後期有「尼科黃特」（黃帝）和教授文字的「蒼格」（倉頡）。其後，黃帝東徙到達崑崙，「崑崙者，譯言華土也，故建國曰華」，這就是中國古籍中所說的「天皇被跡於柱州之崑崙」。
劉師培和章炳麟不約而同地運用其豐富的中國古代文獻知識，通過對不同語言的勘音釋義，積極呼應了拉克伯里的「西來說」。他們的論證手法和拉克伯里提倡的「語言科學」（比較語言學）有異曲同工之妙，其結論也附和了拉克伯里的「西來說」。但是，中國文獻最多只能證明中國人種來源於昆崙山，而從昆崙山到巴比倫還存在廣大的地理空間，中國人種來自崑崙和來自巴比倫並不是一回事，這是「西來說」擁護者必須解決的難題。對於這一問題，蔣智由、章炳麟的浙江同鄉、光復會骨幹陶成章在其《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中有所涉及。該書有兩節專門討論「西來說」。陶一方面認為「西來說」「未敢強定」，另一方面又說「其說既嶄新驚辟，而其證據則又鑿鑿可憑，若盡目為無稽之言，不得也」。他沿襲蔣智由的論證方法，認為《山海經》《穆天子傳》所載述的漢族「遷徙之陳跡」，可以印證拉克伯里的說法。「據拉克伯里氏謂奈亨台王率巴克民族東徙，從土耳其斯坦經喀什噶爾，沿塔里木河達於崑崙山脈之東方，而入宅於中原，其說之果是與否，雖不可得而知，以今考之，我族祖先既留陳跡於崑崙之間，則由中亞遷入東亞，固已確鑿不誤，由中亞遷入東亞，既已確鑿不誤，則其由西亞以達中亞，由中亞以達東亞者，亦可因是而類推矣。」這樣，陶成章實際上將「西來說」一分為二：由巴比倫到崑崙和由崑崙到中原。
1905年，《國粹學報》在上海問世。作為該刊的骨幹，黃節在《國粹學報敘》（1905）中頻頻使用「巴克族」一詞，表明他也很關注「西來說」。但是，在《黃史》一文中，他卻表達了不同的觀點。在具體討論「克利比」（拉克伯里）——採用這一譯名說明他看過東新譯社的譯本——「西來說」時，他這樣說：「近時學者謂：加爾特亞，蓋即古所謂葛天，巴克者，盤古一音之轉，西方稱吾民族為巴克民族，巴克民族即盤古民族。」關於加爾特亞即葛天，他註明是章氏的看法；巴克即盤古，是前文劉師培首倡。黃節接下來寫道：「夫地名、人名重譯不齊，審音比附，將毋可信。」如，裏海西南隅有叫巴克的地名，崑崙又叫巴爾布哈，音與巴克尤近，而帕米爾諸番稱其酋長曰伯克，這說明所謂巴克民族即崑崙民族。而且，唐代僧人法顯在西遊時，曾發現在服飾、飲食、風俗上與漢族相同者，這說明漢族東徙後，還保存了「祖國風尚」。最後，黃節在結論處稱「信夫，吾民族來自西方，吾質諸古書尤信」，但是，他所說的「西方」不是巴比倫，而是帕米爾高原的昆崙山。黃節主張中國人種從昆崙山移居中原，這一觀點與上文桑原的「中亞起源說」具有相似性，二者都是從中國文獻中的相關記述推導出來的。從清末知識人接受「西來說」的語境來看，黃節的看法意義重大，因為他最早依據中國古代文獻對拉克伯里「西來說」進行了改寫。
由上可見，從1903年到1905年間，清末知識人的「西來說」話語經歷了由直接附會「西來說」（劉、章）到區分兩個「西來說」（陶成章）和篡改「西來說」（黃節）的變化。此後，質疑「西來說」的聲音越來越多，而積極倡導「西來說」的人越來越少。
1905年2月，主張排滿革命、倡導黃帝紀年的宋教仁在《漢族侵略史·敘例》中稱：「太古之漢族，自西南亞細亞遷徙東來。」而一年後，宋在1906年12月29日日記中寫道，蔣觀雲所著《中國人種考》搜集諸說，但文章過於散漫。雖主張漢族自西而來，但黃帝是否為迦底之帝廓特奈亨台，漢族是否即丟那尼安族，神農是否系塞米底族之吾爾王朝沙公，尚無確切之解釋。這裡所說的《中國人種考》即1906年新民社出版的單行本。僅僅一年多時間，宋教仁即告別了「西來說」。與此同時，章炳麟也開始對「西來說」提出質疑。1907年，章炳麟在《民報》發表的文章中有從正面批判「西來說」的。比如，他在《中華民國解》中稱：「世言崑崙為華國者，特以他事比擬得之。中國前皇曾都崑崙以否，於史無明徵，不足引以為質。」這就不僅徹底否定了「西來說」連「中亞起源說」也否定了。此後，在其他文章中，章也反覆重申這一點。民國以後，章再次修訂《訄書》時，將《檢論·序種姓》中贊成西來的話——「征之六藝傳記，蓋近密合矣」，改為「征之六藝傳記，非也」。
何以宋教仁、章炳麟等會放棄原有的主張，對「西來說」反戈一擊呢？從其話語轉變來看，以下兩點值得考慮：第一，漢族本真性和外來性之間的矛盾。所謂「本真性」是指跨越時間的中國人種和文化所具有的不變的特質，它被認為體現於既往的輝煌的文明史中；而「外來性」則指起源於西亞的巴克族——漢族所具備的自我進化和如同歐洲人一樣的征服和同化他者的能力。對章炳麟而言，在進化論語境中強調漢族的「外來性」確實能說明漢族在文明—野蠻序列中具有優勝者的強勢地位。但是，如果這一前提成立的話，外來的征服民族漢族就缺乏將同樣是外來的民族從中原驅逐出去的正當性。他在《定復仇之是非》（1907）一文中說：「諸夏之族自帕米爾高原來，盜苗族所固有，而苗族曷嘗不思排之？漢人排滿為正義，彼苗人排漢者，亦獨非正義歟？」這樣，當覺察到漢族的本真性與外來性之矛盾以後，章炳麟便毫不猶豫地放棄了曾為之激動的「西來說」。
第二，學問與政治之關係。為了消除漢族本真性所遭遇的外來性之矛盾，章炳麟寫道：「滿洲自寧古塔來，歷史之明文，然也。漢族自帕米爾高原來，特以冢書神話之微文，展轉考索比度而得之，而歷史未嘗有其明據。」章炳麟在這段文字里從學術上質疑了「西來說」，其背後暗含的政治意圖是非常明確的：滿族的外來性有史可證，漢族的外來性不過是牽強附會。和當年接受「西來說」一樣，政治傾向在章炳麟的學術見解當中一目了然。1910年5月，章炳麟在《教育今語雜誌》撰文，強調中國的學問不應跟著他人走，而要從本國語境和自己心得中去追求：「法國人有句話，說中國人種，原是從巴比倫來。又說中國地方，本來都是苗人，後來被漢人驅逐了。以前我也頗信這句話，近來細細考證，曉得實在不然。」
當然，對於「西來說」，清末知識人的反應是十分複雜的。既有如宋教仁、章炳麟一樣從贊成轉向批判者，也有一貫對「西來說」嗤之以鼻者。夏曾佑即為後者代表（參見第五章）。此外，也有堅持「西來說」而不放棄者。如金為在翻譯桑原的著作時，在譯文中任意添加「西來說」內容，稱漢族來自巴比倫。該書在民國七版時仍然這樣寫道：「德人某著《東亞歷史》並附圖考我上古事曰：黃種人自西北巴比倫來。（中略）又《支那太古文明公元論》云：方漢族西來時，有一族與本族分離。」也有人對拉克伯里「西來說」進一步鋪陳發揮，如對於黃帝何以放棄安逸的生活、不遠萬里來到中國這樣一個問題，「西來說」的擁護者丁謙在《穆天子傳地理考證》中將故事演繹為巴比倫發生了叛亂，黃帝不得不率眾避禍來到中國：按西人但知奈亨台王，率其種人，遷入中國，而不知彼國之民，實自生叛亂，攻滅其君，乃歸附於中國。不然，奈亨台王時代，國勢正強，何忽棄其安樂之故鄉，於萬餘里外，別求棲息地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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