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是如何被後代文人加工，一點一點變成今天這個陶淵明的

昨天我們說了，陶淵明成功地讓當時的人們相信，他就是五柳先生。而後來的傳記作者又進一步把這變成了一個篩選機制，據此篩選了跟他有關的故事，為他寫了傳記。後代的文人，又按照這個篩選機制修訂了他的詩文。陶淵明的形象跟五柳先生的形象其實是在不斷重合，直到完全合體。今天我們接著說《塵幾錄》，講講這個過程。

陶淵明是東晉人，那個時候，印刷術還沒有發明出來。文字想要流傳，就得靠抄寫。相比印刷，抄寫其實挺不靠譜的。首先，抄錯就很難避免。而且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抄寫者可能會擅自修改他在抄寫的作品。這種事，我們今天可能覺得很難理解，但是在手抄本流行的時代其實很正常。抄書的人可能覺得，這個字是之前的人抄錯了，甚至有可能是覺得是原作者寫得不好，隨手就改了。所以說，在出版印刷普及之前的手抄本時代，作品的面目是特別模糊的。在流傳過程中，可能會有各種各樣的奇遇，發生各種變化。

到了宋代，印刷術開始普及的時候，有人打算整理出版陶淵明詩集，就發現陶詩的版本特別多、特別亂。但是想要出版，底本必須得是唯一的，而且固定的。這樣，編校人員就得比較各個版本，選一個合適的確定下來，這就叫校勘。校勘可不只是查錯別字，而是一個很難、很考驗功底的技術活。今天，出版社在出版古籍的時候，都會組織專家團隊來干這個活，因為你必須找到有說服力的證據，說明為什麼選這個版本里的這個字。

但是，宋代陶淵明詩集校勘的標準跟今天可不太一樣，它的校勘過程，今天看起來，更像是一次加工再創作。我們舉一個例子來體會一下。陶淵明有一句詩，今天的版本是「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就是說，白天的時候，關上門，坐在屋裡，房間很安靜，你會覺得，這種安靜把塵世的喧囂都隔絕在外了。我想，你應該也有過類似的感受。周末的時候，一個人在家，手邊一杯茶、一本書，不看朋友圈，也不想工作的事，就好好享受這段屬於自己的時光。

詩句里的「虛室」，就是安靜的房間，虛是空虛的虛，室是室內的室。這個詞，一下子就把你帶到了詩的意境里。那如果把這個詞換了，換成「對酒」呢？畫風是不是一下子就變了？你想想，本來安靜的房間，因為酒的出現，好像狀態就變得微妙了，這個人的精神狀態也就完全不一樣了。你會覺得，要靠喝酒才能斷掉種種雜念，雜念的力量是不是反而顯得更強大了呢？這樣，整句話，甚至整首詩的意境，也就都跟著改變了。

你應該感覺到了吧？古代編校者跟作品的關係，和我們現代人理解得很不一樣。他們的身份介於讀者和作者之間，尤其是當他們參與編校像詩歌這樣的作品時，改動一個詞，全篇意思可就都跟著變了。這些參與者的影響，就不容忽視了。對他們來說，其他各種版本的陶淵明就像雜草，不僅影響了詩歌內涵的穩定性，更影響了陶淵明形象的內在一致性。而人們又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渴望穩定和一致，即使穩定和一致可能只是一種錯覺。

所以，編校陶淵明的詩歌，實際上是給宋代的文人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讓他們可以參與到陶詩的創作中。據作者統計，在宋代最初的陶詩版本中，這種需要校正的不同版本大約有740個。而到了宋末，流傳比較廣的一個版本就只有6處了。版本數量的減少，跟陶淵明形象的完善，幾乎是同步的。

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特別著名的例子，可以讓你體會到通過編校再創作，影響有多大。這個例子我們在語文課上都學過。在「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句詩里，一定要用「見」字，不能用「望」字。而且，這個「見」還是個通假字，雖然寫成「看見」的「見」，但是一定要讀成「出現」的「現」。這個問題，是蘇軾第一個提出來的。蘇軾給出的標準答案是，因為採菊，南山出現了。這是外界環境和主觀意願，意外地相會。南山的出現，是無心的、偶然的。這才是這句詩的妙處。他還不忘批評一下「望南山」，說其他那些版本用「望」字，整首詩都降了個檔次。那些隨便亂改大詩人原文的人，實在是可惡。

我們今天當然不是要討論語文考試的答案，而是要試著理解一下，蘇軾為什麼要這麼說，這個選擇背後更深層的文化意義是什麼。它不只關係到對陶淵明的崇拜，也不只是文學上鍊字的問題。我們說「春風又綠江南岸」里「綠」字用得好，這跟詩是誰寫的沒什麼關係。但是「見」的選擇，卻跟陶淵明的人設大有關係。一字之別，差距不在詩文本身，而在於詩人的境界。只有陶淵明已經設定好的，五柳先生這樣的理想人格，才有可能跟南山不期而遇。南山、詩人、詩句都渾然天成，不受世俗污染。

蘇軾強烈地批評「望南山」，說明他知道「望南山」的版本才是常見的。但是，他說「見」才符合陶淵明本意，這個觀點立刻就被廣泛接受了。跟他同時代的文人、後代的文人，不斷地重複著這個選擇，讓它成了一個經典的案例，流傳下去，一直流傳到今天的語文課本中，成了表達詩歌意境和詩人境界的一個絕妙的論據。

然而，這個絕妙的論據，今天看起來，其實從一開始就是一場「騙局」。在蘇軾提出來之前，根本不存在「見南山」的版本。沒錯，蘇軾是有意為之的。而那些重複他觀點的人，也不是不知道。這種借校勘書籍的名義，表達某種自己的觀點，在古代並不少見。這是古人不方便直接說出自己觀點的時候特有的一種表達方式。聰明如蘇軾，他發現了這是一個說明自己文學主張和生命哲學的好機會。他很清楚，「悠然見南山」這句話，如果從他自己口中說出來，論力度、論效果，都遠遠比不上借陶淵明、借五柳先生之口說出來。而且，一定要有一個錯誤的版本來對照。有對照才有差距，有差距，「見」字的意義才會如此豐富。

就這樣，以蘇軾為代表的文人，依照陶淵明自己構建的理想人格為藍本，逐步修正了他的詩文。陶淵明和五柳先生的形象徹底重合在一起了。從此，這個形象的意義已經遠遠大於一個歷史中真實的人物，成了中國文化中詩意隱居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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