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在北大人眼中，有個性、有趣味、有教養，遠比有成就更值得羨慕

編者按

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北京大學佔據著重要的位置。所謂的「北大精神」也一直被眾人討論。但在北大陳平原教授看來，許多人對北大存在著誤解，北大人其實並沒有很強的集體意識，相反，北大人更多的特徵是不合群，這一點在「老北大」體現得尤為明顯；那個時候北大所呈現的自由與獨立更令人嚮往。

本文作者：陳平原，1954年生於廣東，當代著名學者，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與錢理群、黃子平一起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文學研究概念。代表作有《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等。本文節選自《老北大的故事》，標題為編者加。

開口閉口「我們北大」，而且擅長「鬧學潮」，人們往往因此而推斷，北大人有很強烈的「集體意識」。此說大謬不然。除了重大歷史關頭，可能有過「萬眾一心」的絕佳表現，平日里，北大人恰好以「不合群」為主要特徵。

更看重「獨立」與「自由」

1925 年，魯迅應北大學生會的緊急徵召，撰《我觀北大》，對於被指認為「北大派」不以為然，可也不以為忤： 「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麼樣呢？」可惜北大本無派， 有的只是「常與黑暗勢力抗爭」的「校格」與「精神」。

自從新文化運動名揚四海，世人多以「民主」與「科學」嘉許北大。可在我看來，在日常生活中，絕大部分的北大人，更看重的是「獨立」與「自由」。因此，可以這麼說， 這個世界上，只有「北大精神」，沒有「北大派」。前者作為公共的思想資源，為每一個北大人所選擇或擁有；後者的排斥異己、拉幫結派，與老校長蔡元培所標榜的「兼容並包」原則相違背，故「不得人心」。

北大雖無派，卻並非一盤散沙，要不怎麼鬧得起學潮； 不強調「集體」與「統一」，只是為了突出自我思考與選擇的權利。這麼一種「校格」，並非有人提倡，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而且代代相傳，幾乎牢不可破。在許多人眼中，校方管理混亂，教授我行我素，學生自由散漫，作為一所現代大學，北大實在缺乏必要的規章與紀律。時人多以北大與清華作比較，後者的整齊劃一、井井有條，恰好與前者的長短隨意、不衫不履，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有趣的是，每到這個時候，北大人總要竭力為其不可救藥的自由散漫辯護。從1940 年代謝興堯攻擊蔣夢麟校長之以「整齊劃一」的清華精神改造北大（《紅樓一角之二》），到1980 年代張中行盛讚北大「來者不拒、去者不追」 的課堂教學慣例（《紅樓點滴》），都是強調學生有獨立判斷及自我設計的能力。用張氏的話來說，別看北大人表面上弔兒郎當，「並沒有很多混混過去的自由，因為有無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轄著，這就是學術空氣」。「空氣」的感染，是否真的比「制度」的約束更有效，實在不好說，關鍵在於你想培養什麼樣的人才。

在北大混文憑很容易

1944 年，朱海濤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一則談論北大人的妙文，題為《「凶」「松」「空」三部曲》。單看題目，你就能大概猜到其立意。考進北大很難，在北大混文憑則很容易。這似乎是相當嚴厲的批評，沒想到作者筆鋒一轉，大談「北大之『松』卻成為了一種預防疾病的抗毒素，甚至對於許多人更是一種發揮天才的好機會」。「抗毒素」云云，實在有點勉強；至於「發揮天才」，則不無道理， 尤其是當世人習慣於把清華與北大作為兩種教育思想的代表時，更是如此：

「北大和清華是正相反的。清華門門功課都要不錯， 個個學生都在水平線上，你不行的非拉上來不可，你太好的也得扯你下來。北大則山高水低，聽憑發展。每年的留學生考試，五花八門的十來樣科目，北大向例考不過清華。但北大出的特殊人物，其多而且怪，也常是任何其他學校所趕不上的。」清華原先是作為留美預備學校而設立的，其教育思想明顯打上美國的烙印。京師大學堂創辦之初，模仿的是日本學制；蔡元培掌校，帶進來了德國的大學理念。

可我依稀感覺到，更適合於作為比較的，是英國的牛津大學。北大人喜歡談牛津，不見得真的對英國大學制度有多少了解，而是不喜歡正行時的美國式標準化教學。有兩位曾在北大任教的作家徐志摩和林語堂，對宣傳牛津精神起了很大作用。

前者譯出了幽默大家李格（Stephen Leacock）的《我所見的牛津》，後者則撰有《談牛津》一文，進一步發揮其注重「熏陶」的教育思想：「學生們願意躲懶的，儘管躲懶，也可畢業；願意用功的人，也可以用功，有書可看，有學者可與朝夕磋磨，有他們所私淑的導師每星期一次向他吸煙談學這便是牛津的大學教育。」除了點起煙斗熏陶天才一說，有些故作幽默外，林氏筆下的牛津，活脫脫一個「老北大」。

北大人何以對這種自由閑散的大學教育情有獨鍾，林語堂的解釋頗為在理：除了不滿「水木清華」為代表的美式教育，更因其很容易令人聯想到古代中國「書院中師生態度之閑雅，看書之自由」。清末民初，不少有識之士（如章太炎、蔡元培、梁啟超、胡適之等）在積極引進西學的同時，希望借傳統書院精神來補救新式教育的某些弊病。無論從歷史淵源、辦學方向，還是教授的知識背景、學生的來源出路，老北大都最有資格談論此話題。

以培養談吐風雅德學兼優的讀書人為主要目標

強調自學，注重獨立思考，以培養談吐風雅德學兼優的讀書人為主要目標，此種教育觀念，必然與統一教學、統一考試的管理模式格格不入。倘若真的追求「不拘一格降人才」，那麼老北大的「管理不嚴」與學生的「各行其事」， 自有其合理性。這一點，不妨以偷聽生的理直氣壯和宿舍里的縱橫分割為例。

1921 年出版的《北大生活》，錄有校方關於學籍的規定：旁聽生必須交費，不得改為正科生，對內對外均應稱「北京大學旁聽生」。此規定幾乎不起任何作用，因北大教授普遍不願意、也不屑於在課堂上點名。對於有心人來說，與其「旁聽」，不如「偷聽」。

偷聽生的大量存在，而且昂首闊步，乃北大校園一大奇觀。校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教授則希望多得人才。教室里，因正科生偷懶或自學空出來的位子，恰好由求知慾極強的偷聽生來填補，豈不皆大歡喜？幾乎所有回憶老北大教學特徵的文章，都會提及聲名顯赫的「偷聽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態度。

偷聽生的不可輕視，或者說，默許偷聽這一決策之英明，可舉以下二例作證。金克木1933 年到沙灘北大法文組「無票乘車」，那時班上只有一個學生，「教課的很歡迎外來『加塞兒』的」。金氏從此和外國文打交道，「可說是一輩子吃洋文飯」（《末班車》）。小說家許欽文資格更老， 1920 年代初就在北大偷聽。幾十年後，許氏寫下這麼一段飽含深情的回憶：

「我在困憊中顛顛倒倒地離開家鄉，東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灘，可受到了無限的溫暖。北京冬季，吹來的風是寒冷的，衣服不夠的我在沙灘大樓，卻只覺得是暖烘烘的。」（《憶沙灘》）

偷聽生對於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遠在正科生之上。儘管歷年北大紀念冊上，沒有他們的名字，但他們在傳播北大精神、擴展紅樓聲譽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提及北大人的獨立性，最為形象的說明，莫過於學生宿舍的布置。田炯錦稱北大「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間住的人，終年少有往來，且相遇時亦少彼此招呼」（《北大六年瑣憶》）。如此敘述，還不夠生動。

千家駒的描寫稍為詳細些：「西齋有些房間，開前後門，用書架和帳子把一間房隔而為二，各人走各人的門。同房之間，說話之聲相聞， 老死不相往來者有之。」（《我在北大》）但最具戲劇性的， 還屬朱海濤的《北大與北大人·住》。小房間里，「白被單中懸，隔成兩個轉不過身來的狹窄長間」；大屋子呢，「常常縱橫交錯像演話劇似的掛了許多長長短短高高低低的白布幔，將屋子隔成一小塊一小塊的單位」。

作者於是下了個大膽判斷：「這表示北大人一入校就染上了個別發展的氣味了。」確實，從日常起居到課堂教學，北大人的「散漫」， 與其說是出於對規章制度的蔑視，不如說是出於追求「自由」與「獨立」的天性。

正因為尊重個性，強調獨立，沙灘或者馬神廟，多得是怪人與逸事。「狂妄」「怪誕」與「不羈」，在其他大學或許會受到制裁，而在北大，則很可能得到無聲的鼓勵。在北大人眼中，有個性、有趣味、有教養，似乎遠比有成就更值得羨慕。

這種價值取向，使得校園裡代代相傳的「老北大的故事」，與校方所修「正史」拉開了距離。比如，寫校史不會給辜鴻銘多大篇幅，可要說北大人物，辜氏絕對不可缺少；錢玄同當然是大名鼎鼎，可校史上不會提及其只管傳道授業解惑，而拒絕為學生閱卷。至於陳漢章不當教授當學生、朱謙之不要文憑要學問，諸如此類的奇人逸事，幾乎每個北大人脫口都能說出一大串。

大學需要「學問」，更需要「精神」

1931 年出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其《就職演說》中有一段話，近年常被引用：「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大樓與大師，代表著辦學的兩大支柱：金錢與學問。這兩者都很重要，只不過世人偏重看得見的大樓，梅貽琦這才有必要強調大師的重要性。某大學校長為了表示自己看問題更全面，提出：我們既需要大師，也需要大樓。這是廢話，梅貽琦主持清華時，也沒說過不蓋大樓。

這個話題，我想略微拓展。當我們談論「大師」對於「大學」的重要性時，主要關注的是學問。可大學除了博大精深的「學問」，還需要某種只可意會難以言傳的「精神」。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沒能體現在考核表上的「精神」，更能決定一所大學的品格與命運。

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

在《大學排名、大學精神與大學故事》（《教育學報》2005 年1 期）一文中，我提到自己不喜歡「北大精神」、「中大精神」這樣的提法，理由是：不相信有凝定不變的大學精神。如果說真有「北大精神」、「中大精神」的話，那也是經由一代代師生的努力，而逐漸積累起來的。

只要大學存在，她就永遠只能是一個未完成時——有大致的發展方向，但更需要一代代人的添磚加瓦；而後人的努力，必定對原有的方向有所修正。所以，我更願意說大學傳統，她比大學精神更實在些，也更好把握。而且，一說傳統，大家都明白，那是在培育過程中的，是沒有定型的，還在不斷發展。

這麼說，並非認定大學可以沒「精神」。相反，我特別看重一所大學由於歷史原因以及一代代人的努力凝聚而成的某種特殊品格。我只是反對將這種「精神」凝固，或者落實為校訓，或者演變成為口號。

魯迅先生

北大人喜歡引用魯迅的話：「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這麼引，其實有問題；此話還有前言後語，不該被省略。1925 年12 月，北大學生請魯迅為校慶二十七周年寫文章，魯迅於是寫了這則《我觀北大》，其中有這麼一段：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則本校的萌芽，自然是發於前清的，但我並民國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據近七八年的事實看來，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雖然很中了許多暗箭，背了許多謠言，教授和學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換了，而那向上的精神還是始終一貫，不見得弛懈。（《魯迅全集》3 卷158 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青年雜誌》第一期

即便是校慶徵文，只能說好話，魯迅也說得很有分寸：「近七八年」，也就是1917 年新文化運動興起以來，這所大學很有成績。至於此前怎麼樣，我不曉得；以後命運如何，那就更無法預測了。

又過了七八年，魯迅給台靜農寫信，談及昔日《新青年》同人，對錢玄同的「誇而懶，又高自位置」、以及劉半農的喜歡「擺架子」，有很尖刻的批評。接下來的那句話，更是要命：「北大墮落至此，殊可嘆息，若將標語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時代在前進』，則較切矣。」（《魯迅全集》12 卷309 頁）1933 年的北京大學，是否真的像魯迅說的那麼不堪，這裡暫不深究；我只想指出，魯迅對北大的評價，並非「一以貫之」。還有，魯迅談論某所大學的功過得失時，不怎麼考慮其科研成果，特別看重的，是其是否「失精神」。

熟悉北大校史的人都知道，1931 年起，蔣夢麟正式主持校政，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公布組織大綱、實行教授專任、規範課程設置、擴大研究院，以及藉助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的撥款推動科學研究。那些年，北大在學術上是有明顯進步的。為什麼魯迅談及他曾經工作並熱情表彰過的北大，會如此痛心疾首？

西南聯大

當然，魯迅是文學家、思想家，不是教育史家，評價大學時，不考慮專業成績，而用無法量化的「精神」來說事，顯得有些「粗枝大葉」。可換一個角度，大學不僅生產知識，還影響社會，1930 年代的北京大學，確實不像五四新文化時期那樣引領全國思想文化潮流。尤其讓魯迅不能容忍的是，當年的新文化闖將，如今都功成名就，成了掌握生殺大權的「學閥」，對青年人的態度很不友善。魯迅對「北大墮落」的慨嘆，從教育史上看，是不準確的；可它提出了一個重要命題：如何評介一所大學的精神風貌。

只要稍微接觸現代中國教育史，肯定會被西南聯大的故事所深深吸引。抗戰時活躍於大後方、肩負起中華文化復興偉大使命的西南聯大，可以說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蹟。在如此艱難的狀態下辦學，竟然意氣風發，教授們出成果，學生中出人才。近年出版的六卷本《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以及眾多關於西南聯大的書籍，讀了讓人感動。除了具體的學術上的業績，最讓我們懷念的，還是西南聯大師生那種百折不回的精神狀態。

南洋大學校門

西南聯大的情況，大家比較熟悉；下面這個小故事，估計比較生疏。半個世紀前，陳六使與新馬華人共同集資，在新加坡創辦了海外第一所華文大學——南洋大學。從開辦到合併，二十幾年間，南洋大學始終伴隨著激烈的爭議，其中困擾著他們的，是政府主持的一系列學術評鑒。

1970年8 月，李光耀總理應南洋大學歷史學會之請，做《南大與我們的前途》專題演講，其中提到，南大創辦的最初幾年，出現很多非常優秀的學生；「很矛盾的，現在南大的師資和教學水準雖已提高了，但特出的學生卻沒有從前那麼多」（李業霖主編《南洋大學走過的歷史道路》440—444 頁，馬來西亞南洋大學校友會，2002）。是有點奇妙，教學水平上去了，學生卻不見得比以前更有出息。

如何解釋這一矛盾？我以為，關鍵在於創校初期，教授與學生全都憋著一股氣，有明顯的精神追求；日後走上正軌，教與學都變得平淡無奇，無論學生還是教師，都不那麼有「精神」了。其實，不只南洋大學如此，古今中外很多大學，都曾面臨如此尷尬的情境。

劍橋大學

「大樓」不能取代「大師」，這是目前大家談得比較多的；我想補充的是，「學問」不等於「精神」，辦大學，必須有超越技術層面的考慮。學校辦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論文、專利、獲獎等，還得看這所大學教師及學生的精神狀態。好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有明顯的精神印記。過去常說「教書育人」，不是沒道理的。不管你是培養「英國紳士」，還是所謂的「共產主義新人」，都是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

19 世紀英國著名教育家紐曼積極倡導自由教育，以心智訓練、性格修養、理智發展為目標。關注的是心智，而不是專業技能，用他的話說，便是「構建概念的能力」：「這種能力是心智的科學構成的結果。這是一種習得的判斷力、敏銳力、洞察力、見識力、心智的理性延伸力以及才智的自制力及沉著力。」（參見約翰·亨利·紐曼著、徐輝等譯《大學的理想》72 頁，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無論我所說的「精神」，還是紐曼強調的「心智」，都是以人為中心，注重長時段的影響，而非一朝一夕、一時一地的表現，故無法落實在各種硬指標上。

畢業後該何去何從

總的感覺是，目前中國的大學太實際了，沒有超越職業訓練的想像力。校長如此，教授如此，學生也不例外。北大學生常被批評為不諳世故，書生氣太重；但在我看來，這不是什麼壞事。如果大學還沒畢業，已經老氣橫秋，像坐了十幾年辦公室，對所有人事均能應對自如，這其實很可怕。學生嘛，總該有點理想主義，即便不切實際，也沒關係。

記得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是這樣開篇的：「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請允許我套用：大學以精神為最上。有精神，則自成氣象，自有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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