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鎮尋瓷：手工體系里的瓷器史
任何一件歷史上有名的瓷器，在景德鎮都能看得到，摸得著，做得出，幾乎難辨古今。自宋代在此興盛的手工制瓷體系，也在不斷地複製歷史中延續下來，堪稱一個活的博物館。
主筆／賈冬婷 攝影／蔡小川
「瞎哥」羅國新在陽台上挑揀碎瓷片（蔡小川 攝）
碎瓷片上的城市
周一早上7點剛過，我們趕到了古玩市場。這裡從凌晨4點多就開市了，是景德鎮有名的「鬼市」。看著已經大亮的天色，擺得密不透風的攤位，心下也明白，這時候已經碰不到「鬼」，也撿不到什麼「漏」了。帶我們來的羅國新倒是不以為然：「這兩年流出來的官窯瓷器越來越少了。即便有，也不會擺在明面上。」
攤位之間以墊布來劃分，大部分是一塊紅布，或織錦或絲絨，試圖給上面擺放的器物襯托出儀式感，但在滿坑滿谷的瓷器堆里又有些力不從心。這些器物乍看起來都大有來歷，青花大罐，粉彩小碗，還有火熱一時的「文革瓷」，讓人挪不動步子。讓羅國新來看，他甩出一句「新做的」，就徑直去裡面的碎瓷片區了。在這片區域，羅國新像是國王出巡自己的領地，所到之處，小販們紛紛迎上來招呼。羅國新戴一副厚厚的眼鏡，人稱「瞎哥」，但他的眼力非但不瞎，而且因為在瓷片堆里歷練日深，難得有贗品逃過。不時有人拉住他，鄭重地拿出件寶貝請他鑒定。據說凡是經他鑒定為真品的，一旦日後被確認不對，都由他來買單，幾乎像是個人「特技秀」。也有攤主專等他來，打開後面的蛇皮袋「獻寶」……他今天收了一塊乾隆仿秦漢時期的瓦當殘片，並不貴，700塊錢，但正好和他現有的幾塊對得上，差不多可以拼成一個完整的了。
碎瓷片里有什麼奧妙？這些瓷片按照大小、年代、顏色分門別類擺放著，青瓷、黑釉、紅釉、青花等，很多還帶著泥，或者破損得辨認不出原屬器物。在我們外行看起來，似乎並沒有一個仿製精美的完整器誘人。這裡面最「完整」的，是一個個打磨光滑的圓片，上面畫著各種青花紋飾：魚、龍、牡丹、草葉在疾風中飄蕩、兩個童子在玩鬧……這些都是瓷碗的圈足，聽報價也平易，「2毛」，就是20塊錢，大一些有龍紋的也不過50塊錢。但在羅國新看來，碎瓷片的價值不在完整和好看，而是每一個殘片中攜帶的歷史信息。或許足底的幾個漢字會告訴你這件器物的時間，而那些紋飾的畫法或許又會揭開什麼歷史謎團。羅國新讚美這些撿瓷片的攤販：「他們是默默無聞的考古工作者。」
「以前我都是提個籃子來，碎瓷片論籃買。」羅國新告訴我們，現在古瓷片少了，他也淘得比較精了，來「鬼市」只為查缺補漏。他在落馬橋出生長大，那裡曾經是元青花官窯窯址所在地。小時候走路不老實，常常一踢就能踢出一塊瓷片來。80年代時，他做瓷器生意，賣「超萬件」，一種直徑有2米的大缸，編一個窯工嘔心瀝血造缸的故事，一個缸能賣100萬，他賣出去了12個，大賺了一筆。後來轉做出口，去廣州、深圳、北京，漸漸地生意沒那麼好做了，他又想起了家鄉景德鎮。自從八國聯軍打進北京起，多少景德鎮的好東西在中國消失了、湮滅了。他在10年前回到景德鎮，一頭扎進碎瓷片的世界。
跟著羅國新來到他家，像是掉進了兔子洞，幾乎被碎瓷片給淹沒了。一樓是拼接好的碎瓷片龍缸為招牌的瓷器店，二樓則完全是碎瓷片倉庫，他工作的書桌、睡覺的床都在這裡，拉開床頭的柜子和抽屜，裡面也都是瓷片。最誇張的是陽台，堆放著若干塑料大筐，裡面是分門別類的瓷片。他常在這裡挑揀，挑出那些隱藏歷史信息的，或者有可能和別的瓷片拼接在一起的，拿到書桌研究，就像是玩拼圖遊戲。這絕對是一個需要巨大耐心的遊戲，常常為了湊出一個完整器，要花費幾個月甚至幾年。他拼出過兩個明代「最大器」龍缸，那種畫了青花龍紋的大缸，直徑達70厘米，在當年燒造極為困難，甚至引發了窯工童賓不堪忍受跳進窯缸，後被奉為「窯神」的故事。只是找齊碎片就花了四五年時間，把它們拼在一起又花了三個月，如今較好的那一個給了景德鎮陶瓷博物館展示。他給我們看剛拼好的一個青花杯，成化年間的，大概碎成了七八塊，他前後花了幾萬塊錢湊齊這些碎片，再用金箔鑲上，拼好後能賣十幾萬元，而這樣一件完整器的市場價是500萬元。
每周一的「鬼市」凌晨就開市了，很多人來這裡「撿漏」（蔡小川 攝）
某種意義上，如今的景德鎮，就是一個建立在碎瓷片上的城市。「瞎哥」說，景德鎮最好的東西是官窯，這些東西大多直接運去了北京、進了皇宮，留在景德鎮的，都是不合格的次品，而且大多按制度就地砸碎掩埋，碎片留在了窯廠遺址中。以前，浮梁古縣衙周圍一帶的田地里，昌江河邊，到處都散落著各朝各代的古瓷片。前些年的城市改造中，也經常能發現一些碎瓷的填埋坑，還有很多盜挖，經過一道又一道地轉手，很多官窯碎片流到民間。這兩年，對窯址的保護愈加嚴格，市面上的碎瓷片才漸漸少了。
在景德鎮御窯廠的修復與研究中心，對碎瓷片的拼接就是日常工作。這裡也是故宮與景德鎮合作的「故宮學院」所在地。現場所見，幾個年輕人正在拼接手中的殘片，周圍的遊人來來往往，他們卻如入無人之境。從完成的器物來看，碎片共有兩類，一類是青花瓷枕，一類是青釉刻花高足碗。景德鎮考古所的李軍強告訴我們，這些是2014年在龍珠閣北麓搶救性發掘出來的，大部分是「空白期」——明代正統、景泰、天順三朝瓷器。碎瓷片修復前，要先分釉色，再分器型。目前修復的這兩類，青花瓷枕相對容易拼，畢竟紋飾可以對接，器型也特殊。青釉刻花高足碗就難了，碎片與碎片之間太相似，難以分辨。李軍強說，像這樣的一個遺址發掘出的1000多件器物，要想全部修復完成，快則兩三年，慢則七八年。而從上世紀70年代御窯廠考古開始算起，存留下來的碎瓷片已經幾十噸，今後修復工作會比發掘更艱巨。
碎瓷片的價值，還在於對歷史信息的補足和確認上。這段時間，故宮博物院正在進行嘉靖、隆慶、萬曆瓷器對比展，所謂「對比展」，是指故宮博物院傳世的完整瓷器與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碎片復原瓷器的對比展示。景德鎮考古所所長江建新告訴我，這已經是明代御窯瓷器對比展的第六次，也是收官的一次。對比展的一大意義在於，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瓷器大多是流傳有序的，部分器物可能難以斷代，而景德鎮御窯廠遺址出土的遺物因為有絕對地層可考，相對年代和絕對年代都比較明確，可以提供一個標尺。「比如現在景德鎮御窯博物館裡的一件宣德鬥彩鴛鴦蓮池紋盤，是中國最早的鬥彩瓷器。上世紀80年代在西藏薩迦寺發現過一個鬥彩碗，發現者懷疑是宣德時期的，但當時人們認識還不到位，斷代為成化器物。1988年在景德鎮御窯廠遺址發現了兩片與這個碗紋飾一模一樣的瓷片，帶有『宣德年制』的款，且位於宣德時期的地層，這就證實了薩迦寺那個碗其實是宣德時期的，說明中國的鬥彩瓷器從宣德時便開始燒制了。可以說，這是一件改寫中國陶瓷史的器物。」
修補後的明宣德刻花蓮瓣濾壺（蔡小川 攝）
御窯的遺產
站在御窯廠制高點龍珠閣上，依稀能夠看見西側的昌江河。它穿城而過，自北向南流向長江。古時景德鎮名為昌南鎮，就是因為地處昌江之南。景德鎮陶瓷文化研究者塗睿明指出，這條大河意義非凡：瓷土、燒窯的木柴、燒成的瓷器，要靠河道的運輸；水流又為窯業的生產提供諸多免費動力，如搗碎瓷石，用的就是水車。而周圍幾座高高的山巒，曾盛產制瓷不可或缺的原料之一高嶺土。
儘管「水土宜陶」，但景德鎮「瓷都」地位的確立也是一波三折。宋代時，這裡以「青白瓷」聞名，白里泛青，青中透白。塗睿明說，青白瓷其實是白瓷的一種，在白色胎體表面，附上了一層略帶青色的透明釉。這種青白瓷的色澤和質感，看上去仿若玉的質感，於是以「假玉器」聞名。古時這裡地屬饒州府，於是所產瓷又被稱為「饒玉」。而瓷器在中國的源遠流長，一直被認為與自古以來的「尚玉文化」息息相關。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宋真宗在收到此地進貢的瓷器之後，把年號「景德」賜給了這個小鎮。但是即便如此，景德鎮在宋代仍面臨眾多窯口的競爭，特別是號稱「五大名窯」的汝、哥、官、定、鈞，而且還面臨當時的單一制瓷材料——瓷土資源的枯竭。到了元代，景德鎮幸運地發現了一種新的黏土材料——之後被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命名為「高嶺土」，改變了景德鎮的命運，也改變了整個陶瓷史。人們發現，將高嶺土與原來的瓷石混合，可以大大提高瓷器的硬度和白度。這曾是歐洲人歷經幾百年才破解的制瓷「二元配方」，有一個形象的比喻，「高嶺土是骨，瓷石是肉」，骨肉均勻，瓷器才能變得緻密無孔。
如今，景德鎮高嶺土礦已經封閉，靠周邊類似資源替代，而瓷石依然在城市周邊開採著。其中一個產瓷石的山谷是三寶，始燒於五代時的湖田窯和楊梅亭窯所在地。打造了三寶蓬藝術聚落的肖學峰帶我們深入山谷，走了沒多久，就看到一條傾瀉而下的溪流，溪流旁的棚屋裡，水碓仍在不停歇地搗碎瓷石。溪流引過來的水流入水車裡，水車為幾根碓棒提供動力，這種看似原始的技術幾百年來未曾改變，肖學峰說，這比機器粉碎得更細緻，因此一些做高仿瓷器的作坊依然有需求。粉碎後，再後經過淘洗、風乾、晾曬，劈成磚塊，就變成一塊塊碼放整齊的「白墩子」——制瓷標準化工序的一部分。
因為元青花在景德鎮的成功燒制，其他窯口相繼衰落，景德鎮開始獨領風騷。這裡漸漸成了一座製造之城，手藝之城，窯火終日不斷。1712年，據在景德鎮考察瓷業的法國神父殷弘緒估算，這裡有一萬八千五百戶人家，可能有10萬人靠瓷器為生。陶瓷文化專家王志剛告訴我們，以前立坯工只收12歲以下的孩子，因為手還沒有定型，有可塑性，而很多盲人和殘疾人，幹不了別的，就來研磨顏料……可謂人盡其用。明代文學家王世懋曾任江西參議，他描述了初來這裡的情景：「天下窯器所聚，其民繁富，甲於一省。余嘗分守督運至其地，萬杵之聲殷地，火光燭天，夜，令人不能寢，戲目之曰：四時雷電鎮。」
到了元代，朝廷在景德鎮設立浮梁磁局，開啟了對官窯的一級管理。明代，正式的官窯管理制度開始建立，景德鎮更在宣德初年建立了御窯廠，雖然時斷時續，依然延續了數百年，跨越了明清兩代。塗睿明認為，古代制瓷業的發展往往取決於三股力量的交織碰撞：人們日常生活的需要、海外貿易的發展以及皇帝的關注。其中，帝王的審美趣味，就要通過官窯來實現。
沒去御窯廠時，我對明清兩代御窯制度印象最深的一點就是，產品稍有瑕疵，就會被就地砸碎掩埋，似乎標準極為嚴苛。實地參觀發現，這一制度也是分階段的，從不同時期窯址考古所見也可以證明。考古所李軍強告訴我，永樂到宣德時期，是把殘次品集中砸碎，然後上面覆土，再成坑或成堆地掩埋在御窯廠內，嚴防技術和產品外流。成化到正德時期，則隨窯業垃圾一起成片傾倒，不再集中掩埋。隆慶五年到清朝初年，已經不再砸碎，大量堆積在庫房內。從雍正七年開始，對落選瓷器開始加以利用，甚至就地變賣。明中期之後，官窯放開的原因，部分是成本考量，更重要的則是民窯的衝擊。自明嘉靖開始，「官搭民燒」已是常態，將部分官方訂單放在民窯里燒制。而且，由於景德鎮當時在瓷器行業絕對的壟斷地位，各個民窯要面對的不僅是宮廷，更有整個國內市場和日益擴大的海外市場。
窯神廟前，修補龍缸的人（蔡小川 攝）
伴隨著產業規模化而來的，是分工的擴大。清代藍浦所著《陶錄》里分門別類地說明了製作瓷器的23個獨立工種：6種彩繪工，3種裝窯工，3種燒窯工，模具製作者、製作板條箱的木工編籃工、燒窯後打掃殘留的清潔工、配製瓷泥的人、研磨顏料的人、把瓷器放入匣缽的人、把匣缽裝入瓷窯的人、把排放著杯盤的木板扛在肩上搬運的人，此外還有督陶官、經銷商、會計、看門人等等。明末《天工開物》中更有言：「共計一坯之力，過手七十二，方克成器。」意思是一件瓷器製作完成，要經過72人之手，後來被引申為72道工序。23、72或許都是虛數，實際中的制瓷工序還會超過這些數字，景德鎮無疑形成了一條龐大的產業鏈，甚至被英國科學史學家李約瑟稱為「世界上最早的一座工業城市」。德國學者雷德侯在其著作《萬物》中指出，瓷器製作是中國藝術模件化和規模化生產的典型代表，這一高度發達的工藝體系對歐洲瓷器18世紀末走上工業化的影響，遠遠超過想像。只是，東西方在那一時間節點上分野，景德鎮並未及時跨進工業化的門檻，此後幾經起落，帶著保留至今的手工藝體系跨入後工業時代。
有歷代官窯遺存，還有手工藝體系，複製歷史——混雜著仿品和贗品——就成了景德鎮最簡便的選擇。某種意義上，歷史是優勢，也是桎梏。在景德鎮御窯廠工藝博物館出口處，列出「中國官窯瓷器十大拍賣紀錄」。排位最靠前的兩個，一是2017年香港蘇富比拍出的「明宣德青花魚藻紋十棱菱口大碗」，成交價2.29億港元，另一個是2014年香港蘇富比拍出的「明成化鬥彩雞缸杯」，2.81億港元。這是財富神話，也是市場風向標。
郎窯紅釉出窯（蔡小川 攝）
再現元青花
馬未都曾評價：「元青花一誕生就是個巨人。」在此之前，陶瓷上大都沒有鮮艷的色彩、繁複的紋飾，直到元青花突然闖入視野。以堪稱華麗的藍色在白底上繪畫，還是陶瓷歷史上的第一次。
從唐到元，青花燒造經過六七百年時間才成熟。其技術難度，是需要解決三個環節的配合：白胎、透明釉、青花發色。景德鎮在此之前已經有了得天獨厚的條件：青白瓷本身就是白色胎體和透明釉的結合，這為青花的清晰呈現提供了可能。最好的藍色鈷料蘇麻離青源自波斯，此時也沿著鄭和下西洋的商船輾轉來到景德鎮。再加上高嶺土的發現，可謂萬事俱備，景德鎮從此將其他窯口甩在身後。
但是，元青花出現在陶瓷史上短短100年之後，一度絕跡。重新被發現，是在數百年之後。20世紀20年代，時任大英博物館東方部主人的霍布遜，注意到大維德基金會收藏的一對青花象耳大瓶。這對瓶造型挺拔，青花明艷，由上至下滿繪九層不同的紋飾，龍鳳、海水、蕉葉、纏枝、雲紋等，20世紀初期從北京智化寺流出。不過，霍布遜注意到瓶頸處的文字，其中有時間記錄「至正十一年」，這是元代最後一個皇帝的年號。在此之前，人們一直認為青花瓷誕生在明代。霍布遜在震驚之餘提出一個問題：是不是明代之前就有了青花瓶？直到1952年美國學者波普經過對伊朗及土耳其兩國所藏的古代青花瓷與這對象耳瓶比對研究後，得出「14世紀青花瓷器」結論，元青花才被確認。這對象耳瓶，也成為元青花斷代的標準器，從此被稱為「大維德瓶」。
70年代元青花漸漸被重視，但市場上並沒有多少傳世精品，直到2005年「鬼谷子下山大罐」的驚艷面世。在倫敦佳士得拍賣會上，這件元青花大罐以1568萬英鎊、約合2.3億元人民幣成交，創下當時中國藝術品的拍賣新紀錄。如今在景德鎮，誰還能做得出元青花呢？「去找『饒青花』吧。」眾口一詞推薦的是70多歲的饒克勤，他幾乎做了一輩子青花瓷，「饒青花」之稱可見他的業界地位。據說，「鬼谷子下山」罐創造天價紀錄的第二年，馬未都就來景德鎮請他精心製作了24隻高仿品，當時售價每隻10萬元。
元青花修復師饒克勤正在繪製紋飾（蔡小川 攝）
饒克勤的家同時也是作坊，幾道主要工序都由自家人各司其職：他和老伴淘泥、踩泥，兒子饒志陽做坯，女兒饒明媛畫青花，他燒窯。家中還辟出一個小展廳，是他各時期的代表作，多為元明兩代青花標誌器：大維德瓶、鬼谷子下山大罐、青花魚藻紋大碗……那些在博物館或拍賣場上閃耀的身影都赫然在列。
上世紀70年代元青花在西方學術界被認定時，饒克勤還剛剛進入瓷廠，對元明青花的區別沒什麼概念。他告訴我們，元青花的真正啟蒙源自幾年後日本人送給景德鎮陶瓷館的一套「陶瓷大系」叢書，其中有一冊元青花專輯，明確將元代青花和明代青花區分開來。他當時因為喜愛攝影被借調在陶瓷館，一下被傾倒了，將畫冊保留至今：「元青花有畫意，又有裝飾性。明青花的線條與之相比，太規整、太刻板了。」
此後不久，他與一件傳世元青花的相遇更是奇妙。饒克勤老家在隔壁的豐城縣，70年代末，陶瓷所領導去他家考察政審，正趕上豐城縣在辦文物展。順便去看，發現一個青花牡丹紋梅瓶：腹部主題紋飾為四朵盛開的纏枝牡丹，姿態各異，栩栩如生。標記為明代，據說是一個挑擔老農13塊錢賣給文物商店的。景德鎮陶瓷所領導越看越覺得這個梅瓶像是元代的，於是回來後，不動聲色地向豐城縣文管所提出用五件明清瓷器換這一個梅瓶，結果對方提出要賣，開價1000塊錢，這個梅瓶就到了景德鎮陶瓷所。一度沒地方存放，就放在了陶瓷所倉庫暗房裡，饒克勤洗照片時常拿出來揣摩，感受它的分量、手感、紋路。不久後，江西高安縣出土了多達19件元青花實物，轟動了文物界，饒克勤和同事們也趕去看，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到如此大量而完整的元青花實物。他印象最深的是6個梅瓶，瓶身青花呈現出極濃艷的顏色，繪畫紋飾奔放活潑，愈發顯出龍的兇悍。這批文物被確認後，之前從豐城縣買來的那個牡丹紋梅瓶也很快被鑒定為元青花，豐城縣得知後悔之不及，眼睜睜看著它成了景德鎮陶瓷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此後，複製元青花的念頭不斷在饒克勤的腦海中發酵，但真要實現起來沒那麼容易。陶瓷館的陳孟龍和李會中兩位老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最先開始試驗，與東風瓷廠合作建立了完整的試驗基地，饒克勤是其中畫坯的主力。90年代開始，他出來單幹，發現這裡面的門道太深。「元青花的複製是一個系統工程。」饒克勤說，從選料、拉坯、繪製到燒窯，每一步都要從零星殘片上的痕迹中，倒推出器物在元代是如何一步步製造出來的。比如制坯，元青花的殘片痕迹摸上去的手感凹凸不平，有一圈圈的手工痕迹，而用拉坯成型出來的就太過精緻了。後來他開始嘗試印坯拼接，果真燒出來的效果更接近元代器物。
「元華堂」吹釉的工人（蔡小川 攝）
饒克勤在胎體上繪製紋飾，我們才發現，青花並不是直接用藍色顏料畫在白色上。其實鈷料線條最初是淡黑色的，畫在米白色胎體上，然後等施加釉料後，這些花紋就不見了，經火煅燒後才會呈現出奪目的藍色，仿若蝴蝶破繭而出。而怎麼描繪出元青花的「畫意」，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元代的圖樣雖然看上去工藝比較粗獷，但畫意最明顯，主次、搭配、層次都精心布局設計，特別有韻味。現在很多仿製都不加研究，比如『鬼谷子下山』，這些年隨處可見，畫得千奇百怪，成了『動畫鬼谷』。」饒克勤給我們看他複製的一件元青花魚藻紋大罐，筆意明快，率真有力，極具韻律。很多人認為，2017年香港蘇富比以2.29億港元拍出的「明宣德青花魚藻紋十棱菱口大碗」，其荷塘魚藻紋的靈感來源就是這件元青花魚藻紋大罐。
雞缸杯生意
在景德鎮要找最好的高仿明清瓷器，繞不開向元華。他的「元華堂」，幾乎可以囊括明清御窯整個譜系的標誌性器物。「瞎哥」羅國新帶我們去元華堂，特地抱了個錦盒，說要給大家看看他剛修補好的兩個碗。
盒子打開，原來是兩個青花宮碗。兩個碗的大小、器型、紋飾相仿，看上去像是一對。看底款，一個宣德年間，一個成化年間。眾人圍上來，細細端詳：「還是成化的釉質好呀，瑩潤。」「這紋飾不是秋葵，那個時候秋葵還沒傳過來。」「宣德碗口就缺那一塊沒補上了吧？」
仔細比較，早期的宣德碗青花發色更深，描繪較粗糙，成化碗明顯更玲瓏清雅。據說，宮碗在成化時期青花器物中達到頂峰，香港蘇富比在2013年以1.41億港元成交了一個成化秋葵碗之後，成化宮碗更是一碗難求。向元華放一個勺子進去。「宮碗實用性很強。碗內的圓弧像人體乳房，而且不深不淺，正好讓湯勺側進去一點就舀出來了。但這種成化宮碗的工藝，慢慢給做丟了。」
青花之後，是更加絢麗繽紛的彩瓷的天下。曾任中國嘉德瓷器部總經理的瓷器專家劉越告訴我，以元青花為轉折點，奠定了以景德鎮為中心的一個巨大白瓷生產基地。在這個細膩潔白的瓷胎基礎之上，其後又誕生了鬥彩、粉彩、琺琅彩、顏色釉等各種瓷系，才有了明清中國瓷器的發展巔峰。
元華堂展廳里各種彩瓷爭奇鬥豔，而佔據中心位置的，是一隻小巧的鬥彩雞缸杯。如今，雞缸杯幾乎變成了景德鎮的新標誌。2014年，一件明代成化鬥彩雞缸杯拍出了2.81億港元，刷新了當年的瓷器拍賣世界紀錄，買主是商人劉益謙。沒多久，劉益謙來景德鎮找到向元華，向他訂購了6000多件仿品，作為禮品二次售賣。雞缸杯費功夫，分批次交貨，不斷漲價，從一開始的6800元一個，已經漲到了9800元。
「元華堂」彩繪車間（蔡小川 攝）
向元華對雞缸杯的驚人拍賣價並不意外。「當年我們幾個朋友還打賭，以3億為分界，大部分都賭3億以上。」他說，凡是貴的文物，背後包含的文化信息一定特別多。所謂「成化無大器」，成化末年，集中出現了雞缸杯一類獨闢蹊徑的小巧瓷器，多認為是成化皇帝為博取萬貴妃歡心所制。萬貴妃膝下無子，雞缸杯的主題蘊含著多子多孫的願望。「總共十隻雞，十全十美。單面看是五隻，一隻公雞、一隻母雞帶著三隻小雞。周圍的三石代表江山，棕櫚樹代表江山永固。都用的是小寫意的表現手法，簡練，但有神韻。小雞發現獵物，想過來自己啄。母雞發現了，搶先一步，連飛帶奔過來，翅膀和腳還沒收起來，嘴已經把獵物啄到了。小雞要緊急停下來，但身子還在往前沖。鬧出這麼大動靜，大公雞回眸去看。公雞一定意義上代表成化皇帝，翅膀像將軍鎧甲，尾部像弓箭，趾高氣揚的。」向元華說，雞缸杯在當時就是「十大名杯」之首，《神宗實錄》中有記載：「神宗時尚食，御前有成化雞缸杯一雙，值錢十萬。」說明成化過後僅僅百年的萬曆時期，雞缸杯就已經價值十萬一對了。
明成化時期是成熟掌握鬥彩的第一個朝代。所謂「鬥彩」，是先用青花勾勒出圖案輪廓，上透明釉，然後進爐第一次燒造，出爐冷卻之後在青花的輪廓間再填上彩釉，然後進爐二次燒造，環節繁複，其間廢品無數。在這麼小巧的器物上展現如此豐富的色彩和畫面，而透過博物館展櫃厚厚的光線看，雞缸杯是「瑩如玉、薄如紙」的，可以想像燒造難度。
想要在今天複製這樣的器物，難度不僅在於技術，而是整個制度都變了。「以前是皇帝下訂單，指定御窯來製作，舉全國之力來完成，現在只能儘力複製材料、工藝、工匠。」元華堂就是這麼一個聚集了所有工序的流水線制瓷工廠，只不過每一道工序都是手工。我們去尋找鬥彩雞缸杯的燒造流程，發現它分散在不同的作坊里：利坯作坊做素坯，青花彩繪作坊來勾線，上釉作坊來上釉，燒窯作坊第一次燒制，釉上彩作坊來填彩，再回到燒窯作坊二次燒制。據說，古時的分工更細，不只是青花、五彩、粉彩是完全不同的工種，就說青花繪製，勾線和分水也截然分開，勾線又按山水、人物、花鳥和紋樣再細分，一個青花瓷瓶可能需要好幾個畫師來完成。
如此複製的元華堂雞缸杯幾乎可以亂真，如何讓人辨明身份呢？向元華說，他們在杯子裡面有落款，但是一種暗款，像是人民幣防偽水印一樣，特殊儀器下才能看出來。「不落款看不出是我們做的，但如果一眼就能看出落款的話，又會把器物的美感破壞了。」據說，劉益謙的夫人曾帶著第一批雞缸杯複製品出國，在機場海關就扣下了，因為都知道雞缸杯是他們買的，海關也辨別不出這裡面是否夾帶了真品，而文物是不能出境的。於是，元華堂後來的批次都加了暗款。
一個小小的雞缸杯，延伸出一筆大生意，這只是景德鎮仿古市場的一個縮影。羅國新告訴我，元華堂是做得最好的，下面還有各種檔次的仿品，從9800元到98元的都能找到。當然還有更隱秘的贗品市場，掌握著更核心的技術，那就是冰山之下的部分了。「一個雞缸杯拍賣出2.8億港元，而它給景德鎮帶來的收益，100個2.8億都不止。」
手工的可能性
景德鎮「十大瓷廠」中最大的宇宙瓷廠，如今已經變身為陶溪川創意園區。商店、飯店、酒店、周末市集……陶瓷作為一個藥引子，這座曾經的生產型城市正悄然向消費型城市轉變。靜謐的午後，幾個工人站在廠房坡屋頂上打掃落葉，還依稀可見這個大工廠的舊影。
工廠時代只是景德鎮歷史上的短短一段。參與了陶溪川策劃的章武說，乾隆年間，景德鎮有25萬產業工人，巔峰產能達到年產8億件，供應給全世界，是第一個全球化商品。但從清朝末年開始，景德鎮外銷瓷斷崖式下跌。1930年，中國陶瓷進口額首次超過出口額。1949年到1996年，景德鎮構建了陶瓷工業體系，巔峰年產能3.2億件，還不及乾隆時期的一半。儘管歷史上景德鎮曾以專業化分工站在世界制瓷業頂端，但規模化的現代陶瓷工業對景德鎮來說並不是原生產物。「每一門手藝都在。但是，相當於什麼呢，108顆珠子全在，線沒有了。」
我們去拜訪了雕塑瓷廠的老廠長劉遠長，他是景德鎮德高望重的人物。上世紀90年代初外銷市場中斷之後，「十大瓷廠」一夜之間幾乎要全部砍掉，劉遠長堅持保留了廠房和生產線，讓工人自願承包。劉遠長告訴我，雕塑瓷廠規模小，雕塑瓷製作以手工為主，原本就有分工細緻的工藝和工匠。只要這條生產線不斷，這些工匠就可以生存下來。1990年，他任廠長的第二年，就從澳大利亞引進了一條氣窯生產線，當時天然氣還是特批的。很快，整個景德鎮都開始煤窯改氣窯了，工業化是大勢所趨。他認為，工業化和手工可以是並行的。「比如粉古彩雕塑是景德鎮特色，東南亞市場上特別認。1981年霍英東女兒結婚，請我們做了一個送子觀音做禮物，20萬港幣。景德鎮有那麼厚重的制瓷歷史，御窯傳統，不能走一路，丟一路。」劉遠長說，景德鎮不能跟潮州、德化比產量，特色就是手工制瓷，就像跳芭蕾舞的，不能讓他去舉重。如今，年近80歲的他還在雕塑瓷廠有一個工作室，地上堆積著未完成的作品，包括他的代表作哈哈羅漢。市場上有很多仿品，甚至有人總結出鑒別方法，「比如，沒牙的羅漢才是真的」。
日本陶藝家安田猛是景德鎮十幾年的見證者（蔡小川 攝）
15年前，日本陶藝家安田猛從英國來到景德鎮，一是想來青白瓷的發源地看看，二是受當時剛創立的樂天陶舍的邀請，幫忙搭建一個給年輕陶藝家的創作平台和創意市集。沒想到就一直待下來了，成了這裡的一個獨特見證者。在安田猛看來，景德鎮是一個在世界範圍內也很獨特的城市，靠單一產業延續了上千年。「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制瓷中心，工業化之後，只有龍泉和景德鎮存活了下來。龍泉在宋代比景德鎮重要，明以後衰落了，近些年才復興，不是一個連續的歷史。景德鎮一直延續不斷，因為景德鎮有隨歷史而改變的能力。」
安田猛告訴我，景德鎮讓他想起年輕時學習陶瓷的益子。益子是個小地方，但位置好，距離東京只有100公里，上世紀70年代正值日本經濟復甦時期，人們開始需要不一樣的東西，益子也因此很快發展起來。他說，他剛來景德鎮時模糊感覺到類似的變化，現在則越來越清晰了。「十幾年前，沒有人願意來這個小城市做生意，因為做了也沒人買。漸漸地，景德鎮變成吸引年輕人的地方，有人賣，也有人來買。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雕塑瓷廠老廠長劉遠長（蔡小川 攝）
安田猛的工作室「紅房子」在陶溪川里，原來是宇宙瓷廠的一個彩繪車間。他選了遠離街道的位置，盡量保留安靜的創作空間。「紅房子」合伙人熊白煦說，安田猛在生活中事無巨細，什麼事都自己動手，創作時也是一樣，所以整個工作室就是一個小型工廠，全部工序一應俱全。採訪時，攝影師想要他擺出一個拉坯的姿勢拍張照片，他很困惑，乾脆拿起手邊的瓷泥開始工作。熊白煦說，對他來說，要拍攝拉坯就得真的去做，無法擺樣子。拉坯一做就是半個小時：他不時拿起手中自製的切割線切掉一片，有意打破瓷碗在人們通常印象中的光潔和規整。而且，幾個瓷碗各不相同，都是在拉坯時即興而成。
後工業時代的需求轉向，景德鎮有自身優勢。熊白煦說，在規模化大工業中，如唐山、淄博、佛山，為了控制成本，如果不能一次性做3萬個杯子，根本就不可能生產。大工廠製造是千篇一律的，3萬件統統一樣，是為了基礎生活需求而製造的。但當人們越來越追求生活方式，不要3萬件一樣的東西了，景德鎮就有優勢了。這裡有作坊，互相之間有協作能力，可以不要全產業鏈。這也是為什麼這十幾年間，景德鎮能夠在其他市場倒閉之後，又復活滿血的一個原因。
無論是仿古作坊里一個鬥彩雞缸杯的複製，還是藝術家工作室中的當代瓷器創作，背後都是景德鎮的手工制瓷體系。工業製品代表美觀、精確、可重複性。手工製品則意味著不規則、裝飾性和獨一無二，帶著人所賦予的溫度和態度，這也是我們今天仍能從景德鎮瓷器中感受得到的價值。
（參考資料：《撿來的瓷器史》，塗睿明著，湖南人民出版社；《瓷上中國》，胡平著，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實習記者鄭岑、闞純裕、謝小丹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