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西方畫壇的雙峰，如何在變革中對峙？

撰文/肖復興

德國畫家阿道夫·馮·門采爾（1815—1905），和英國畫家勞倫斯·阿爾瑪-塔德瑪（1836—1912），是同時代人。他們共同面臨過19世紀中晚期歐洲動蕩變革的現實。他們還有一點相同，是同處於歐洲藝術中心之外。當時，包括繪畫等藝術的中心，在法國的巴黎。德國和英國和法國雖然近在咫尺，在藝術的天地里，卻有霄壤之別。

因此，將這樣兩位畫家並列一起觀看，或許會發現一點有意思的東西。

這個時期的藝術，正處於變革時期。繪畫方面，人們已經不滿足於已經長滿滑膩膩厚厚青苔一般的陳跡，讓它們落滿灰塵，還頑固地懸掛在美術館或自家的客廳里。對於前朝曾經風光絕代的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很多人已經有些看膩了。觀者和畫者都不滿足古典主義不接地氣的理想化，不滿足浪漫主義同樣不接地氣的虛浮。大家都在渴望美術的變革，能夠有新鮮的畫作，給已經顯得陳腐和沉悶的美術界一點衝擊。在巴黎，先後湧現出印象派、野獸派、立體派等，萬花筒一樣變著花的爭奇鬥豔。偏離巴黎而顯得保守的德國和英國會有什麼動靜呢？

從這樣的背景審視整個歐洲的美術，談論過了莫奈、梵高或畢加索之後，我們需要來看看沒有那麼顯赫名聲的門采爾和塔德瑪，有沒有不一樣的表現，能不能夠讓我們耳目一新。他們兩位是德國和英國的代表。這個代表，不是說他們兩位就是德國和英國這個時期畫得最好的畫家，而是說他們的畫風代表了當時德國和英國乃至整個歐洲畫壇的兩種追求，兩種風格，兩種走向。

一

勞倫斯·阿爾瑪-塔德瑪（1836—1912）

塔德瑪生於荷蘭，長於英國，受過正規良好的美術教育，有著紮實的基本功，特別是對於古典建築和人物，有著非同尋常的精細準確的描摹功底。和別的畫家不同，他始終對歷史題材的創作有著濃厚的興趣。這個興趣來自他學畫期間。1857年，他21歲畫出的成名作，便是取材於歌德的《浮士德》。他最初對中世紀統治法國的梅羅文加王朝有著濃厚的興趣，為此，他認真研讀過在別人看來塵土滿面老的掉牙而枯燥無比的《法蘭克人史》。

1861年，塔德瑪25歲，畫出了《克洛維兒子們的幼年教育》。這幅近兩米長一米多寬的大畫，便是取材梅羅文加王朝一段悲劇的歷史。塔德瑪截取其中最為驚心動魄德一段，即國王克洛維被謀殺之後復仇的故事。處理這樣重大的歷史題材，不僅衡量一位畫家的筆力功夫，同時衡量其對遙遠歷史的解析能力。

《克洛維兒子們的幼年教育》

塔德瑪處理這類題材，顯得舉重若輕，他沒有選擇劍拔弩張和血肉橫飛最為激烈的復仇場面，而是選擇了一個極其生活化的小場面：王后坐在畫面中心的位置上，看著三個兒子進行戰斧投擲的練習。碩大顯著的靶位，在畫面的右側；右側頂端的天花板，露出一角蔚藍色的天空，將光線投射進來，正好打在畫面前方孩子練習戰斧投擲的地方，如一道追光。讓畫面的中心突出，有了一種舞台的效果，更有了一種箭在弦上引而待發的暗潮湧動，將復仇的緊迫感和所有潛藏在心的感情，都濃縮在這樣一個小小的畫面上，將一段激烈的歷史故事，化為了一曲輕吟曼唱，讓驚心動魄的情節蔓延出畫面之外。

看這幅畫作，塔德瑪顯得是那樣的成熟，完全不像一個僅有25歲的年輕人。

1888年，塔德瑪52歲，創作了《黑利奧加巴盧斯的玫瑰》。這是我最喜歡的塔德瑪的一幅作品。從畫面上看，讓人能夠感受到一些浪漫派的色彩。但同樣，這也是一幅取材於歷史的作品。這一次，塔德瑪把目光集中在古羅馬，黑利奧加巴盧斯是古羅馬的皇帝，這是一個暴君，還是一個精神病的患者，雙重的毒蛇纏繞一起，令人越發可畏。政治腐敗，生性殘忍，內外交織，相互作用，他以極其殘暴令人難以想像的方法害人，在歷史中是罕見的。塔德瑪選擇的是黑利奧加巴盧斯突發奇想，想用眾多的玫瑰花在封閉空間里所集中散發的香氣，讓入門的來客瞬間窒息而亡。這真是瘋子一樣魔鬼一般的殺人遊戲。

《黑利奧加巴盧斯的玫瑰》

這幅2米多長，一米多寬的巨幅敘事性的畫作中，出現了大量的人物，窒息中的男女，觀看這個殘暴遊戲的人們，吹奏樂曲的侍者，還有窗外的高高矗立的雕像人物……但是，玫瑰花成為了絕對的主角。漫天飛舞的嫣紅色的玫瑰花瓣，那麼鮮艷，那麼柔媚，曾經象徵著愛情的玫瑰花瓣，卻在這裡暗設下了美人計一樣，成為了毒氣一樣的殺人兇手。見過很多畫中出現過的玫瑰花瓣，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多的玫瑰花瓣，佔據了一半的畫幅，從天而降，飄飄洒洒，卻不再是宗教和愛情里的玫瑰花瓣雨，它殘酷地完成了角色的轉換，一變而揮灑著那樣充滿血腥的慘不忍睹的色調。

塔德瑪出身學院派，完全遵守古典主義的傳統，他的畫筆觸精細，科學，而逼真。在這幅畫中的每一朵玫瑰花瓣，他都要一絲不苟畫得和真的花瓣一樣。為能把玫瑰花瓣畫得逼真，認真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曾經從外地運來整船的玫瑰鮮花，對照著鮮艷的花瓣進行大量的寫生。

這幅畫中漫天飛舞的那樣美麗的玫瑰花瓣，和花瓣中毫無防備突然之間被窒息的男女，對比得是那樣強烈。我從來沒有見過以如此鮮艷的色彩對比死亡，以如此聖潔的花瓣映襯殘暴的畫作。這真的一種非同尋常的美學體驗與實踐。與其說這是塔德瑪繪畫構思的絕妙，不如說是他對歷史的一種態度。為此，他的歷史題材的畫作，便不僅僅的客觀描述歷史，而是有了現實的意義。暴君是絕對權利的衍生物，殘暴是這樣權利與暴君交媾的私生子。

二

阿道夫·馮·門采爾（1815—1905）

門采爾自幼生活在德國東部布萊斯勞小城，一直到17歲父親去世，到18歲他考入柏林美術學院，離開了家鄉。不幸的是，他在柏林美術學院只學習了六個月，就被院長勸退，認為他不是學美術的料兒，令他不是這個蟲就別再爬這棵樹。門采爾遠不如塔德瑪幸運，沒有經過學院派的正規訓練。他走的自學成才的路子，不過，一樣可以晴空一鶴排雲上。

出身的不同，對美術的理解和認知便不盡相同。門采爾和塔德瑪的畫風的區別一目了然。經歷過很多的探索，門采爾對現實的關注興趣，要遠遠超乎塔德瑪。他不願意把筆墨浪費在遙遠的歷史，去為那些哥特式的建築，古羅馬的大理石圓柱，古希臘的豐滿而線條流暢的裸女揮灑筆墨。他的興趣更在於那些日常生活中瑣碎的景象。比如，《帶露台的房間》（1845）、《夜晚的結束》（1860）、《冬日集市》（1866）、《巴黎周末》（1869）、《計劃旅行》（1875）……

《帶露台的房間》

不過，這些作品雖然充滿生活氣息，卻只是生活小品。門采爾對於德國乃至歐洲的美術貢獻，更在於他敏感地感知了他身處的那個時代。那個時代，正是歐洲的工業時代剛剛起步的時代。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蓬勃而富有朝氣的工業革命，帶動社會和個人生活極大的變化。普法戰爭結束後，德國獲得了戰敗國給予的20億法郎的賠款，成為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支柱，首先發展的是德國的重工業。新的生活面貌，新的生產景象，新的世界構圖，都在強烈的衝擊著人們，尤其是畫家的眼睛和心靈。

同塔德瑪回過頭來走向遙遠的歷史，鍾情於古羅馬時代的歷史題材，創作富於莎士比亞式敘事性的戲劇性故事畫面，完全不同，門采爾選擇的走向現實的生活，創作和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甚至同步的作品。

《柏林至波茨坦的鐵路》

細細考察，會發現門采爾對於現實的關注，由來已久，並不僅僅表現在普法戰爭之後德國工業革命的興起之時。早在蒸汽機發明之後，德國出現了火車不久，門采爾就創作了《柏林至波茨坦的鐵路》（1847）。在這幅油畫中，飛馳的火車兩旁和遠處，還都是一片田野，火車拖著長長的車廂，噴塗的白煙，繚繞在田野的上空，昭示著工業時代對農業時代的力量。你甚至能夠聽到火車清澈的汽笛聲正嘹亮的響徹在農村田野的上空，喚醒亘古的土地。

第二年，1848年，德國柏林爆發革命，立刻遭到殘酷的鎮壓。當時，門采爾在德國北部的卡塞爾，當他趕回到柏林，正趕上死難者的葬禮。血淋淋的現實，給予門采爾極大的衝擊，他的心難以平靜，創作了《革命犧牲者的葬禮》（未完成），將他對死難者的緬懷，對現實殘酷生活的記憶，留存在他的畫布上。

《革命犧牲者的葬禮》（未完成）

舉《柏林至波茨坦的鐵路》和《革命犧牲者的葬禮》這樣兩個例子，是想說明，一個畫家對於自己所選擇的題材，是從內心出發的。所有真正的藝術，都是從心靈到心靈的。這是一個有良知有出息的畫家所遵循的藝術創作的軌跡，而非聽命於通知，展覽，評獎，或拍賣。

門采爾最值得稱讚的現實主義畫作，是他在1872年到1875年之間完成的《軋鋼工廠》。這是德國，也是整個歐洲第一幅正面反映工業革命的力作。如果回想一下，在此之前，整個歐洲畫壇，所有的創作，畫面所呈現出的，無論宮廷還是民間，都是一些人物和風景。儘管人物有峨冠博帶有布衣麻鞋之分，風景有皇家花園豪華建築有鄉間山水貧家花草之分。也可以有歷史題材的磅礴畫卷，或日出印象家庭景物的清新小品。但何曾出現過這樣工業革命轟轟烈烈的場面？用工廠的廠房，代替巴洛克宮殿的圓柱和哥特式教堂的尖頂；以燒得通紅的鋼錠和火焰騰空的爐火，代替燈紅酒綠和歌舞樓台；以全神貫注汗流浹背的工人，代替衣著華麗的貴婦和矯揉造作的王公貴族？可曾出現過這樣的場面，這樣的人物，這樣和現實膠粘一起跳躍著和時代同一個脈搏和節拍的景象嗎？

《軋鋼工廠》

為創作這一幅43x158厘米並不是巨幅的《軋鋼工廠》，門采爾從構思到完成一共花了三年多的時間。這對於倚馬可待運筆如飛的畫家，是不可想像的。之所以花費了這麼長的時間，是因為這樣的畫面，畫面中所出現的人物和景物，正都是前所未曾出現過的。尤其是軋鋼的火爐，燒紅的鋼錠，還有那麼多手持工具忙碌作業的工人，該如何安排，如何描繪，確實對門采爾是個考驗。他沒有前車可鑒，沒有以往現成的經驗可供參考。他必須一切靠自己，獨闢蹊徑，為這個嶄新的時代謀篇構圖。

為了畫好這幅畫，門采爾到西里西亞工業區，到軋鋼廠去體驗，現場觀察，現場寫生，前前後後，一共畫出了數百幅的速寫。哪一位畫家願意付出如此巨大的勞動？沒有上級的指派，沒有組織的安排，沒有獻禮的計劃，也沒有預支的報酬，或心照不宣的企圖……完全是門采爾一個人獨來獨往。那不是去歌劇院聽歌劇，不是去盛裝參加PARTY，不是乘坐遊艇出海旅行，不是去花團錦簇中參加什麼盛典……而是去炙熱烤人的軋鋼爐前，是去投身於一身鋼渣和汗水的軋鋼工人之中。

而且，一個六十歲的小老頭，在爐火騰空，鋼花飛濺面前，是危險的。晚年的門采爾，在談關於這幅畫的創作時回憶道：「在這裡，我一直處於危險之中，彷彿隨時都有可能被軋鋼的機器吞進去。」

不是所有的畫家都願意做出這樣的付出的。這不僅出於對於畫畫的熱愛，更出於對時代春江水暖敏銳的感知。有的畫家，畫是與名和利聯繫在一起的，門采爾與眾不同，是和時代同步。他是第一個將歐洲工業革命中軋鋼工廠這樣嶄新的龐然大物和新時代的工人形象，濃墨重彩的描繪在畫面上的。

同為19世紀中後期的畫家，塔德瑪和門采爾，雙峰並峙，走著完全不同的道路。一個向後看，以新古典主義的方式，走進遙遠的歷史；一個向前看，以現實主義的態度，走進新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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