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是如何被後代文人加工,一點一點變成今天這個陶淵明的
昨天我們說了,陶淵明成功地讓當時的人們相信,他就是五柳先生。而後來的傳記作者又進一步把這變成了一個篩選機制,據此篩選了跟他有關的故事,為他寫了傳記。後代的文人,又按照這個篩選機制修訂了他的詩文。陶淵明的形象跟五柳先生的形象其實是在不斷重合,直到完全合體。今天我們接著說《塵幾錄》,講講這個過程。
打開今日頭條,查看更多圖片陶淵明是東晉人,那個時候,印刷術還沒有發明出來。文字想要流傳,就得靠抄寫。相比印刷,抄寫其實挺不靠譜的。首先,抄錯就很難避免。而且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抄寫者可能會擅自修改他在抄寫的作品。這種事,我們今天可能覺得很難理解,但是在手抄本流行的時代其實很正常。抄書的人可能覺得,這個字是之前的人抄錯了,甚至有可能是覺得是原作者寫得不好,隨手就改了。所以說,在出版印刷普及之前的手抄本時代,作品的面目是特別模糊的。在流傳過程中,可能會有各種各樣的奇遇,發生各種變化。
到了宋代,印刷術開始普及的時候,有人打算整理出版陶淵明詩集,就發現陶詩的版本特別多、特別亂。但是想要出版,底本必須得是唯一的,而且固定的。這樣,編校人員就得比較各個版本,選一個合適的確定下來,這就叫校勘。校勘可不只是查錯別字,而是一個很難、很考驗功底的技術活。今天,出版社在出版古籍的時候,都會組織專家團隊來干這個活,因為你必須找到有說服力的證據,說明為什麼選這個版本里的這個字。
但是,宋代陶淵明詩集校勘的標準跟今天可不太一樣,它的校勘過程,今天看起來,更像是一次加工再創作。我們舉一個例子來體會一下。陶淵明有一句詩,今天的版本是「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就是說,白天的時候,關上門,坐在屋裡,房間很安靜,你會覺得,這種安靜把塵世的喧囂都隔絕在外了。我想,你應該也有過類似的感受。周末的時候,一個人在家,手邊一杯茶、一本書,不看朋友圈,也不想工作的事,就好好享受這段屬於自己的時光。
詩句里的「虛室」,就是安靜的房間,虛是空虛的虛,室是室內的室。這個詞,一下子就把你帶到了詩的意境里。那如果把這個詞換了,換成「對酒」呢?畫風是不是一下子就變了?你想想,本來安靜的房間,因為酒的出現,好像狀態就變得微妙了,這個人的精神狀態也就完全不一樣了。你會覺得,要靠喝酒才能斷掉種種雜念,雜念的力量是不是反而顯得更強大了呢?這樣,整句話,甚至整首詩的意境,也就都跟著改變了。
你應該感覺到了吧?古代編校者跟作品的關係,和我們現代人理解得很不一樣。他們的身份介於讀者和作者之間,尤其是當他們參與編校像詩歌這樣的作品時,改動一個詞,全篇意思可就都跟著變了。這些參與者的影響,就不容忽視了。對他們來說,其他各種版本的陶淵明就像雜草,不僅影響了詩歌內涵的穩定性,更影響了陶淵明形象的內在一致性。而人們又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渴望穩定和一致,即使穩定和一致可能只是一種錯覺。
所以,編校陶淵明的詩歌,實際上是給宋代的文人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讓他們可以參與到陶詩的創作中。據作者統計,在宋代最初的陶詩版本中,這種需要校正的不同版本大約有740個。而到了宋末,流傳比較廣的一個版本就只有6處了。版本數量的減少,跟陶淵明形象的完善,幾乎是同步的。
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特別著名的例子,可以讓你體會到通過編校再創作,影響有多大。這個例子我們在語文課上都學過。在「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句詩里,一定要用「見」字,不能用「望」字。而且,這個「見」還是個通假字,雖然寫成「看見」的「見」,但是一定要讀成「出現」的「現」。這個問題,是蘇軾第一個提出來的。蘇軾給出的標準答案是,因為採菊,南山出現了。這是外界環境和主觀意願,意外地相會。南山的出現,是無心的、偶然的。這才是這句詩的妙處。他還不忘批評一下「望南山」,說其他那些版本用「望」字,整首詩都降了個檔次。那些隨便亂改大詩人原文的人,實在是可惡。
我們今天當然不是要討論語文考試的答案,而是要試著理解一下,蘇軾為什麼要這麼說,這個選擇背後更深層的文化意義是什麼。它不只關係到對陶淵明的崇拜,也不只是文學上鍊字的問題。我們說「春風又綠江南岸」里「綠」字用得好,這跟詩是誰寫的沒什麼關係。但是「見」的選擇,卻跟陶淵明的人設大有關係。一字之別,差距不在詩文本身,而在於詩人的境界。只有陶淵明已經設定好的,五柳先生這樣的理想人格,才有可能跟南山不期而遇。南山、詩人、詩句都渾然天成,不受世俗污染。
蘇軾強烈地批評「望南山」,說明他知道「望南山」的版本才是常見的。但是,他說「見」才符合陶淵明本意,這個觀點立刻就被廣泛接受了。跟他同時代的文人、後代的文人,不斷地重複著這個選擇,讓它成了一個經典的案例,流傳下去,一直流傳到今天的語文課本中,成了表達詩歌意境和詩人境界的一個絕妙的論據。
然而,這個絕妙的論據,今天看起來,其實從一開始就是一場「騙局」。在蘇軾提出來之前,根本不存在「見南山」的版本。沒錯,蘇軾是有意為之的。而那些重複他觀點的人,也不是不知道。這種借校勘書籍的名義,表達某種自己的觀點,在古代並不少見。這是古人不方便直接說出自己觀點的時候特有的一種表達方式。聰明如蘇軾,他發現了這是一個說明自己文學主張和生命哲學的好機會。他很清楚,「悠然見南山」這句話,如果從他自己口中說出來,論力度、論效果,都遠遠比不上借陶淵明、借五柳先生之口說出來。而且,一定要有一個錯誤的版本來對照。有對照才有差距,有差距,「見」字的意義才會如此豐富。
就這樣,以蘇軾為代表的文人,依照陶淵明自己構建的理想人格為藍本,逐步修正了他的詩文。陶淵明和五柳先生的形象徹底重合在一起了。從此,這個形象的意義已經遠遠大於一個歷史中真實的人物,成了中國文化中詩意隱居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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