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畢竟是美國精英的遊戲
文/廖偉棠，香港作家，詩人、攝影師，自由撰稿人。
近些年的奧斯卡頒獎，挾政治正確與轉型正義的利器，漸漸變成意識形態先行的美式左翼示威舞台——當然，這絕非壞事，這個世界上藝術先行的電影獎項已經太多了，需要一個有力的聲音去平衡、去強調電影應有的道德立場。不過，這個角色由奧斯卡來扮演，總是讓人頓生狐疑。
為什麼？就像今年最佳影片《綠皮書》裡面，最佳男配角馬赫沙拉·阿里飾演的黑人音樂家說的一句話：「白人們總是通過表示自己欣賞黑人文化來顯示自己有文化。」多少有點對奧斯卡的反諷在。
奧斯卡雖說是由美國電影藝術及科學學院主辦，但無可否認好萊塢是它的大背景，這樣一個由名利場與白人精英架構起來的遊戲，越是竭力洗刷自己的原罪，越容易產生誤判，吃力不討好。去年頒給《水形物語》就是一個笑話，把暗黑性童話當成了女權宣言了。（作者對《水形物語》的影評：一部不但偽善，甚至偽惡的平庸電影）
今年奧斯卡放聰明了點，選擇中庸，雖然也還是議題先行，但是小心翼翼地選擇了大眾不會嘩然的結果。大眾不嘩然，影評人卻看得牙痒痒，恨不得就那幾個大獎給出一個自己的名單。
就從最佳影片說起。
《綠皮書》與《羅馬》呼聲均不低，但最終還是《綠皮書》獲得了最佳影片
《綠皮書》，底層白人司機和黑人精英老闆的歷險記，溫情多於衝突的種族和解電影。其中細膩鋪排的角色成長是美國電影拿手好戲，對白的強張力、劇情的飽滿、細節和隱喻運用的精準無懈可擊。換句話說這是一部改編成戲劇也是劇力爆表的好戲——問題就在於此，它的電影感僅僅依存在公路片的架構上，談不上太多突破；它的反思也僅依存在兩位主角的特殊身份倒錯上，精彩但毫不意外。
《綠皮書》得最佳原創劇本是實至名歸的，但最佳影片的話，只能說是一個中庸無過的決定。論議題尖銳，它遠遠比不上另一部黑白衝突電影《黑色黨徒》，後者也基於真實事件和特殊身份（一個黑人警探如何能卧底三K黨），把戲劇性推到極點但然後並沒有意圖說教或者感化，只是以開放式結尾呈現殘酷現實。
《黑色黨徒》電影海報
論電影的整體氣魄，《綠皮書》當然比不上形式上鋒芒畢露、內容上深沉內斂的《羅馬》，導演的掌控能力明明白白地擺在這，所以阿方索·卡隆得最佳導演和最佳攝影都是無容置疑的。這部富有誠意與技藝高超的小型史詩級電影，就像它的高質素黑白影像一樣：清澈細膩明快，猶如未被玷污的記憶。
應該是故意為之，這清澈影像背後是沉重歷史，阿方索以十歲孩子想像一個純樸女傭經歷的視角去呈現墨西哥現代史上最悲劇的一年，註定只能以小見大、寓重於輕，就像片頭那架掠過洗地水倒影的飛機，飛機重要，洗地水也很重要。電影最高潮一幕的背景，是墨西哥著名的特洛特洛爾科慘案，同時，電影里女主角克里奧早產嬰兒死亡。這種並列足見阿方索的匠心和野心。
《羅馬》劇照
我們難以判定，哪一件事情更加悲慘，每個人被歷史綁架的方式都不一樣。而且，當時代的巨潮湧至，階層的分野是否真的這麼明顯？生死離合，對於任何階層的人都是平等的。這部電影不談階級鬥爭，倒有一個隱藏甚深的女性主義認同：儀仗隊兩次出現在門前，第一次是男人的出走，第二次是女人們的歸來——所謂「一別兩寬，各生歡喜」，焉知沒有男人的世界是否一個新生解脫。
從大浪里互救而生還的女人小孩們，回到「羅馬」的家，發現外婆已經把家大變樣。一切不再以男人中心，鏡頭也不必因為男人厭惡狗屎而一直俯視地板了，隨著克里奧登梯而上揚，最後飛機以實體而不是倒影經過，天空也不再是電影開頭畫面十分一的小獄窗。
《羅馬》得一個最佳外語片獎明顯是一種為了挪位置給英語片的安排，在我心目中它才是最佳影片。最佳外語片，甚至最佳攝影，倒是不妨移給另一部已經在戛納掄元的《冷戰》——《冷戰》裡面那些高度冷凝的黑白影像內里是熾熱的痛苦，波蘭音樂家維克托和民歌手祖拉，一見鍾情，相約逃亡西方世界，經歷無數離離合合，在大時代的傾軋中，這樣被分割的兩顆心的外延隱喻，就是冷戰時代被劃分得支離破碎的歐洲大地。
《冷戰》劇照
帕維烏·帕夫利科夫斯基從上一部傑作《修女艾達》的苦澀內省，到這一部《冷戰》的顛沛流離的愛的追尋，不變的，是一顆傷痕纍纍的歐洲之心。議題先行的話，在難民潮下歐洲價值飽受衝擊的當下，如果把最佳外語片頒給這樣一部電影是否更能激發全球性的討論？不過，奧斯卡和美國人更關注自己的鄰居，和《羅馬》一樣細膩審察塵世的亞洲片《小偷家族》當然也沒戲。
最佳男主角頒給《波西米亞狂想曲》飾演Queen樂隊主唱Freddie Mercury的拉米·馬雷克不意外，他佔盡了角色便宜，同性戀、巨星、早逝，理所當然閃閃發光。我倒是想到另一個和他幾乎完全相反的角色，那就是僅僅獲得最佳視覺效果的《登月第一人》里的著名太空人阿姆斯特朗（瑞恩·高斯林飾）。
《登月第一人》里的著名太空人阿姆斯特朗
《登月第一人》是一部很有難度的電影，不只是用近乎紀錄片方式還原登月實驗的技術難度。它表現的是人類史上第一個登月者阿姆斯特朗，是怎樣拋開了包括地球重力和社會的壓力，衝上太空，但始終擺脫不了親情的羈絆：對亡女的愛、對亡友的疚，驅使他不顧一切要遠離這個製造了我執的地球。
對於阿姆斯特朗來說，登月同志的犧牲是最大的質疑，他的成功到底是一將功成萬骨枯，還是對犧牲者的延續、使失敗獲得意義？ ——瑞恩·高斯林的精彩在於他拿捏到了阿姆斯特朗的矛盾和灰暗，遠勝於一個登月英雄的光輝正面。在《海邊的曼徹斯特》里已經演繹過相似喪子男人的高斯林這次更加深沉，因為登月路上的亡魂集中到了他一人身上。
但很遺憾，瑞恩·高斯林連個影帝提名都沒有，也許就因為阿姆斯特朗與戲劇性的Freddie Mercury剛剛相反，他是傳統直男、高度壓抑感情的科學工作者、最後被樹為國民英雄安享晚年。其實要把這樣一個設定演出特色來，不是更有難度嗎？
同樣的形勢出現在最佳女演員這裡。
奧利維亞·科爾曼憑《寵兒》里飾演可憐的安妮女皇獲得影后，不少人視為冷門，因為一直呼聲最高的是《賢妻》的格倫·克洛斯——飾演的是一個長年為丈夫捉刀直至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女作家。
《寵兒》中的安妮女皇
奧利維亞·科爾曼憑《寵兒》里飾演可憐的安妮女皇獲得影后
公平地說，兩人演技不相伯仲，後者戲份多但沒有前者離奇。能把一個古代皇者的可悲與乖戾演繹得淋漓盡致，奧利維亞·科爾曼靠的是對當代現實同樣悲慘的女性困境的洞察。而女作家被愛與家庭價值蒙蔽，不肯直面自己才華的獨立，也是罕有的設定，只有格倫·克洛斯這種老辣才能駕馭。
《賢妻》中的格倫·克洛斯飾演為丈夫代筆的女作家
女同性戀女皇Vs維護家庭價值的女作家，兩者都在利用與欺詐中成長了，但角色天然優勢歸屬了前者，是金子就會發光沒錯，但無疑後者的含金面被埋藏太深，挖掘也困難。
LGBTQ題材的加持能力不只是政治正確上的，毋庸諱言它對於「正常」評判和觀眾必然帶有某程度的獵奇成分，今年影帝影后不但是兩個Queen，還是兩個Queer（酷兒），這可以視為奧斯卡的大膽，也可以看作另一種媚俗。
最後一問，為什麼大熱的《副總統》幾乎顆粒無收？別忘了，奧斯卡畢竟是一個美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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