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也相信好人不長命

健身 02-27

前段時間，見義勇為反被拘的新聞引發熱議。很多網友覺得這件事讓人心涼，做好事不但沒有得到好的結果反而惹火上身，彷彿加速了人與人之間變得冷漠。

有研究表明，人生來就帶有「利他主義」屬性，所以我們才會選擇扶危救難，見義勇為。做好事可以改善我們的情緒健康，還可以促進心血管系統健康。本文作者用了30天的時間來探索做好人的奧秘。

我曾經以為自己是個聖人

我認為我是個好人，至少是個正派的人。我正策劃一個無私挑戰，讓我徹頭徹尾做一個月無私的人——這項挑戰包括給乞丐錢，在救濟所做義工，攙扶老人過馬路等等，但我有點兒擔心。我擔心的是：我不知道在無私的程度上我還能變得有多好。因為此前我已經在幫朋友搬家，在公交車上把我的座位讓給了孕婦，還在聚餐中搶著買單。在家裡，我大半夜起來安慰一歲大的兒子——他會在半夜醒來，像內馬爾一樣尖叫著四處亂跑。我將垃圾分類，用可重複利用的咖啡杯。我覺得自己簡直是個「聖人」。

直到我的妻子提出反駁。她說我自私、易怒、喜歡抱怨，有嚴重的路怒症，常常以自己的喜好決定要不要去做一件事而忽略她的感受。在討論一件事的時候總喜歡自己占上峰。並且總拒絕跟她的朋友一起出去活動。

「人性本善」的說法成立嗎？

對無私奉獻的追求到底是不是一種盲目崇拜？難道進化論沒有教給我們這樣一個原則，要有自我保護的本能、自私的基因嗎？我開始查資料，希望能找到點證據證明人生來就是自私的。

但我獲得的結果卻是：人不僅沒有自私基因，好像還有促進利他主義的基因——為了幫助他人，不為個人獲利的行為，有的時候甚至自己付出一些代價。這些行為使阿比蓋爾·馬什著迷，他是一位華盛頓特區喬治城大學的副教授。馬什是第一批分析大腦差異是如何影響利他主義行為的研究人員之一——尤其是那些極限的自我犧牲，比如像匿名把器官捐獻給陌生人。

做好事不僅有益於情緒還有益於身體健康

「我發現大腦一個特定部位的特徵，杏仁體，對應了利他主義中的個體差異。」

馬什說。杏仁體是一個杏仁形狀的神經元集合，它與其他結構共同影響決策、情緒反應和記憶。超級利他主義者們比我們其他人要有更大的杏仁體（多達8%）。另一方面，精神疾病患者往往有更小的杏仁體。

這看上去像是一個好消息，證實了我長期以來堅持的信仰，做一個好人。但是馬什又告訴我，我的基因只能導致一半的利他或者「親社會性」行為。我們的經歷決定了剩下的一半，而且我們中的大多數人生來都非常無私。「我們已經進化到更少依賴肉體，更多依賴社交能力。」馬什說。作為一個相對弱小，移動緩慢的物種，我們需要依靠彼此來生存。這就是為什麼越小的孩子越會本能地幫助陌生人，即使是在不會得到回報的時候。這不單單是教育的功勞。

俗話常說的「好人不長命」是無稽之談

據馬什說，幫助他人能提升自己的身心健康的證據充足。華盛頓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輔導孩子學習可以提升你的記憶力、心理靈活性、甚至耐力，同時還能降低焦慮程度。相似的，一項《社會科學與醫學》的研究報告稱，做志願服務的人比不做志願服務的人，少花38%的時間在醫院裡（出現健康問題）。如果那還不足以說服你獻出你的時間的話，再看一下這個：根據《心理和老齡化研究》發表的研究，進行無償志願活動可將死亡風險降低24%。好人不會英年早逝——或者可以說「好人不長命」是無稽之談。

做善事有準則么？

我按照我認為的方式進入了無私的生活。第一，我開始喝公平貿易的咖啡，儘管我對於「公平交易」這個觀點持懷疑態度。我還把肉食幾乎完全移出了我的飲食，對動物的無私善良：完成。

在我通勤的途中，我撿起每一片我看到的垃圾。我到達目的地時抱滿了塑料袋和受潮的快餐餐盒，我的拳頭裡攥滿了別人的煙屁股。我尋找需要幫忙過馬路的老人，我一個都沒找到，或許他們現在都有移動滑車了。

在機動車道上，我允許每一個白痴並道，雖然他們在半英里都有機會換車道，但非得在要出主路之前才這麼做。我感受到了一點小小的，綻放的自豪感並越來越沾沾自喜。沒幾天你就會發現這一切並沒那麼簡單，尤其是當你每次從你的口袋裡摸出手機都要帶出一打微濕的煙屁股的時候。

你會想到手機是工人們沒日沒夜加班製造的，再繼續看，你的口袋也是被貧困的孟加拉國務工人員縫到你的褲腿上的。我轉向的任何地方彷彿都潛伏著另一個道德困境。

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擅長做的善事

我很快就意識到撿別人的垃圾和在路上靠邊停車不是我該做的事情。因此，我決定嘗試一些更加可觀的事情，於是就提到了這一點：適當的志願工作。

首先，我在一家當地的百貨商店中提供服務，在那裡我被安排了包裝禮物的任務。收銀員遞給我購買的商品，我「免費」把它包起來，然後顧客為慈善機構捐錢。簡單，但是結局欠佳，顧客和收銀員都不是很開心。

做志願工作出人意料的艱難。你的身邊從來就不缺那些急需幫助的組織——上網一查你一定會發現無數有價值的無私事業距你只有幾步點擊之遙。但他們需要的是投入，而不只是應付差事。但為人民服務應該是令人愉悅的，相互的經歷。這不應該讓人覺得是一種負擔。如果它是，那麼說明你做的方式不對。做志願者的能力是一種優勢：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從工作或學習中分出時間來做的，所以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用這種優勢做什麼。

我為除了我以外的人做過什麼？讓世界變得更好有許多方法，有的與服務他人或者慈善性的給予有關，但有的沒有。如果你和你的家庭一起共度時光而且真真正正的在你的家庭生活中投入了，那也是一件崇高的事。你不需要付出你的一整天，每一天。

……然後變成一個榜樣

我給我們當地小學的接待室打了電話，並且提供了我的空閑時間。在各種重要的背景測試之後，我準備開始工作了。對於那些有時間，有優勢，附近還有一個學校在找志願者的人，我強烈推薦這個選擇。在打完電話一個星期後，我與一班可愛的六歲小孩兒坐在了一起，看他們做閱讀基礎練習。在那之後的一周，我在操場上用足球「碾壓」了十二歲的小孩兒們。我漸漸的對上了孩子們的名字並了解了他們的性格：誰是個膽小鬼，誰是個搗蛋王。我感覺很好，並且很享受這一切。

然而，很難動搖這樣一種觀點，即我的快樂在某種程度上是自私的，我這麼做並非出於真正的利他主義原因，而這種動機似乎激勵著最聖潔的志願者。然而，馬什說，我們的利他獎勵系統是積極的。她引用了佛教僧侶、分子生物學家馬蒂厄?里卡(Matthieu Ricard)的話，安慰我的負罪感:「幫助別人的時候，我們感覺很好，這是以我們是利他主義者為前提的。」如果我們生來就不是利他主義者，為什麼我們會樂於助人呢?

即使是朱莉婭小姐，那個眼睜睜看著我在操場上掃蕩她學生的班主任，似乎也認為我的出現是有益的。「有個成年人能在午飯時間一起踢足球是很可貴的。」她說。

「因為……他們需要一個中場？」我問。

「不，不是教給他們如何踢球，而是教給他們如何面對失敗，告訴他們犯規是一種錯誤，而不是一次蓄意的針對個人的襲擊。」她說，「如果不是這樣，他們就會為此打起來。他們需要一個這些社交技能的榜樣。」

朱莉婭小姐說得十分有道理。馬什也很快指出了同樣的利他多米諾效應——一般人對於社會規範的影響。那些存在於期望他人值得信任而且樂於助人的文化中的人，自己本身就是值得信任，而且樂於助人的。「做人是很複雜的，」馬什說，「因為生活充滿了這些複雜的決策和選擇，我們從身邊的人身上得到暗示。只是通過做好事，你就能有助於改變關於普通人應有樣子的看法，以此來改變他人的行為。」

我可以通過做個好人來改變世界嗎？我的結論是，或許被改變的不是世界，但至少我可以對於那些孩子們在休息時如何對待他人有所影響。而且我也不需要寫一張面額巨大的百萬支票來做到這點。

切實地給予別人所需要的才是最好的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