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視角下的宋代書法研究——張珂《意造宋代》的主體意識及其他

（本文作者劉思凱先生系著名書法理論家，該文2019年1月2日被《書法導報》在第十六版整版刊發。）

一

認識張珂先生的同時，也便認識了他的《意造宋代》。這大概是一種緣的魔力與心靈選擇的必然驅動，使得我們在興趣相投的情境中走到一起，而成為我在這個城市中為數不多且能夠談得來的摯友。期間，思想的交流與碰撞自然意味著我們一個共同的記憶，更孕生著一個有關書法文化歷史觀念的形成。

去年初秋的一次道友聚會中，我認識了張珂先生。眉目清秀、儒雅沉靜的精神氣度與落落大方而不乏真知灼見的言談舉止，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那副眼鏡背後所投射出的睿智目光與精神頤養，使人不由自主地與印象中的傳統文人與古君子之風相勾連。這其中也許與此前在朋友處見到他的書法專著《意造宋代》，並粗略翻檢的感覺有關。然而，就在三天之後我便收到了一本由張珂先生親筆題籤的《意造宋代》，感動與珍重使我一頭扎進這部出自於一位集記者、詩人、作家與書法家為一身的純文人朋友筆下，而絕非專業研究機構專家教授之手的書法理論與文化研究專著之中，仔細拜讀，掩卷長思。竊以為，張珂先生在長期的自我書寫體驗與筆墨精神體味的基礎上，以純文人的獨特感悟與認知思維，在對書法文化精神價值的歷史回望中，而努力堅守和恢復失落已久的書法文化根性與藝術傳統的精神本真，並以人的意識自覺、文的情感內力與書的意蘊品格，點燃了中國書法理論與史學研究中長期有煙無火的生命之焰。於是，我給他發了這樣一條簡訊：

通讀《意造宋代》，頗為感動，此乃一部詩化書法斷代史。選題新穎，視角獨到，主線清晰，史料翔實，評述切貼，意味盎然。專著緊扣文人這一書法的根基和主脈，以其文人獨具的情感、命運、心性、精神內力為主線，以書法為主體，大處著眼，精微證之，評述有致，新穎獨到，娓娓道來，其意實至。雖說宋代，觸及整個書史，評古喻今，令人遐思。尤其是散文筆致，詩化語言，文的意趣，史的論斷，揭櫫真諦，一掃史家考據之正襟與冷漠，而踐文人治史之道統與純真，當為當代書壇理論研究的不可多得者。是說書法，實指文化，叩問學統，渡人金針。誠表祝賀！

然而，就是這段私聊，竟在《意造宋代》再版時被張珂先生付印在了該書的封底。因之，也便有了再說與細說的必要。是為《意造宋代》，更是一種態度與責任的規使。

二

任何藝術現象的誕生和發展，都是建立在一個觀念之上的生髮與判斷。無論是藝術家，還是理論家，都試圖以自己的文化認知和藝術創造來對其對象化的事物所表現的突出特徵，進行合理調整和有機組合，以期實現與自己觀念相符合的理想化的藝術傑作與自我認知。而這個觀念及其自身所攜帶的內涵與價值，便成為決定這個藝術現象與自我認知高低判斷的精神內核和思維坐標，同時也成為認識、解讀和闡發其價值指向及其存在意義的文化密碼。那麼，與張珂先生及其《意造宋代》而言，則自不例外。因之，準確地認識和把握隱含於其精神高處的思想觀念及其思維坐標，則是我們走進並打開《意造宋代》思想內涵與價值構成的一把鑰匙。

毫無疑問，張珂先生及其《意造宋代》的主體觀念是伴隨著當代書法復興運動的持續發展，在整個文化藝術界的哲學反思、本體回歸與主體意識崛起，三大藝術思潮相繼興起與交織纏繞的態勢下，以記者的敏銳、文人的情懷與詩人的感悟直面當代書法創作現狀及其問題情境，並緊扣中國書法這一民族文化的本體特徵、詩意品質與主體意識這一核心，以文化尋根思維為主導，在冷靜觀察與理性思辨的動態縷析中而漸次形成並不斷顯現的。雖然，我們無法確認張珂先生是否在理論上將這三種思潮綜合審視而作為自己思維建構的觀念預設和前提，但是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他是在三大思潮的內聯關係中，從書法文化本體意識的高度來思考宋代書法文化的主體精神及其藝術表現的。尤其是抓住「從魏晉南北朝中國文字完成蛻變、定型開始，書法這玩意從來就是文化人，或者有文化的人從事的勾當」這一主體特徵，以書法本體、時代精神和個人才情為背景，以文人書家的內在情感、主體心性、心理糾結、情操意志與藝術表現的整體格調和精神意蘊為張力，而全面架構起自己宋代書法研究的觀念主體和思想坐標，並於邏輯理性地分析中自然揭示出「宋代書法，文人的書法」這一核心。因而，抓住了文人及其內在心性，也就抓住了宋代書法研究的目標方向與價值視點的關捩，同時也就能夠比較集中地回答書法在這三大思潮中所提出文化根性與精神主體的品格問題。

蔡襄書法

應該承認，儘管當代書法創作和理論研究在幾十年的發展中取得了輝煌成就。但由於發端於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催生下的群眾性書法熱，是在傳統文化斷裂、文化藝術哲學思維缺失，以及作為文化人的書法家本身應有的那種獨立判斷意識的消退的狀態下而自發興起的。從而使當代書法創作在本體認識不清與主體意識不強的語境中，偏離了文人與文化這一核心，而出現了新的與書法精神本源不相協調的問題和情境。最集中的表現則是書法創作的價值指向離開了人的精神主體與書法文化的詩意性品格，以致把形式當內容、視手段為目的，而花樣翻新、盲目追風、丟失自我成為當今書壇一道「靚麗的風景」。同樣，與書法理論與史學研究而言，則更是偏離了掘發書法現象與藝術思潮背後的精神內因，特別是人的主體意識的價值與作用。或以西方藝術理念套用書法文化研究，或以純文化與哲學觀念解構書法現象與創作規律，或以史料堆砌與考據論證來替代真正的思想分析與藝術思考，而沒有站在民族文化與審美心理，時代精神與主流意識，個性特質與主體表現，這個作為文化研究的基本時域與思維基點而予以全面審視與甄別。因而，其認識和判斷的結論自然是膚淺而蹩腳的，根本不能觸及書法問題的本質。究其根荄，則與當代社會文化轉型期整個社會文化思想界所呈現出的「哲學空白」，以及人們思維意識與主導觀念偏離中國文化中人文關懷這條主線不無直接關係。那麼，以此反觀張珂先生的宋代書法研究，則不難發現，其《意造宋代》所呈現出的思想內力與觀念體系，則完全體現著一種文化還鄉與主體回歸的鮮明特徵。也正是這種還鄉與回歸，才使得其立意與論證超越了一般意義之上的書法本體與結構、筆墨與流派的研究，而是於人的內在心性與生命意義的本源闡發中，揭示出宋代書法所獨有的文的超邁、書的高貴、意的勃發與韻的雅緻，生動、鮮活而富有感染力。

這裡，需要率先指出的是張珂先生及其《意造宋代》的「意」，絕不是清人梁巘在《評書帖》中所說的「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概念的簡單移植與主觀延展，而是建立對宋代書法歷史環境、時代徵候與文人主體的自覺，以及唐代書法在審美意識和精神表現上所帶來的挑戰與突圍的具體分析中所得出的認知和結論，更是一種建立在思維邏輯和歷史邏輯之上的觀念統括。

那麼，這種建立在以人的主體與文的意象之上的觀念統括與思想坐標到底是什麼？

其實，真正的文化理論與史學研究，除了抓住其顯著特徵（歷史的真實）與傳承演變的精神主脈（深層的真實）之外，一定還存在著介於二者之間的哲學真實（本體真實），而後者正是前者的超物性（意識和觀念），並使前二者組成的作品或成果在主體意識與本體結構上具有了一種精神的價值和指向。張珂先生及其《意造宋代》正是在這樣的真實框架內構成自己的觀念內核和思想坐標的。（如圖所示）

在這個體系中，橫軸是人的精神主體的雙向輻射，縱軸是藝術本體的雙向承接，其交匯點則是作為哲學真實或主體觀念存在的思想內核與精神內力，並由此而生髮出其一種深度與廣度的結構張力，且在狀態上呈現出正向增長的趨勢，其內涵越大越具有哲學的真實性和觀念的準確性。這便是張珂先生及其宋代書法研究在三大思潮共同作用下的整體思考，是對人的主體意識、文人才情及內在情感的演變在書法本體中所帶來的精神創造與文化觀念的關照。

這個體系表明，張珂先生及其宋代書法研究，不僅抓住了人特別是文人這一文化藝術產生髮展的根本，而且直接決定著《意造宋代》在思維定位和分析判斷的基調處理上緊貼傳統文化與史學研究之正脈，以與中國學統與道統的相契合，從而彰顯出心性的主體與觀念的價值。也正基於此，才使張珂先生不得不在這個觀念構成與思想坐標的關係鏈中發出了「中國書法是一件非常奇特的東西，它是一門關於書寫的藝術，但從來都不單單是關於書寫的藝術，甚至從來都不單單是一門藝術。小小的一管毛筆，作為一種文化載體，千百年來承載著無數中國人的道德情操、文化積澱、審美感受。甚至無時無刻不折射出一個時期、一個社會的精神風貌、人心百態和價值取向。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很可能也如此」的喟嘆!

蘇軾書法

三

那麼，順著這個基本觀念和思想坐標尋去，則不難發現，張珂先生及其宋代書法研究，在其本體意識（書法文化規定）與主體意識（人的內心情感）的雙向推進中則具有著一種鮮明的自我選擇與詩意化表達的色彩，並為《意造宋代》在理想的陳列室中憑添了一份文人情懷下的文化掂量與慎思。

宋代是中國書法發展的一個主要接點和特殊時期。因為，唐以前的書法在完成漢字文化的基本定型和書體風格的演變之後，晉人尚韻與唐人尚法的主流意識簇擁著一大批書法大家精神標高與異彩紛呈的書寫風貌的形成。在將書法文化推向一個歷史高峰的同時，也為後世的發展設置了一道難以逾越的屏障。尤其是每位書家以其共同遵循的書寫法則與獨具主導特質的筆墨追求與個性創造，為緊隨其後的宋代書家在沒有留下更多可供選擇空間時，也就客觀地迫使著宋代書家的創造發展不得不旋身後視而迂迴前行。這其中，既有著對書法文化溯源顧本的無奈，又有著對文人才情與內心情感的有力憑藉，更有著宋代文人意識的自覺與擔當。歷史地看，儘管以書法為載體的漢字及其書寫之道是人類文明化進程中的有機構成，其文化人的主體作用功不可沒，但其品格與作用則始終處於王權意識與教化功能的役使與左右之下。帝王將相的嗜書品相、儒士抄經的慣常行為，以及科舉考試的強制性要求，不僅使書法與生俱來的品格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而且作為文化人的書法家也因其特殊的智識與作用而天然的成為最高權力集團斡旋的工具和力量。因而，書法及其價值表現只能成為帝王的愛好接納與達官賢臣自娛消遣中的一道文化景觀，而並非文化人尤其是文人的專利。其文人的才情意志與自在性情只能在「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筆墨情境中悄然吟唱。而這種才情和性情的自我吟唱則恰恰又是文人書法的特質所在和生髮基元。自唐入宋以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生態的重建，文人地位與文人作用，尤其是草根文人及其才華得到了史無前例的重視和提高。因而，在促進其社會文化發展的同時，也客觀地為書法文化的繁榮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尤其是皇帝們的愛好倡導與實踐引領，以及文化思想環境的相對自由、其文人生活的豐富多彩，再加之尚書風氣的熏染和催生，才使得「宋代文人用他們細膩的情感、橫溢的才情和柔弱的雙臂撐起了大宋書壇那片天空」的同時，也為中國書法走入以意蘊表現為內質的當下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動力。而張珂先生及其宋代書法研究正是站在書法文化的本體規定與主體意識的獨自表現這個定位上，沿著「宋代書法——意造特徵——文人主體——精神內核」的思維邏輯，在視域收窄的過程中聚焦到宋代文人主體與精神內核上，並將它置之於書法文化轉型發展的大背景下來予以闡發的。因而，《意造宋代》的對象確立與視角切入當不失為一種大視野下的智慧選擇，並在時空意識與文人心性深度探究的交織點上，叩響了宋代書法文化意向與時代特質的精神麗音。

米芾書法

以文選人，以人論書，以書求意，以意立像，是張珂先生以《意造宋代》來展現宋代書法風潮大觀與意象根脈的思維主線。因而，在其精神向度上則明顯地超越了以時間順序與人物事件謀篇之軸心，而力圖以文人情感與觸覺張力來實現書法史學研究的自在特質。

首先，文人標尺的矗立，為宋代書法研究設定了一個身份判斷的獨立標準與特殊定位。

作為書法文化研究，《意造宋代》的認知對象自然是建立在宋代書法的基本形態與文人特質的內涵意象上。因而，這就必然決定著在其重點內容與書家遴選上必須是與文人特質相一致的某些帶有鮮明特徵與精神指向的人物與現象，而非整個宋代書法的全部面貌。而這種標準與判斷則又完全存活於兩個基本認知之上，一是對宋代書法繼承、創新與自娛三條線索及其基本面的洞察分析與整體把握；二是文人書家的天縱心智與內在情感對書法創造性發展的突出貢獻。而張珂先生及其《意造宋代》文人標尺的設定，正好是對這一階段性歷史特質與文人尚意追求及其藝術創造價值的總括與提純，體現出一種史學思維認知視野下的歷史認定。此其一。

黃庭堅書法

其二，在其精神向度上則又顯在表現出研究視角的廣度鋪設與深度探索，並在文人自娛心性的關涉中全面揭示出尚意書法的風采意蘊與個性創造。無論是帝王將相、文豪碩儒，還是將軍武士、才子佳人，張珂先生將其全部收列在「文人這張網」下而絕少有遺漏者。其數量之多與成就之高，當為宋代書家陣營中一道亮麗的風景，並為中國曆朝歷代所罕見。然而，抓住最具代表價值的書家進行深入細緻的個案分析，則又是《意造宋代》以深度研究而走向學術高度的重要保障。在這裡，每位書家都是一個典型，都集中代表著各自特定的文化環境、精神追求和獨特命運下的情感表達與筆墨情趣。也正是他們以其鮮明的個性風貌構成了整個宋代書法求新求變的主體格調與起伏前行的多彩場面。因而，對每個書法現象與人物的分析，也都不可能是一個簡單的平面概念點化生髮，而必須是在動態的視角轉移中形成一個全方位的立體感覺，並從各自文學造詣、尚儒思想、文化命運，生活本能與日常習慣的心境狀態與相互依賴中，分辨出作為藝術主體的精神元素與筆墨狀態的邏輯必然。蔡襄「官職最高，輩分最高，但不是藝術成就最高的人」；蘇軾「幾乎是一位無懈可擊的天才」，「在宋四家中，唯一做到真正『尚意』的就是這位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毫不猶豫地享受生活的四川人」；黃庭堅「這位宋代數一數二的書法大家，過度地誇張和刻意的過度，成了其書藝的致命傷，使其無法進入中國書法歷史上一流書法家的方陣」等書法藝術成就與史學價值判定，都是在這樣的思維過程中形成的。而這種以點帶面，由表及裡的全景式描述與重點深入的論證思維，所呈現出的則是宋代文人書法的整體格局與精神意向，宏闊、厚重、鮮活而大氣。

宋徽宗書法

其次，皇帝書法特殊貢獻的歷史評判，為宋代書法研究提供了社會文化的主導觀念與文人情懷的獨自理解。

中國書法之所以能夠一路發展並豐富壯大，與歷朝歷代皇帝的愛好和推動有著直接的關係。漢章帝、梁武帝、唐太宗等均在書法發展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有宋以來，隨著崇儒尚學風潮的再起與書法名家的輩出，皇帝好書愈加成風。據統計，有宋一朝，凡18帝，其中13位皇帝都在書法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壯觀之勢，可見了得。宋太祖親自組織編撰的《淳化閣帖》堪稱宋初年間影響最大的書法活動，並開有宋以來尚書風氣之先河。然而，皇帝們的書法夢大都是建立在個人愛好、教化功能，以及所設立與遵循的教育制度與書法活動的組織之上，並以主導意識帶動著書法環境的優化與文化地位的提高。張珂先生深知此理，但卻沒有受此觀念的影響和拘囿，而是將皇帝置放於純文人與藝術家的標尺之下，在其才情本性、書法成就、政治詭秘、黨羽之爭、個人命運的綜合考量中，做出客觀合理的解析，尤其是對宋徽宗趙佶與宋高宗趙構的創造性貢獻與生活情調做出了活靈活現的刻畫和描述，並由此而得出「皇帝愛書法，宋代尤甚之」，以及「皇帝愛書法，不愛書法家」，卻又「例外對奸臣網看一面」的基本判斷與歷史真實。與一般書法史學研究相比，這種建立在文人主體意識之下的深度歷史關懷，以其情境還原與過程探尋的自在特質而所做出歷史認知，必然決定著在其價值判斷當為一種文化史學意義之上的本質認定。

宋高宗趙構書法

再次，文人書法成就與弊端的客觀分析，為宋代書法研究史觀的確立做出了合理的註腳。

宋代書法「尚意」格調的形成發展，完全依賴於文人書家主體心性與內在情感的創造性發揮。而真正起主導作用的則是蘇軾、黃庭堅、米芾、「二蔡」、宋徽宗等純文人一路的書法實踐與創新引領，但同時宋代書法流弊也因隨從文人們的精神散亂而叢生，直至衰落。對這一「成也文人，敗也文人」現象背後所隱含的真正原因地揭櫫，則是張珂先生《意造宋代》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價值構點。客觀地講，唯有站在文化制高點上的蘇軾，才能舉重若輕地成為宋代「尚意」書風的一面旗幟。而聚集在他身上的那份從容、自由，不求功利、忘情物我的自然心境，才是中國文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標，也是中國文人書法的最高境界。然而，就是這種難得的精神高貴卻隨著宋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改善和寬鬆而發生了不同程度的異化和流變。尤其是文人階層普遍追求的個人主義、享受生命、及時行樂與享樂主義傾向，以及與政府不即不離的自由主義情緒和功利思想的泛濫，使得宋代文人在盲目追求個性表現的思潮中而呈現出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的局面，已經完全沒有可能像唐代書風那樣，凝聚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國家最強音中的一個音符，進而形成全民審美的共識。因之，他認為：「宋代尚意書風是書法發展規律的結果，是宋代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相互作用的結果，也是撐起上層建築的人們一開始就更多地視書法為個人雅好的結果。如果說唐代尚法書風是皇帝、大官僚知識分子，和民族主流審美意識共同打造的產物，宋代代表國家意志的皇帝一開始就沒有打算這麼做，取消以書法取士的制度就是一個重要的佐證。」其史學價值判斷的文化指向，則不言而自明。

第四，問題意識下的當下關懷，為宋代書法研究的時代性價值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

克羅齊指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任何歷史現象的研究和分析都是出於一種歷史意識的當下觀照。讀史明理，借古喻今，更是「鑒前人之興衰，寫當今之得失」的史學致用思想的體現。因而，表現在張珂先生的宋代書法研究，以及《意造宋代》的思想狀態與歷史視域，正是在宋代與當代書法現象的交織跨越中而呈現出的一種思想的現實化與精神的歷史化。從對宋代書法崇尚技術性突破的利弊分析，到「趨時貴書」的影響；從被當時奉為官方書體或翰墨準則的權勢書風標準的盛行而導致的藝術標準讓位於利益標準的本質錯位，到以模仿當朝權臣為時尚而使得文人寫字就像趕場子一樣的追星與高頻變換心中偶像的功利時風與傾向，特別是對宋代書家浮躁心態與狂妄自大等流弊現象的分析，我們不時能夠看到在其論證思維的另一端直指當下書法問題情境的思想觸覺。這種產生於宋代的書法流弊，以及由宋代文化環境與主體心理的變異而派生出的與書法文化本體精神特質相背離的創作現象，在當代書法發展中都能找到現實的存在和思想的影子。那些活躍於當代書法展廳機制催生下的「王鐸風」「米芾風」「書譜風」「章草風」等思潮的相繼登場，以及以流行為主張的片面化藝術追求與盲目張揚個性的審美主張，甚至以西方藝術理論來解構書法文化與藝術品質的現代派創作，在其本質意義上則與恪守傳統書家某種面目而墨守成規、神態獃滯一樣，都是歷史時間跨度上認同失范、丟失自我的同質化的表現。而作為書法文化主體的思想認知在其心態與生態文化作用力上則是一脈相承，具有著驚人相似的一幕。在這裡，張珂先生是在對歷史塵埃的複檢，更是對當下死灰復燃的憂心與書法未來發展的關切。利弊功過，昭然若揭，其思想的穿越帶給人們的是藝術的真實與現實的批判。

第五，詩意化的語言表達，為宋代書法研究的風格定位奠定了獨自的特色與意蘊。

「思想美、意境美、文辭美」是中國文人的基本追求，也是文章學的最高範式。張珂先生憑著自己堅實的語言錘鍊和文學功底，在一種詩意化的表達中努力演繹著個性化的自然陳述。在其風格指向上，張珂先生的《意造宋代》雖然具有史學研究的思維與視野，但在人物選取與整體考證的情境轉移與心緒變換中，以強烈的散文化的詩性語言與意蘊格調盪出濃郁的文人品格與精神韻致。尤其是在論據選擇和史料攫取上，能夠僅僅抓住「真情出詩人，摯情出詩人」這一中國詩性文化的生命本真，以歷代文人經典詩詞與有血有肉的歷史記載為佐證，以韻律節奏為特質而有機地融入意象表達之中，以詩的真聲與和諧以達情景交融、意趣盎然之妙境，一掃傳統史家考據的僵化與呆板，而頗具敘事小說與明清話本之魅力。然而，在其論證過程中則又以嚴謹的態度，大處著眼，精微證之，並在論據的自我考量與時間觀念地穿插推移中以辨析論證來求得判斷的可靠與合理。評述有致，認識獨到，娓娓道來，意味悠遠，往往使人在閱讀的愜意中得到精神的享用和思想的啟迪。

當然，作為張珂先生宋代書法研究思想與主體精神集中顯現的《意造宋代》，其思維觸角與主體定位的歷史觀照自然有著自在的理路與特色。而這種歷史觀照則與當下文化學術研究中那種帶有西方理性思維色彩的概念化、程式化、模式化與邏輯化相比較，則自有一份中國學統的本土情愫與文化基因，並在人的主體精神分析中以自己的情懷與認知做出了屬於自我解讀的歷史判定。其文化學術上的價值與意義定當獨在而自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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