喚醒植物人不靠奇蹟，父母全力救治孩子，但丈夫可能放棄妻子

人性在絕望中被拉扯到極致，看得多了，醫生們也總結出一些共性：一般在前3個月，病人家屬會非常積極地治療，之後幾乎不可避免地慢慢淡下去，到一年以後，多數人的心氣兒被磨得消失。父母對子女，會不遺餘力地拿出最後一分錢，子女對父母，會努力到不影響自己家庭為止，夫妻間發現治療無望時，還是要為自己考慮。

文 | 陳墨

編輯 | 金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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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植物人，知乎上有這樣的提問：「植物人算人類嗎？」「植物人有細胞壁嗎？」「如果有多個人格，主人格成為植物人，其他人格會不會醒來？」

在陸軍總醫院（解放軍總醫院第七醫學中心）功能神經外科的病房，這些帶有科幻意味的想像被冰冷的現實代替。每張床上睡著的人都很相似，無論男女，沒有頭髮，絕大部分人，連氣管也會被切開。

植物人的稱呼並不準確，醫學上用「植物狀態」描述他們：身體機能是健全的，能夠獨立呼吸、吸收營養，小孩甚至會長大；能睡著，也能醒來，儘管睜著眼睛，但其實是昏迷的，對自身和外界的認知功能完全喪失。

馬麗是其中一位。兩個多月前，因為吃下非正規渠道購買的哮喘葯突發過敏，這個不到50歲的中年女性呼吸驟停了20分鐘。儘管在縣城醫院的ICU保住了性命，卻從此陷入了昏迷，被當地醫院診斷為植物人。

在中國，越來越多原本可能死去的病人被救治為植物狀態——這和醫學的進步相關。外傷、中風和各種原因造成的缺氧性腦病是主要原因，越來越多的車禍、放開二胎後頻繁出現的高齡產婦，也使很多年輕人和媽媽變成了昏迷病人。

功能神經外科的主任何江弘根據國外發病率對應進行估算過——中國每年新增的植物人大概是7萬到10萬，植物人保有率約30萬。他有些無奈：「這個工作空白到什麼程度？沒有人真的統計過這個群體的數據。」

功能神經外科的主任何江弘。 圖 / 網路

何江弘最初接觸到植物人群體是在1996年，碩士在讀的他跟隨導師進行植物人臨床研究，由於在外科研究上一直沒有進展，畢業後，作為外科醫生的他沒有再參與之前的工作。

直到留學加拿大，接觸到新的治療技術，恰逢陸軍總醫院附屬八一腦科醫院成立，專設以治療植物人為重點的功能神經外科，2010年回國的何江弘組建了促醒專業組，後來成為以昏迷促醒為技術特色的腦科二病區。目前在中國，包括何江弘的科室在內，專門進行植物人促醒的科室僅有10家左右。

植物人的醒來並非絕無可能。一般來說，以3個月的窗口期為界，進行過藥物、高壓氧的治療後，有些病人會自行蘇醒。如果效果不好，會採用無創的神經調控治療，用經顱磁刺激和直流電刺激大腦皮層的活動。手術是目前最為有用、也是最後一個促醒的辦法。在病人大腦或者頸椎重要節點的部分，植入電極，在體內進行電波刺激，干預神經環路的活動。

何江弘團隊的副主任醫師楊藝解釋，病人的大腦遭遇重創時，一部分細胞死去，另一部分察覺到周圍環境很差，為了保護自己，進入冬眠狀態。死去的細胞無法再生，但活著不工作的細胞，通過手術植入電極去刺激它們，就像隱形打火機一樣，讓它們興奮起來，重新串聯起網路工作。

從2011年做第一台手術起，何江弘團隊目前完成了200多例手術，是國內做促醒手術最多的一支團隊。還在住院的病人里，恢復狀況最好的，是因公受傷的警察黃衛。

一年半以前，他被歹徒用木棍重傷頭部，昏迷5個多月後轉入這裡。2017年12月，黃衛接受了脊髓電刺激手術。現在的他，能被人攙扶著走路，能自己拿東西，還能在不想訓練的時候把器材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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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人人都有黃衛一樣的幸運。幾年前，何江弘在病區做了一個調查，發現有95%的病人曾被醫生建議放棄治療。這個結果令他很意外：「我知道有很多醫生建議放棄，但沒想到是這麼大的比例。」

理論上說，有40%的病人在3個月時是可以恢復的，到6個月還是有可能，如果1年後還沒有恢復的話，醒來的可能性就很低了。

但讓他難過的是，有時候病人還在ICU搶救，醫生就建議家屬不要救了，「治過來也是植物人。」去地方醫院會診時，何江弘發現病人明明是醒著的，當地醫生卻很疑惑：「醒著？醒著他怎麼不說話？」

這樣的病人，就像一台顯示器壞掉的電腦，主機完全是正常的，卻沒法顯示出來。他們的肢體運動、語言功能都遭到了損壞，只能通過眼部的一點點細節來表達。何江弘把他們稱作處於微意識狀態的人。

在2002年之前，醫學上沒有植物狀態和微意識狀態的區分，無法根據醫生指令做出相應動作的病人，都被視為植物人。直到現在，絕大部分基層醫院，對植物人的認定也主要基於醫生的主觀判斷。何江弘說，即便是有經驗的醫生，這種判斷的誤診率也高達40%，也就是說，絕大多數被診斷為植物人的病人，其實是有可能被喚醒的。

幾位醫生都在採訪中提到了一期題為《我曾經是植物人》的TED演講，演講者馬丁無法發出聲音，他通過機器講述自己被身體囚禁的故事。

馬丁從長達13年的「沉睡」中醒來，據他描述，從昏迷的第4年開始，他開始恢復意識，能夠看見並理解周圍的一切，卻無法把這些信息傳達給別人。「我意識到一個殘酷的現實，就是我可能在這具軀體中度過餘生，孤獨地死去……我就是在等死，只有死亡才能真正救贖我。」

直到一個治療師堅信馬丁能理解聽到的話，建議他的父母帶他去做認知能力測試，馬丁才終於重回現實世界。

馬丁在演講中講述自己的經歷。 圖 / 網路

在何江弘的科室，對微意識的評估已經有了一套完整的系統。入院的病人，除了醫生給出指令進行判斷的臨床量表評分外，比如舉手，轉動眼球等，還有影像學和電生理兩種方式輔助檢查。「幾種檢查手段同時出錯的機會就比較少了，我們盡量讓診斷更逼近事實。」何江弘說。

這直接救治了一些人。和黃衛同病房的王巍，同樣在老家的縣城被診斷為植物人，還在ICU搶救時，他曾被建議捐獻器官。現在，他還不會說話，但能用手指比數字，計算10以內的加減乘除法。

醒來的植物人畢竟是少數，促醒團隊也經常遭受來自業內的質疑：能夠被促醒的，本來就具有微意識，植物人根本是無法促醒的。對此，2013年畢業就加入了促醒團隊的主治醫生夏小雨給出了一個解釋：「植物人促醒的治療，並不是說把所有的植物人促醒，而是把可以促醒的那部分人擇出來，把他們治好，這也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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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麗可能是那個還有著微小意識的人。還在縣城醫院搶救時，醫生告訴馬麗的丈夫，妻子再也不會醒來。這個沉默寡言的東北男人一連哭了兩天。但是最近幾天，他開心地喝了好幾頓酒，因為被一個樂觀的說法鼓舞：「過兩周就能醒，醒了就能走路了！」

父親不在的時候，馬麗的女兒才袒露實情，她說醫生的原話是，「保持現在的狀態，過兩周可能會有意識的跡象。」為了鼓勵他們給馬麗按摩，還加了一句：「將來還要走路呢！」

消息在期待中簡化變形，最後，連父親自己也相信了。女兒忐忑地等著希望可能會破滅的時刻，想提醒父親的話也不知該如何說起。

黃衛的父親是理性的那個，他已經成了護理領域的「專家」，兒子的營養食譜、康復計劃，都是他自己制定的。他用極為硬漢的方式要求醒來不久的兒子，「你有父母、老婆、孩子，沒有權利就這麼躺著！」

楊藝說，從一個人被診斷為植物狀態那一刻起，他的整個家就變成了一棵樹，無法移動。困住他們的，除了需要照顧的親人本身，還有強烈的愧疚感。他們甚至認為自己不能開心，也不配擁有獨立的生活。

人性在絕望中被拉扯到極致，看得多了，醫生們也總結出一些共性：一般在前3個月，病人家屬會非常積極地治療，之後幾乎不可避免地慢慢淡下去，到一年以後，多數人的心氣兒被磨得消失。父母對子女，會不遺餘力地拿出最後一分錢，子女對父母，會努力到不影響自己家庭為止，夫妻間發現治療無望時，還是要為自己考慮。

醫生能做的，就是儘可能地給家屬鼓勵，「因為不想讓他們在還有希望能喚醒的時候就放棄。」這註定是一場勝率很低的艱難戰役，和影視劇里病人動動手指、醒來就是正常人的情節完全不同，在促醒中心治療，能獲得的最好結果是，病人恢復了意識，還要面臨認知功能障礙和運動功能障礙，也就是說，還是重度殘疾人。

2017年，大連，一位從植物狀態蘇醒的病人正在家中進行康復訓練。 圖 / 視覺中國

在醫學上，幫助病人從植物狀態蘇醒是巨大的進步，但在一些病人家屬眼裡，恰恰是絕望的開始。楊藝有些無奈：「有的人連殘疾的狀態也不想要。」她曾接診一位因生二胎大出血導致昏迷的病人，手術促醒後效果不錯，慢慢恢復成重殘，出院回家繼續復健。

對於出院的病人，醫生會定期進行電話回訪。楊藝捕捉到了家屬態度的變化，從一開始的欣喜，到「最近也沒出門」。她很理解，時間長了，原本以為能繼續恢復的丈夫發現，這可能就是最好的狀態，也不再有動力了。

最後一次電話回訪時，丈夫說「挺好的」。楊藝後來從別處得知，那時那位妻子已經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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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楊藝和她的同伴們時常需要應對的沮喪時刻。

植物人促醒被視為醫學界面臨的最為嚴峻的挑戰，人的意識虛幻而複雜，喜歡科幻的楊藝，原本是出於「好玩兒」選擇了這個前沿的領域。

可實際上，即便在手術促醒最為成熟的陸軍總醫院，也要平均每一兩個月，才有一個病人醒來。大部分的時間，醫生的主要工作內容是處理各種併發症。

國際上有一個醫學共識，植物人的生存時間一般是一到兩年。但何江弘覺得，植物狀態的病人能活多久，完全依賴於家屬的一口氣。如果護理得當，病人可以長期生存。最後的死亡，往往是因為護理質量下降導致營養不良或者併發症。

他們比剛剛出生的嬰兒還要脆弱，吃喝拉撒，都要人照顧，兩小時需要翻一次身，每天叩背、按摩、吸痰，每一個疏忽都可能把他們沉入水底。

醫生夏小雨心痛地說起一個病人，手術後醒了過來，他能費力地自己穿褲子了，到了鍛煉進食時，心急的家屬給他餵了核桃，導致窒息，原本已經被搶救過來，後來又因為喂飯誤吸的食物嗆進了肺管，導致了肺炎，就這樣死掉了。「原本給人撈起來，然後又沉下去了。」

何江弘有時能感受到醫生們對於這項事業的猶疑。促醒的周期長，見效慢，費了好大的力氣，也可能沒有多麼明顯的效果，還時常會面臨倫理上的糾結。醫生們挫敗感強，不是很願意從事這個領域。

他自己偶爾也會被挫敗擊中。去病人家裡隨訪，他會感受到強烈的衝擊：「特別窮，那一瞬間，你就會想，他看病的幾十萬是怎麼弄來的？而且治療效果又不是特別理想。這讓我覺得特別內疚。」

他時常和醫生們一起進行心理建設：幫助病人家屬的唯一辦法，是盡全力解決問題，作為救治者，是需要調整心理預期的。

那位已經蘇醒的病人因併發症離世後，夏小雨常對家屬們強調，不要只把目光放在促醒上，要把活著放在第一位。植物人畢竟是活著的人，維持良好的生存狀態，既是對人的尊重，也給未來留下希望。

頗具科幻精神的楊藝有一個設想，也許在未來，還有微意識、但沒醒來的人能成為阿凡達，通過機器讓精神獲得自由，這是她的最高目標。

這個領域茫茫一片，沒有方向可以追隨，同樣也不受界限的框定。一切可能對病人有用的方法，何江弘和他的團隊都不排斥，也願意一試。

何江弘參與了藝術家吳超發起的「植物人視聽喚醒項目」，為植物人製作視頻。除了共性的視頻以外，還為一些病人做了個性化的內容，比如，給喜歡吃辣的病人看紅油中翻滾的辣椒，在寵物狗的叫聲中混合進流水的聲音，給一個出事前夢想帶狗去看海的女孩聽。

由藝術家吳超發起的「植物人視聽喚醒項目」。 圖 / 網路

在經常參加的訪談和科普中，何江弘和醫生們經常被問到的問題是，救治這樣一群人有沒有意義？有尊嚴的死和痛苦的生，應該如何選擇？

他們經常用一個歐洲的調查來回答這個問題，調查的對象是經過恢復、有一定意識的病人，問他們生活幸不幸福。結果80%的病人表示，自己很幸福很快樂。

何江弘的理解是，這個群體，也是希望能為自己爭取到任何一個活著的機會的。「我們清醒的時候說，我不怕死，我要活得有尊嚴，但是如果真到面臨的那一天，可能就是另一種選擇了。」

他和團隊們保留著一種樸素的共識：一個人的生死，應該由他自己決定，哪怕他是個植物人。

（文中馬麗、王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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