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四十年，內外交困下為何一直保持穩定？

40年前的今天，伊朗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變局。西裝革履、輝煌顯赫的巴列維國王被在頭裹纏巾的毛拉領導下的伊朗人民推翻。伊朗由此邁入了一個新紀元，伊斯蘭共和國時代正式開啟。

伊朗慶祝伊斯蘭革命四十周年，圖源：irankenya.org

宗教與共和，看似不能共存的兩種元素卻在伊朗的政治體制中獲得了某種統一。西方世俗主義將這種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視為伊朗歷史的倒退。但撥開政治偏見後會發現，選舉政治的長足發展，政治派別競爭的常態化無疑是伊朗政治現代化發展中的重要進步。伊斯蘭共和制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誕生於伊朗國家現代化進程的搖籃之中。伊朗作為具有自身特色的中東發展中國家，其現代化進程亦具有特殊性。

共和：巴列維時代的孕育

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經濟領域的深刻變革，決定了民主化的進程。伴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和交換關係的擴大，人得以從對土地與威權的依附中解放出來，社會經濟領域的改變與人身依附關係的變化進而形成現代政治模式產生的重要基礎，提供了民主政治興起的條件。

禮薩汗時期，伊朗社會經濟發展雖未觸及在外地主階級的統治基礎，但通過游牧民族定居化、示範村莊等方式，摧毀了部落政治賴以存在的經濟社會基礎。巴列維時期，社會經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社會經濟發展的諸多領域出現了諸多變化，人身依附關係出現改變。

伊朗父子君王禮薩汗和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圖源：history98.rozblog.com

「白色革命」的深入推進，帶來了伊朗經濟領域的深刻變革。鄉村權力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大地主與教會勢力遭到削弱，這摧毀了巴列維王朝在外地主的統治基礎，自耕農轉化為農產品生產者，進而形成新興的鄉村資產階級。同時鄉村農場公司的建立導致失地農民增多，國家權力深入農村，進一步打破原有的鄉村發展模式。

在伊朗城市，社會經濟也在經歷著重大變革。石油工業的發展、「白色革命」期間現代工廠的興辦，使得僱傭勞動廣泛存在，進而產業工人隊伍逐漸壯大。傳統巴扎商人與手工工匠在社會經濟發展中逐漸成為劣勢群體。世俗教育的發展與現代官僚機構的膨脹使得知識分子群里在變革社會的推動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伊朗經濟和社會在巴列維時代發生巨大變化，私有制的廣泛建立成為共和制產生的經濟基礎，變動的經濟秩序誕生新興階級，成為共和制的階級基礎。

與此同時，變動的經濟秩序與停滯的政治秩序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成為共和制誕生的契機。威權政治體制框架下，財富增長與財富分配間出現矛盾，民眾合理的政治訴求無法獲得滿足，日益導致廣大民眾的普遍不滿。什葉派教界勢力亦出現分化，以霍梅尼為代表的底層教界人士獲得了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的支持，進而形成了以宗教為外化的民眾運動，並在產業工人、巴扎商人、學生與歐萊瑪間建立起了廣泛聯盟，轟轟烈烈的伊斯蘭革命興起。

宗教：伊朗民族主義的社會來源

中東地區血緣民族眾多，廣泛信仰的伊斯蘭教是民族主義形成的重要基礎，對於這類特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塑造具有重要的作用。什葉派伊斯蘭教在伊朗國家整合中，與伊朗民族主義密不可分，形成了「什葉派波斯民族主義」符號。

縱向來看，自薩法維王朝時期，伊朗確立伊斯蘭教什葉派為國教，距今已有五百餘年歷史。自最初將伊斯蘭教什葉派定義為國教以來，伊朗的宗教即與民族主義緊密相連。什葉派伊斯蘭教在伊朗民族文化的形成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反觀伊朗近代以來的歷史發展，伊朗的民族主義運動與什葉派伊斯蘭教密不可分。教俗階層的廣泛聯合與以宗教為依託的廣泛政治參與形成了伊朗民族主義運動的突出特徵。

民族主義與宗教互為表裡，什葉派伊斯蘭教與伊朗波斯民族主義渾然一體，統一於近代以來伊朗民族解放運動與現代化進程之中。

橫向而言，伊斯蘭教什葉派在伊朗具有廣泛的信仰群體。不僅包括上層歐萊瑪，也包括廣大民眾，尤其是底層民眾、大巴扎商人、小商販與廣大農民。廣泛的信仰群體形成了廣泛的認同，因而也成為了政治動員的重要基礎。這一群體數目龐大，在革命時期，什葉派伊斯蘭教成為了凝聚社會力量的源泉，並轉化為廣泛的政治力量。在國家建設時期，伊斯蘭教在民族國家建構中，增加了民眾對國家的認同廣泛性，有利於在國家建設初期階段凝聚力量。

宗教與共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制

伊斯蘭共和制的誕生源於伊朗特殊的現代化發展進程。民族國家建構與國家現代化推進的同步性，導致其政治體制構建中出現宗教與共和並存的特殊性。因而對於伊朗伊斯蘭共和制的認識，如果從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的角度分析，則會發現宗教與共和共生的合理性。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自建立以來，經歷了兩伊戰爭、美國制裁、國內經濟問題等諸多挑戰依然挺立，其證明了伊斯蘭共和制不僅並非歷史發展之「逆流」，並具有著與伊朗國情相適應的穩定性。其包含的諸多民主主義要素，成為伊朗民眾在政治框架內實現訴求的重要途徑，並且民眾的政治參與也成為了推動伊朗政治民主化進程的重要方式。這使伊朗政治體制具有了更強的適應性與調和性，以及危機處理的非極端性與靈活性。

雖然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經過幾十年內外考驗，但伊斯蘭共和體制在未來仍具有著諸多需要調適的方面。首先，民選政府的強化是未來伊斯蘭共和制框架下的一個調整方向。現階段世俗與宗教兩股政治力量之間的博弈日趨明顯。法基赫製作為伊斯蘭體制合法性的代表，是伊斯蘭共和制框架下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但以總統為首的民選政府，作為伊斯蘭共和制主權在民的體現，更應成為主導伊朗未來政治發展方向的力量。

圖源：Iranroundtable.com

其次，在現有法基赫制框架下，也應具有更為完備的民主推舉機制推舉機制。霍梅尼時代克里斯馬式的領袖已然不復存在，哈梅內伊時期法基赫制正在面臨著來自包括民選政府與教界的諸多挑戰。若推舉機制不去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來適時調整，利益集團的固化也將會使曾經「被壓迫生靈的嘆息」轉化成為明日「人民的反對派」。

短期來看，宗教與共和仍會繼續在伊朗歷史進程中攜手前行。長期來看，宗教與共和對立統一，將持續在鬥爭性與同一性之中不斷向前。

今日主筆 潘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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