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學勤先生的身後名，談我心目中的學者風範

文/程羽黑，中山大學特聘研究員，主研語言學與文學。

李學勤（1933年3月28日－2019年2月24日），生於北京，中國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

我有個特別英俊的朋友，念書時住在我隔壁。那時經常有校花系花出入我的寢室——當然不是來找我的，是來打聽我朋友的。他讀書極用功，為人也極正派，洵洵然古之君子也。天道酬勤，後來他去了北京，跟隨李學勤先生學習古文字與考古。

李學勤先生在年輕時的我們心中，是個神一樣的人物。我們震驚於他的廣博，筆觸所及涵蓋上古史研究的方方面面，而且善於抓住重點，解決的都是關鍵問題。他的文章簡潔大氣，寥寥數筆就能把問題講清，讀之可醫迂繞之病。他外語好，這一點在他們那一輩文史學者中，是個彌足珍貴的長項。七十年代末國門甫開，李老就結識了眾多漢學家朋友，起到了中西學術橋樑的作用。前些年我翻譯倪德衛（David　S.Nivison）的遺稿，倪先生就是李老的老朋友，雖然他們在學術上有根本的分歧——倪先生後來在《紐約時報》上批評夏商周斷代工程，引起軒然大波——但據李老的另一位老朋友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先生說，他們的私交並未受到影響。

《走出疑古時代》，代表作之一，也是爭議之作

李老的貢獻之大，要用一本書才能講完。李老早年搞過哲學，懂得不同學問要有機結合才能發揮作用，所以他的廣博是有體系的。以前有個風氣，搞考古的看不起搞文字的，稱之為「金石學」。「金石學」是古人的學問，也就是說，他們認為文字學不配做現代學科。李老則在深厚的考古學基礎上解讀古文字，見解自然高人一籌。讓多種學科互相映照、相得益彰，我以為這正是李老學問最為卓絕之處。

不過，就像光芒萬丈的太陽也有太陽黑子，那時候我也聽一些口氣比較大的同學說，李老寫文章，每過三年就要顛覆自己先前的結論，經不起時間考驗。我水平太低，不知道他們說的對不對，但我總覺得，要否定一位光芒萬丈的老前輩，至少自己也要有拿得出手的東西，否則很有可能淪為網上隨處可見的黑子。太陽有無數黑子，太陽系卻只有一個太陽。

李老為人和藹，樂意提攜後進，這在業內是出了名的，只要看他為晚輩新秀們寫了那麼多序言就知道了。我聽一位朋友說，李老每天晚上都要陪太太看電視劇，一集不落，可見李老不是個苦行僧式的學者，play hard， work smart，這件軼事告訴我們，學術生活需要調劑，不要一味苦學。我覺得這一點對博士們尤其有參考意義，畢竟已經發生了不少悲劇……

我認為李老是當代為人治學的楷模。很多老師喜歡向年輕人強調學者是一種神聖的職業，彷彿一旦做了學問，就像出了家一樣，和世俗走的是兩條道路。這是我不能同意的。我認為「神聖」根本就不是一個現代觀念。在現代社會，所有的職業，只要法律允許，沒有高下之分，更無所謂神聖與否。我也很不喜歡把老師稱為「聖職」，這個詞大概來自日本，帶著一股濃濃的中二氣息，不知道的還以為你們會光魔法呢。這種無限拔高，只能招黑，從前被稱作「聖職」的教士修女招了多少黑，看看《十日談》就知道了。我以為學者也好，老師也好，都只是百業中的一業，都要遵守相同的法律和各自的行業規矩，而且有好有壞，一如他業——有好老師，也有壞老師；有好學者，也有壞學者——並不因為你是個老師或學者，就比其他人更好或更壞，決定你好壞的是你個人的品格和能力，而不是你的職業屬性。這也意味著，世俗的評判標準同樣適合老師和學者。

也許是因為部分學者的自我特殊化和部分世人的刻板印象，很多人用不同於世俗的標準評判學者的為人，目中無人、口無遮攔、性格乖僻、傲慢無禮等等都成了學者性格真率的表現。學術追星族們津津樂道民國學者們的奇聞異事，彷彿學者之所以為學者不是因為他們的學問而是因為他們的古怪，於是學者成了世人心目中的奇行種。但據我的經驗，那些性格暴躁、脾氣古怪、吹毛求疵，動輒鄙視的學界中人，並不比外人更有赤子之心，他們只是單純的情商低下而已，一遇上事，其中多數人的底線都很低，還有一些根本沒有底線。

所以我覺得李老這樣的學者在當代更有典範意義。他的學問博大精深，但在為人上，卻沒有所謂「學者」的特殊，而具備世俗的美德，通達、寬容、和藹、謹慎、樂於助人。有人批評他事事說好，沒有原則，但我以為這恰恰說明他善於體諒他人。我曾聽說過一些所謂的「嚴師」，其實學問也就那樣了，對待學生比滅絕師太還狠，打著學術之名各種刁難，沒有絲毫同情和體諒，相比之下，李老這樣的「事事說好」，是何等的可貴。

李老去世後，不少師友撰文懷念，我印象最深刻的卻是一位老師發的朋友圈。他是這麼說的：「有人說李先生沒有原則，啥都說好，其實這才是李先生的大智慧，是久經磨難、勘破塵囂的大智慧，是建立在深知生活不易，做學問艱難的理解和同情上的大智慧。」我很同意這話。

李老千古。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