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處事須誠，切勿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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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有言，「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身為晚清儒家代表人物，曾國藩自然對此原則堅信不疑。

然而，千百年來，無數士子官吏熟讀《中庸》，深知誠信重要，但絕非人人皆篤守此理念。箇中原因，恐怕在於他們未將誠信內化於個人生命體驗中涵養培育。觀曾氏家書與日記，其對誠的理解，有個漸進趨深之歷程。

人若不誠，對己而言，便是自欺。曾國藩有次給諸兄弟舉了個親身經歷的科考見聞。但凡考試，有高中者，自有落榜者，譬如曾國藩僅秀才這一關，就連考了七次，可謂坎坷，也有過一些牢騷。名落孫山，本該自我檢討，但不少考生卻總是埋怨他人，甚至「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考」，其實他們的水準「實亦無勝人之處」，甚至「有不堪對人之處」。長此以往，他們不反求諸己，事事不滿，「終不進功，所以潦倒一生而無寸進也」，到頭來換來別人一陣冷笑而已。可知人若不能坦誠面對自己，自我欺矇，胸中便住進了心魔，終將原本體內活潑的精神吞噬。

人若不誠，對人而言，便是自賤。初到京城，曾國藩也曾名利心重，四處拜謁權貴名流。有一回餐敘，席間坐有朝廷要員，為引起對方關注，曾國藩說了頗多奉承之諛詞，甚至為了活躍氣氛，不惜化身段子手，「語多諧謔，便涉輕佻」。事後回想，曾國藩懊悔不已。《論語》有云：「君子，不重則不威」。曾國藩的表現，有失士人之風，非但不能留下好印象，反倒招人厭惡，自取其辱，實在不智。

痛定思痛，曾國藩認定今後做人，當誠字為先。首先，處事須誠，不能自欺，不能欺人。曾國藩反覆告誡兄弟「絕大學問即在家庭日用之間」，全力以赴便是誠，「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如此才能達到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諸弟與兒孫的程度。

其次，待人須誠，真心相向，便無所愧。曾國荃脾氣大，眼界高，往往易同人發生衝突。而自詡「當世諸葛亮」的左宗棠，也非善茬，兩人可謂針尖對麥芒。所以曾國藩每每規勸九弟對待左宗棠，「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懷智術以相迎距。凡人以偽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真心如春風，誠意似暖陽，終究能融化寒雪，消釋堅冰。並且對於販夫走卒，曾國藩也強調「常以愛民誠懇之意」，身處亂世，作為手握重權之人，「最易造孽，亦最易積德」，而最大之德，無非樹立誠信。

再次，誠貴為德，造化成風，改良世俗。所謂誠信，並非一人之德，一人之事，而是天下之德，眾人之事。曾國藩歷經道光、咸豐、同治三朝，對於官場風氣之變幻，感觸堪稱刻骨。他在行將圍困金陵之際，致信九弟，痛思以往政風之惡，官員奏疏「託言彼事以聳聽者」，此道光末年之陋習，「欺矇宣宗，逮文宗朝已不能欺，今則更不宜欺矣」。越是飽更事變，越應自信篤實，如果自己走入機巧偽詐一途，則世風政風必定「日趨日下也」。其內心之清醒堅韌，甚值欽佩。

在晚年回憶恩師時，李鴻章還發了一通感慨，「自悔盛年不學，全恃一股虛矯之氣，任意胡弄，其實沒有根底。」恐怕李氏沒有機緣讀到曾國藩寫給兄弟子女們的家書。其實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里，曾氏就在信中與諸弟共勉：正好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名聲既出，信義既著，隨便答言，無事不成，不必愛此小便宜也。

意氣風發的豪言壯語背後，其實透露著傳統政教對士大夫操守信念的熏染。畢竟，在一個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中，缺乏人格與道德的政治家，是難以負重而致遠的。這亦是曾國藩高於李鴻章之處。

本文原載於《中國紀檢監察報》（作者王學斌），圖源網路，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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