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元：戰爭法與歐洲人的世界帝國——科貝特和克勞塞維茨的對話

在《戰爭論》第三篇有關戰爭計劃的草稿中，克勞塞維茨將戰爭分為絕對戰爭和現實戰爭兩種。絕對戰爭是從理智層面對戰爭概念做的抽象界定，這種戰爭服從邏輯上的必然性法則，追求最大程度上使用暴力，一旦開始就沒有間歇，而是毫不停頓地進行，直到實現它最完滿和絕對的目標，即打垮敵人。克勞塞維茨從拿破崙所發動的全民戰爭中，看到了歐洲絕對戰爭的影子。

克勞塞維茨與大陸戰爭的局限

然而，克勞塞維茨也看到，並非所有的戰爭都能夠實現它的絕對形態，恰恰相反，大多數戰爭受到各種偶然性因素的制約。在進行過程中，卓越軍事家敢作敢為的冒險精神被各種惰性和懦弱所阻止，戰爭不像是在充分展現暴力，而更多像是雙方在發怒，戰爭不像是一種嚴格的邏輯科學，而更多像是在賭博。如此一來，被嚴密界定的戰爭科學，就演變成服從各種外交法則支配的戰爭藝術，戰爭成為了交戰國外交談判的籌碼，成為政治過程的延伸。打垮敵人的絕對目標，在現實中變成兩種有限的軍事目標，要麼是奪取敵國的一小部分國土，要麼是保衛本國國土，等待比較有利的時機到來。

克勞塞維茨的戰爭分類不僅僅是在展現他天才的思辨精神，而且是要訴說他那個時代的歷史動力。在對戰史的回顧中，他著重描述了拿破崙發動的全民戰爭，如何徹底顛覆了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私戰和近代早期的國家戰爭。如果說在拿破崙身上，黑格爾看到的是行走在馬背上的世界精神，那麼克勞塞維茨看到的就是一個在戰爭必然性法則引領下，在充滿血氣的冒險精神感召下，通過永不停歇的軍事行動，直到實現打垮敵人的絕對目標，從而將歐洲再次帶入永久和平的戰爭立法者，它的現實終點是重建歐洲大陸的世界帝國。但克勞塞維茨充滿悖謬的辯證法寫作，也恰恰擊中了拿破崙帝國的命運終點。因為恰恰是絕對戰爭在現實中的無法實行，才驅使克勞塞維茨發展出有限戰爭的概念類型，恰恰是大多數戰爭都不能徹底擊垮敵人，才使得佔領敵國小部分國土成為一種可欲的有限戰爭目標。當拿破崙戰爭以摧枯拉朽的力量殘卷著歐洲的封建舊勢力，並在馬背上將啟蒙了的世界精神帶向四方之時，他也同時製造了摧毀自己的敵人。一旦他的戰爭不能一勞永逸地實現擊垮敵人的絕對目標，他在現實中就必然遭遇宿敵們的圍剿，從而將戰爭重新拖回彼此拉鋸的陣地戰，雙方在對有限領土的爭奪中你來我往，直到喪失掉全部的戰爭銳氣。那時候，外交官們將重新成為這場遊戲的主角，在談判桌上機智且詭詐地拿著領土做交易。

大陸型世界帝國夢最終屈從於歐洲列國的勢力均衡。當克勞塞維茨在書桌旁總結他早年戰爭的經歷時，瀰漫於克勞塞維茨筆端的是大陸戰爭的局限，是歐洲歷史的宿命。

科貝特與海洋帝國崛起的秘密

1911年，當科貝特伏案寫作《海上戰略的若干原則》時，大英帝國已經發展成為強大的海洋帝國。但對於這些只擁有弱小陸軍，卻能夠將世界上最令人垂涎的廣闊領土佔為己有的世界性帝國的成功，卻尚缺乏令人滿意的理論解釋。從大陸戰爭的歷史經驗看，英國取得如此巨大的歷史成就，彷彿僅僅是靠運氣，因而是一個和戰爭的必然性邏輯沒有關聯的偶然事件。在科貝特看來，這種見解毫無疑問是錯誤的，不能因為大陸的戰爭理論無法解釋英國崛起，就將英國視為戰爭理論的例外，而是要通過對英國崛起經驗的科學總結，發展英國學派的戰爭理論，從而在世界帝國的成長和海上戰略學派之間建立因果聯繫。

在科貝特看來，英國經驗無法獲得理論表達，首先是因為人們對於經典理論的理解出現偏差，因此要發展基於英國經驗的戰爭理論，就要破除人們頭腦中的教條，將人們從對拿破崙戰爭時代發展的理論迷信中解放出來。在這裡，克勞塞維茨成為最佳的理論對話者。通過發掘克勞塞維茨絕對戰爭和有限戰爭的二分法，科貝特指出，作為對拿破崙時代戰爭理論的科學總結，克勞塞維茨的真正遺產，不是絕對戰爭的學說，而是兩種戰爭類型的差別，以及它所彰顯的大陸戰爭的局限性。絕對戰爭因為現實精神因素的磕絆蛻化為有限戰爭，這意味著拿破崙戰爭不再是絕對戰爭的典範，而只是在一些不連貫的軍事行動中一場失敗的帝國冒險。

揭示這種差別，只是新的戰爭理論的第一步，它的最終實現還有賴於在海洋帝國的語境之下，進一步發展克勞塞維茨。在這裡，克勞塞維茨成為了一個跛腳的預言家，儘管他發現了有限戰爭的概念，並因此找到了洞悉現代戰爭的鑰匙，但卻因為眼光過於集中於歐洲大陸，並沒有把它的理論意義全部揭示出來，他的早逝使其有限戰爭學說仍停留在萌芽狀態。因此，認真研究克勞塞維茨，不是為了確證人們對他的偶像崇拜，恰恰是為了證明以德國為代表的大陸戰略學派和以英國為代表的海洋戰略學派的本質不同，從而為解釋英國海洋帝國的成長發現新的理論工具。

在科貝特看來，無法在陸戰中實現有限戰爭的目標。因為陸戰總是涉及對相鄰或者至少接近的領土的佔領，因而對作為敵國有機領土的部分佔領，總會引發它以全民力量動員的抵抗，從而將戰爭重新拖向絕對戰爭，有限戰爭的目標變成徒勞。有限戰爭的實現，預設了兩個沒有毗鄰領土邊界的交戰國，它的戰爭目標必須在面積和政治重要性上有限，在戰略位置上孤立，因而容易進行封鎖，而作戰國必須有力量通過有效的本土防禦阻止敵人實施無限制的反擊。也就是說，有限戰爭只有在島嶼強國之間或被海洋分開的國家之間才存在永久可能，被海洋所孤立，才能獲得不被反攻的有力地緣位置，對孤懸海外的領土發動封鎖，才能為對它的有效佔領贏得契機。它的實現有賴於一國發展強大的海軍，爭奪制海權，這正是英國得以成長為世界帝國的秘密所在。

戰爭法與世界帝國

從以上分析看出，作為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和科貝特同樣受到理性主義原則的誘惑，試圖為瞬息萬變的軍事行動立法，通過將自己時代的戰爭經驗理論化，洞悉現代戰爭的普遍法則。克勞塞維茨總結了自己生活時代的戰爭經驗，對於歐洲大陸的戰爭形式做了科學總結，並在此基礎上，通過絕對戰爭和有限戰爭的界定，為歐洲大陸無法發展為世界帝國做出了理論解釋。作為在歐洲大陸邊緣成長起來的海洋帝國，英國一度迷戀於作為典範的拿破崙戰爭形態，卻忽視了自己在成長為海洋帝國過程中積累的戰爭經驗。科貝特試圖為海洋時代的戰爭形式立法，並最終通過克勞塞維茨遺留下的有限戰爭學說，找到了理解英國發展為海洋性世界帝國的鑰匙。

從陸地和海洋的區分來看，克勞塞維茨和科貝特恰好在戰爭理論方面形成良好的對話關係。如果著眼於戰爭與世界帝國的成長，克勞塞維茨似乎失敗了，因為它最終無法為歐洲成長為世界性帝國提供理論工具，而科貝特似乎成功了，因為它在有限戰爭中發展了英國成為海洋帝國的制海權理論。拿破崙最終沒有完成歐洲大陸的統一，歐洲在實力政治誘導下，藉助勢力均衡原則，發展出約束戰爭的公法體系，並最終將廣闊的海洋留給了英國去佔有、去統治。

但如果將「新大陸」的隱喻重新放入到這一陸海對峙的空間圖景之中，我們仍能找到兩位理論先知的共同點，那就是在兩種秩序背後若隱若現的廣大殖民地。卡爾·施米特曾經指出，歐洲公法的和平空間，來源於區分文明與野蠻的劃界意識，在邊界的這一邊，歐洲人接受對戰爭的法律約束，邊界之外則是一個可以任意踐踏的法外之地和野蠻叢林。從這裡出發，歐洲戰爭理論的發展，永遠都是在世界帝國的陰影之下完成的，離開了殖民地的政治空間，便沒有現代戰爭法的理論位置，這正是我們探索這段思想對話的旅途終點。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

原標題：戰爭法與歐洲人的世界帝國——科貝特和克勞塞維茨的對話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李想 排版編輯：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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