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貶黃州成就了蘇東坡

遭貶黃州成就了蘇東坡

宋神宗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十二月，自汴京出獄的蘇軾獲得了朝廷部分赦免，「責受黃州任團練副使」。所謂責受，大概有接受「再教育」的意思。團練副使是一個什麼樣的小官呢？其實只是一個不理公事、空掛虛名的散官。從直史館閣員、州太守，到囚犯再到散官，這命運的鞦韆盪得太急了，讓蘇軾發暈。

但不管怎樣，黃州是可以開始新的生活之地。在寓居承天寺、天慶觀之後，蘇軾在黃岡山下城東邊坡開了幾十畝的荒地，自己蓋了幾間房子，號「雪堂」，自稱「東坡居士」，於是，便有名貫天下的蘇東坡。「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朴而不陋。」這樣的去處，正是蘇軾所尋找的地方。「蓋將老矣，則亦黃人也」。從此可以頻發「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凈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的淺唱。

此時的蘇軾，是不是全然進入了黃老之學？非也。在蘇軾的骨子裡，有一種天然的東西：你可以打擊他，但不會打倒他。他的硬骨氣節只能隱隱地釋放在自己的詩文書畫里。

在四十二歲人生的盛年時，任湖州知州的蘇軾，因詩文被諫議大夫李定國、御史何大正誣告下獄。「烏台詩案」大概是有宋以來第一樁荒唐的文字獄。許多人不信，可是，皇帝偏偏信。其實「功夫在詩外」，本案的幕後是政壇之爭，是「變法派」與「非變法派」的政治論爭。神宗皇帝是主張「變法」的，丞相王安石是推行「變法」的。他們無非要藉此案懲治反對「變法」的人物。

蘇軾是個文人，也是一個力圖救世的政治家。以蘇軾的體察，如果假以「國家」之名、行集天下財富與資源於皇家一姓，則富國也失去了「變法」的初衷，一切不能富民的行動可能只是一種招術。與皇帝的想法相悖，這註定要給蘇軾的人生塗上悲劇色彩。當另一個書生型的人物王安石強力「變法」、排除異己之時，蘇軾就被劃入了「元佑黨」人，倍受排斥和打擊。

宋代這段歷史，讓人痛感宋朝帝王的偏執、宰相的偏狹時，也要驚訝宋朝還是一個保持底線的王朝。宋太祖立國之時，就有禁令：不殺讀書人。而且得到各個皇帝的執行。殺讀書人，在這方面幾乎保持了一個零記錄。別小看這幾個字，哪朝哪代又能做到？宋朝對讀書人懲罰最重的就是貶官。而在明清時，對知識分子既不明又不清，明代僅僅因寫錯字或同音而造成的文字獄死者數萬之眾，清代靠尋章摘句製造文字獄二百多起，株連朝野。

正是宋朝的開放與寬容，造就了歐陽修、范仲淹、司馬光、王安石等一批政治家，沈括、畢升等一批科學家，蘇軾、梅堯臣、陸遊、辛棄疾等一批文學家，黃庭堅、米芾、文與可等一批書畫家。中國人為之驕傲的四大發明，有三項源於宋朝。

不過，話說回來，蘇軾在黃州的五年，從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到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三月，正是他文學藝術創作的井噴期。今天看到的眾多名篇、名畫、句書，是在黃州出世的。僅僅以他遊歷赤鼻磯（當時他認可的赤壁）而言，詞有《念奴嬌·赤壁懷古》，文有《前赤壁賦》《後赤壁賦》，書有《黃州寒食詩帖》《前赤壁賦》等等。這是黃州給東坡的滋養，也是東坡給黃州的饋贈。

於是，有了「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傳云：『曹公敗所，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今日李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風起水涌，大魚皆出，上有棲鶻。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借名生意、托物起興，又是如此自然，將一腔激情置於江面。

於是，有了「挹清泉兮，抱瓮而忘機。負頃筐兮，行歌而採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變，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

於是，有了《東坡羹頌》：「甘苦嘗從極處回，咸酸未必是鹽梅。」有了《豬肉頌》：「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

於是，有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古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桃拍岸，捲起千堆雪」這樣雄渾鏗鏘的絕唱。赤壁之戰數十萬戰士的骸骨，早已成為泥土的一部分，帝王的劍杖腐爛在墓穴里，只有蘇軾的文章一直被傳誦。被權力所鄙睨的精神產物，放射出它跨越時空的光芒。

從另一個角度看，黃州的閑賦讓蘇軾慢了下來，給了他體認生命本質的機緣。黃州溫暖的友情，從太守黃大受、黃岡令何長官、武昌令李觀到一般漁夫等等，給予他意想不到的支持，讓他的心結頓開、得以在藝術的天地馳騁。這一時光，可不是此後可以再有的。

《寒食帖》能傳到今天是一個奇蹟。從某種意義上說，蘇軾是中國文化人的全能冠軍。其詩詞歌賦、書法繪畫，無一不精。那麼，至《寒食帖》形成了一個書法的高峰，其書作由平到陡、由緩到急、由正到斜，心境與藝術自由融合，好像是一次積壓於巨擘下的泉水：從最初的點滴滲出，之後是細流的冒出，然後是水柱的噴發，最後是四處的漫溢和激情噴射。

看蘇軾文集，更喜歡看他的書信，其中的隨意與性情，一覽無餘。在黃州，他的書信極勤。每有朋友帶來的書信，總要及時回復。《答秦太虛書》就是寫給其弟子秦觀的，全然是朋友之間的親切話語，無一句為師之位的訓誡之言。提及自己的生活，則艱苦之樂盡在其中。「初入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樑上。村酒亦自醇釅，柑橘枇柿極多。大竽長尺余，不減蜀中。」《答李端叔書》，是寫給曾經的幕僚的，通篇是一種人生的自省，「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我欣賞蘇軾的達觀，即使在人生的困境中依然保持一種自然的應對。

二十歲北上的蘇軾，自三十四歲開始，有了一路南下的路途。最初只是到杭州、密州、徐州，沒想到，從此波瀾四起，最後，南下到了海南島的詹州——這個王朝還沒有開發的區域。

在湖州時，他想不到有一個黃州在等著他。一首隨意的詩被人解讀為「反詩」，於是有了官宦的沉浮。然而，他有一顆強大到足夠抵禦一切外在風暴的心靈，同時韌忍和不羈也鑄造了他的意志。作家略薩說過，非常舒適的生活難以養育偉大的作家。中國有雲，「窮而後工」。在蘇軾的生活中，窮而感，病而痛，生而苦，其中，滋味盡有。他自己說，「秀句出寒餓，身窮詩乃亨。」朋友說他的文章「煥然如水之質，漫行浩蕩，則其波亦自然而成文」。

蘇軾並不偏狹，不激進，也不保守，他是主張漸進的利民利國之法的。更重要的是他人格高潔。宋哲宗即位的元佑元年（公元1084年），「元佑黨」人又回來了，飽受王安石打擊的蘇軾返回了京師。當年四月，王安石抱病去逝，新的宰相、《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主張對其「優加厚禮」。擔任中書舍人的蘇東坡起草了一份誥命：讚頌王安石「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其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他們有著中國傳統文人的古風，不贊同王安石的政治觀點，卻推崇王安石的學識和作文。這是名士擁有的豁達情懷，是文豪之間的惺惺相惜。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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