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和建構：朱元璋的『封神榜』及其背後的邏輯暗線

大明王朝肇建之初，明朝的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不但有建立一個全面符合自身固有理想的政治體制的卓偉宏願，還有著為他治下的所有中國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制度準則的嘗試和努力。換句話說，朱元璋想把明朝恢復到一個單純地依靠農業而維持生存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只有官方認可的為數不多的佛教和道教等為數不多的幾種宗教才被允許存在，也只有被官方認可和控制的寺院才應該被崇拜——小型的庵堂道觀通常被置於大型的經過官方認證的寺院的管理之下。

在朱元璋看來，所有可能造成農民群體財富與精力的浪費和道德敗壞的宗教性表達以及與諸神的溝通都是無效的、無序的，也是完全沒有必要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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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曾經如是說：「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為！」

洪武四年，朱元璋頒布詔書，解釋了自己為何將日本列為不征之國

朱元璋以最為嚴厲的方式試圖建立全新的宗教和社會結構，推行儒家傳統與倫理道德，首先要做到的當然是安定民心，穩定秩序，這也就是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在詔書中提到的：

天下大定，禮儀風俗，不可不正，……禁僧道齋醮，雜男女，恣飲食，違者有司嚴治之。

在朱元璋的禁令體系中，有幾項更是被嚴格禁止的：

妄稱西方彌勒佛，遠公白蓮社，牟尼尊明教，釋氏白雲宗等會。

這4類被禁止的秘密宗教傳統，從朱元璋的初衷來看，顯然不完全是出於反宗教的目的，因為如果是出於該種目的的話，朱元璋應該會加入全真教和金丹教等等。

元末，全真道在思想上再無發展，但是它已經具備了相當雄厚的教團經濟基礎，在民間實力相當雄厚。

朱元璋重點在意的是自己曾經依靠過的力量

朱元璋本身起自民間，曾經利用白蓮教作為起事的依傍，建立明朝之後，當然不允許再有所謂的『彌勒降生，明王出世』，而當時在野的明教、白蓮教徒，本身又往往依舊還是多以僧道身份出現，此類事實有明一代多不勝舉，如洪武十九年（1386）妖僧彭玉琳反，『自號彌勒佛祖師，作白蓮會，……自稱晉王，建元天定，偽置官屬。』又如景泰七年（1456），『有妖賊李珍，為火居道士，聞苗賊作亂，徑報之。遇武當山道士魏玄沖於途，與言：我有異相，汝隨我當富貴。因同往苗賊，……築台偽稱皇帝，書天順年號。』

除了這些隱身於僧道之間，一遇機會即為不軌的人士，尚有元代舊臣變姓名隱於僧道之間，因此整個洪武年間，朱元璋對僧道之防範，最為嚴厲。

洪武十四年（1381）明王朝編『黃冊』。編『黃冊』以戶為單位，登記本戶籍貫、姓名、年齡、丁口、田宅、資產，分為上、中、下三等。並根據職業規定人戶的籍屬， 分為軍、民、匠、灶四種戶籍。民籍中有一般應役的民戶，還有儒、醫、陰陽等戶；匠籍有廚役、裁縫、馬船之類的手工業戶， 向政府承應工匠差役;灶籍為製鹽戶；軍籍有校尉、力士、弓、鋪兵。鰥、寡、孤、獨以及無田戶不派徭役，附在冊後，叫畸零戶。朱元璋規定每10年更定其冊。『黃冊』的編寫其中也包括了給僧道度牒，換句話說也就是通過全國性的人口調查，以防所謂的『奸蠹之民』。

朱元璋在征討張士誠時候說元末起義軍是 「愚民誤中妖術，不解倡言之妄誕，誤信彌勒之真有」。

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又頒布詔書說：

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曰瑜伽，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汙教敗行，為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眾者一所並而居之，毋雜處於外，與民相混。

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更加著意對僧道進行管束：

命禮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觀，凡歸併大寺，設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稅。每大觀道士編成班次，每班一年高者率之，余僧道俱不許奔走於外，及交結有司，以書冊稱為題梳，強求人財。其一、二人於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勿許。

皇覺寺位於安徽省鳳陽縣城北鳳凰山日精峰下，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敕建。

如果我們對照洪武二年（1369）春，朱元璋大封京都（今江蘇省南京市）和天下城隍神這個舉措，很多事情變得更加明顯。是年，京都、開封府、臨濠府等幾個城市的城隍都被朱元璋封為王，並分別具有各種具體的封號，其中，京都也就是南京的城隍神的稱號是『承天鑒國司民升福明靈王』，管轄全國各府、州、縣的城隍神，而其他各地城隍神享有的等級品秩，依其所在地方的行政等級而定，形成了自成體系、完備有序的體系。

朱元璋這種大封天下城隍的做法本身是是承襲自宋朝官方的做法，顯得非常井井有條，但是未過多久他又改變了主意，重新頒旨將各處城隍的王公侯伯等封爵爵位盡數革去，而統稱為『城隍之神』。

朱元璋把『城隍之神』所憑凌的城隍廟系統和陽間官員所依傍的政府衙署並列為管理陰陽兩界的兩個平行的系統，並規定

各府、州、縣城隍廟宇俱如其公廨，設公座、筆硯如其守令。

意思是各地城隍廟的規模大小、廳堂布置、几案擺設等，均應以現世官衙機構作為參照摹本。朱元璋進而要求：

凡府州縣新官到任，必先宿齋城隍廟，謁神與誓，意在陰陽表裡，以安下民。

有民間觀點認為朱元璋如此『大肆抬舉』城隍神而入國家正典與他的出身草根，少年時期開始就與土地廟、城隍廟打成一片有關，但是實際上，如果這個說法成立，朱元璋更加在意的應該是土地神而非城隍神，或許，更大的意義在於，作為一個為人精明、洞悉宗教運作的出身草根的統治者，朱元璋是在借力打力，將城隍神引用作為自己督察官吏、震懾民眾，進而統治天下。

朱元璋是這麼說：

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為！

監察民之善惡而禍福之，俾幽明不得倖免。

封功臣時朱元璋以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丁德興七人配享太廟

綜合起來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對僧道為代表的宗教人士，還是以城隍為象徵的天神地祇，對朱元璋來說，都必須納入一個現實或虛擬的行政架構和體系，而無論是禁止和建構中反映出來的朱元璋的『封神榜』及其背後的邏輯暗線，都給與著包括我們在內的後人以深深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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