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鈺，女，1940年2月7日出生於廣西桂林，電子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東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原校長，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來源：中國教育在線 轉自：114產學研

部分文字有整編

哲學園鳴謝

留學德國給了我更多的自信

陳志文：第一次知道您，是在我念中學的時候，您是我國第一個留德女博士。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40年的歷程，作為一名親歷者，您有哪些感觸？

韋鈺：對於改革開放40年，我最想說的就是感恩，從心底里感恩。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40年，就沒有我的一生。這40年的時間裡，我印象最深刻的轉變就是到德國留學。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我們根本不可能有機會出國。

陳志文：能否簡單介紹一下您留學德國的經歷？

韋鈺：上世紀60年代，我受益於陳毅同志主持頒發的「高教60條」，1961年本科畢業後被推薦讀本校的研究生，並於1965年畢業。之後經歷了十年文革，1978年，全國首次選拔100名留學人員，50名去美國，50名去德國。當時，我選擇了德國，並且放棄英語考試改學德語。

那年暑假，我自己跑到上海外國語學院，硬是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啃」下來一本德語講義，並且最終在江蘇省考了第一名。當時，江蘇一共有兩個人考取了留學資格，我是其中之一。隨後在1979年我被派往德國亞琛工業大學進修，後來又攻讀博士學位，並且拿到了洪堡獎學金。畢業後我成為了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位電子學女博士。

陳志文：到現在為止，德國的博士學位都非常難拿。德國給您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

韋鈺：實際上，留學給我最多是自信。那時候，就覺得自己可以做事情了，只要我肯鑽研，就沒有什麼事情是不能做的。

陳志文：您回國後，轉變了自己的研究領域，是為什麼？

韋鈺：留學回來後我就做了一個決定，堅決把我的研究領域轉向了生物電子學。1984年，我在東南大學創立了生物醫學工程系。我覺得，這對於國家的發展更有意義。但當時，我們國家還沒有人做這一方面的研究，中間的經歷可以說非常曲折，也承受著來自各個方面很大的壓力。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講，走過的每一步都非常不容易。

陳志文：我覺得這一系列的歷練和淬鍊，實際上也讓您越來越強大，不再懼怕挑戰。

韋鈺：對，有一種一直在戰鬥的感覺。我很感謝當時幾位老院士對我的支持，包括我的老師，他們中有些人現在不在了，我一直很感謝和懷念他們。

改革開放可以說是給了我一個來之不易的機會，給了我一個春天。我總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因為有很多同齡人沒有得到我這樣的機會。

陳志文：一方面，是要感激改革開放這一歷史契機；另一方面，您自己也是非常勤奮和努力的。

韋鈺：也是因為當時的境遇，讓我知道這個機遇是很不容易的，要珍惜。我之所以會有一些成就，是因為歷史把舞台給了我。其實，我的老同學裡有很多比我更優秀的人，只是我把握住的機遇更多，更珍惜更努力。

陳志文：您當時回國時，有沒有想過自己會進入教育部，並且後來成為了副部長？在教育部的十年，對您影響最大的是什麼？

韋鈺：沒有。我的人生做了很多的決定，但全部與名利無關。教育部給我提供了一個舞台，我的眼界更開闊，擁有了國際視野，讓我實現了自己的理想和願望。

韋鈺博士

腦科學科普要抵達每位教師和家長

陳志文：2002年卸任教育部副部長後，您又回校開展前沿科學研究，帶領研究團隊開始在神經科學的基礎上研究人的發展規律。您為什麼會關注這一領域？

韋鈺：首先需要說明的是，神經教育學的目的是教育，並不是從事神經科學的基礎研究，而是從事轉化研究，是將神經科學的研究成果應用於教育實踐中。

我之所以關注神經科學，是因為事實證明「神經科學」對教育有著重大的影響，這將對於我國調整早期教育政策有積極地作用。只有了解腦神經科學、了解兒童腦發展的規律與特點、了解兒童是如何學習的，才能找出科學的早期教養方法和途徑。

我們必須重視早期教育，這是對的。但是，「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絕不是指讓孩子早些認字、背詩、讀英語，更不是把小學的課程提前教給幼兒，這絕對是個誤區。我們要根據兒童腦自身的發展變化規律，適時地對其進行開發、教育。

我認為神經教育學的出現有助於我們接近人腦的發展規律，在實證基礎上來研究人的發展，從而研究教育規律。作為靈魂的工程師，教育實質上就是在建構人的腦。對教育者而言，正確地認識腦的發展規律，才能知道如何正確地「因腦施教」。

另外，我認為教育現代化的核心因素是實證性教育研究方法的確立。這也是讓我自2002年卸任後回到科學研究前沿，探索腦神經科學的一個原因。我國的教育應進入實證性研究的新階段了。我們的教育長期以來就像從事醫療的醫生，在實踐中積累了許多智慧和經驗，但這些僅是來自個人的智慧，而不是基於現代實證科學的研究。

陳志文：您曾提出，中國教育應該基於實證的西醫式科學研究，為什麼？

韋鈺：縱觀歷史，不難發現醫學和教育學這兩門學科的相近性，這兩個領域和人的關係最為密切，它們服務的直接對象是人。到目前為止，這兩個領域的工作主要也是靠人與人進行面對面交流來實施的。

醫學現代化進程的加速發生在大約200年以前，它的核心因素是引入了現代科學實證的研究方法和知識體系，吸收了生物、物理、化學和心理學等學科的知識和研究手段，保障了醫學研究的系統性開展。有了比較可靠的評測方法和儀器，來自醫學實證研究的知識和經驗才能夠積累和傳播。醫學在此基礎上得以迅速發展，人類因此而大大受益。

教育學相對於醫學來說，由於涉及的研究對象是坐落在腦中的、發展變化著的心智，因而更為複雜。

從醫學現代化進程中可以明晰，個案創造的實際經驗很難發展成系統的、可靠的科學概念，沒有統一的科學概念和知識體系，知識就很難積累和繼承，也無法通過現代的學校系統予以傳播。

所以，要通過對教育大量的觀察、實驗和調查，獲取客觀材料，歸納出教育的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因此，我一直倡導進行基於實證的教育研究。

陳志文：您不止一次地呼籲要在教育領域科普腦科學，您為什麼這麼重視這件事情？

韋鈺：腦科學在基礎教育階段的成果轉換太需要普及。我是以一名普通高校教師的身份來做腦科學的科普的。腦的建構是基因和後天經歷不斷相互作用的結果，如有些區域突觸的優化主要取決於幼兒早期的經驗；成人的大腦突觸要少於兒童，減少的過程也是塑造腦的過程等。實際上，兒童早期教育的加強就是腦神經學家們提出來的。但是，現在能夠真正在腦科學方面培訓教師、真正能編教材的人才太稀缺，必須要發動腦科學領域更多的科學家加入到科普行列。

同時，很有必要糾正目前社會上關於腦發育的偏見和被過度消費歪曲的內容。社會上流傳的很多說法都是對腦科學的誤解：如幼兒記憶力最佳，越早背書記得越清楚；要求幼兒不要輸在起跑線上，要樣樣學、樣樣精等等。這些論調在社會上泛濫，可見我們的科普面臨多麼緊迫的局面。更有甚者，現在已經有很多科學儀器進了課堂，監控孩子大腦的動態數據，甚至利用相關數據與公司合作，在沒有科學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去影響孩子的腦，這樣做是很糟糕的。我們必須要保護好孩子的隱私。

陳志文：您也曾提出，腦科學科普要抵達每位教師和家長，為什麼？對於幼兒的早期教育有何意義？

韋鈺：兒童的早期發展，比我們原來想像的要重要得多，要對家長科普腦科學。因為家庭的教養環境是兒童出生後接觸到的第一個「學校」，家庭的影響和責任是不可替代的。

我在多年前曾編著了《0～3歲孩子家庭教育的8個關鍵點》一書，幫助廣大家長科學引導幼兒的生長。科學證明，0-3歲是大腦發展的最關鍵時期，大腦容量在5歲時已經發育了90%。

現在家長都已經知道了早期教育很重要。但是，養育不僅僅在於「養」，更在於「育」。兒童早期發展並不是指單純的知識灌輸，重點在於帶著愛的語言和非語言的互動交流，讓孩子在「玩」中探究周圍的世界和人。

陳志文：時下，人工智慧時代來臨，對於現在的孩子，您覺得應該注重培養哪些能力才能讓其更好地迎接這個時代？家長在這期間又該做些什麼？

韋鈺：在人工智慧迅猛發展、信息迭代日新月異的大環境下，教育要面向未來，面向世界。2017年9月，我曾在浙江大學召開的「雙清會議」上講到，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腦與心智關係的兩元論被擯棄。人們可以基於行為科學和神經科學來進行有關人智能發展的實證性研究。它可以為人工智慧發展的研究，為神經教育學提供科學基礎。

現在小學的孩子，他們未來60%從事的工作是什麼？我們現在並不知道。未來，人工智慧和機器人依據海量的知識儲存和快速的演算法，將會取代人類的許多工作。只有人類經由實踐升華而得來的智慧與創新才是不可被替代的。

那麼，我們的教育，到底要教給孩子什麼，到底是要培養什麼樣的人，這將是教育面臨的最核心的問題。我們已經無法單純地沿襲舊有的分科教學模式。如果依然按原有的方式對孩子進行填鴨式知識教學，不鼓勵孩子去探索、去體驗、去自信地解決遇到的問題，那麼三十年後孩子們可能找不到工作。

我們要做的，是著重培養孩子綜合解決問題的能力。教育的真諦，就是當人忘記一切所學之後剩下的東西。知識、理論可能會忘記，但浸入心腦的科學方法、科學思維、科學精神卻能長久留存。現在流行的STEAM（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藝術Arts，數學Mathematics）教育的核心就不是強調學科的分工，而是要培養跨學科的綜合能力，是要教給學生有結構的知識和建構的能力。

教育者還要特別關注早期經驗對社會情緒能力的影響。人的認知能力不僅是對客觀物質世界的認知，腦的認知中更重要的是對群體和個人（自己和他人）的認知。因此，社會情緒能力同樣對人的行為和發展有重要的影響。所以我們還應該培養孩子的「同感」能力（同理心）和執行功能，它是社會情緒能力中的核心能力。決定人一生幸福和成功的不是IQ（智商），而是他的社會情緒能力。

在營養不良和安全侵害之外，忽視和冷漠的生長環境，也會對幼兒的發展造成很大的傷害。童年的情緒性創傷，不僅會影響其本人一生髮展的軌跡，而且會通過行為和「生物嵌入效應」發生代際傳遞，將不利影響遺傳給他們的後代，甚至是好幾代。有數據表明，中國有4000多萬留守兒童，他們在青少年期乃至成人階段出現各類心理問題的比例，要遠遠高於正常家庭撫養長大的同齡人。

現在大家通常關心的只是幼兒成長所需要的物質保障，卻不知道嬰兒一出生就進入了腦建構、感知和情感建構的關鍵期，絕不只需要物質上的保障和支持，更需要享受快樂、愛撫，建立人與人之間社會聯繫和進行學習的良好社會氛圍，以支持腦的發育，為其一生的精神健康打下基礎。

此外，我們還要注重培養兒童的決策能力。在人的智能中，最重要的是決策智能。在培養人的能力上，教育應圍繞培養知情的決策者這個目標，特別是建立在科學概念和模型上的直覺決策能力。其中要特別注意科學教育在培養決策能力上有特殊的功能。

陳志文：您提到了STEAM教育、科學教育，這對於兒童的成長來說，有怎樣的意義？

韋鈺：現在，科學教育非常非常的重要，但要基於腦科學。科學教育是為了培養一種思維方式或者生活方式，the way of thinking, the way of living。未來世界的變化速度我們幾乎無法預測，所以，必須要讓下一代人有批判性思維，要有問「為什麼」的能力，能夠根據實際情況自己尋找答案。

科學教育要圍繞核心概念進行學習,幫助學生學會探究,也就是學會提出問題,設想解決問題的方法，然後通過實驗、實踐去尋求解決的途徑或答案。

陳志文：孔子有句話叫「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您其實強調的，就是在實踐的過程中，讓孩子們去獲得知識和能力。

韋鈺：是的，並且也一定是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這就是探究式的方法。前面提到科學教育對於決策能力的培養有重要作用。其原因就是科學教育能夠培養孩子用探究式的方法來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這對決策能力的培養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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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神經科學家達馬西奧

顛覆性巨著

《笛卡爾的錯誤》

《當自我來敲門》

也許會引起你震撼的一本書

《笛卡爾的錯誤》

作者：韋鈺

很高興，7月初接到了教育科學出版社送來的「笛卡爾的錯誤」一書中譯本的樣書。在去汕頭大學參加校董會議的飛機上,又讀了一遍，連同原版，我這是第四遍讀這本書了。坦白地說，可能遠遠沒有讀通，有點感覺而已。

這本書是我推薦，希望能譯成中文出版的。在幾年以前，當我重新涉足研究工作時，從DANA 基金會推薦的書目中，找到了Damasio 博士寫的幾本書。由於我對探討兒童情緒和性格發展的興趣，我設法買到了他的兩本書，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1994版 和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 Body, Emotion and the Making of Consciousness. 1999版。看完有一種震撼後豁然開朗的感覺。這些書給我以一種新的視角來看待和研究一些原來習以為常，但是有時又常常困惑不得其解的問題，特別是一些教育領域裡的問題。

2004年秋天，我到哈佛大學參加《心智、腦與教育的學術會議》，在會上第一次遇到了Damasio夫婦。那次會議一開始就是Damasio 和加德勒博士的對話，他們兩人分別以神經科學家和教育家身份進行了一次合作性的討論。會議之後，我們又一起去了Ross 學校參加研討會，對他們的學識和人品有了進一步的了解。2005年Damasio夫婦應邀訪問了東南大學，接受了東南大學名譽教授的聘任。他在東南大學做了一場深入淺出的報告。這些都促使我希望把他的著作介紹到中國來。

原來是希望上面提到的兩本書可以同時翻譯出版，這也是Damasio本人的願望，可是經詢問以後，幾位專業人士不是沒時間，就是認為太難翻譯了，不願接手。感謝我在東南大學的年青同事毛彩風女士應允翻譯第一本書：Descartes" Error，教育科學出版社承接了出版的任務。另一本書的進展情況，已不得而知了。當時，我曾應允教育科學出版社，在此書出版時寫一篇中文的引言，後終因顧慮自己涉足此領域不久，對此書的理解不夠準確，沒敢在正式出版的中譯版上亂髮議論，最終沒有實踐我對教育科學出版社的承諾，為此感到遺憾和歉意。現在才在博客上寫就這篇文章，-希望做一點也許是作用不同的補償。

出自於對中國現狀和發展前途的關切，現在論述教育、特別是道德教育和創新教育的著作已經充斥書市了。其中不乏有見地的，但不少是同一層次，內容風格雷同、不斷重複的文字注釋。「笛卡爾的錯誤」這本書卻是一本視角完全不同；品味和層次完全不同；細讀以後能夠引起思想震撼的書。正如在德國施杜里希教授所著的《世界哲學史》中所敘述的：「20世紀（至少20世紀下半期）的思想特徵是對笛卡爾二元論的背離。一本書為《笛卡爾的錯誤》的書的出版就是這思想轉變的標誌，這本書的作者是神經病學家達馬希奧」（引自呂叔君先生翻譯的《世界哲學史》525頁）。

似乎《笛卡爾的錯誤》原書已有導言，加之，此書出版十周年時，Damasio博士自己又以「重讀《笛卡爾的錯誤》」為題，寫了一篇序，現在已經放在中譯本的前面，我再寫一篇中文導讀的文章似無必要。但我以為並不如此，因為在這個領域裡，我國的文化傳統和目前的思想潮流和Damasio著作的思想和科學基礎有很大的差別。對我國讀者來說，讀這本書可能會因有較大的思想跨度，而感到不易接受，或不予重視。也許我是杞人憂天了，不過寫一點自己的心路，也許能起到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起一點導讀的作用。

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是法國數學家、哲學家和生理學家，在西方的哲學中，他是第一個系統闡述心智和軀體問題的學者。他繼承了唯心主義的哲學觀，使之適應當時科學發展的要求，力求調和機械論和上帝。靈魂和自由的概念。實際上，他把認識客觀世界的權力從上帝那裡要回來了，這是他對推進科學發展起的重要的、歷史性的、積極的作用。笛卡爾雖然提出了靈魂和軀體以及神經系統相互作用的問題，並且作了一定的闡述，但是他持有極端二元論的觀點。他認為，精神和軀體是完全不同的。軀體的特性是可以延展，可以有形狀、位移、運動等特性。但是它是被動的；而精神或靈魂的屬性是純粹的思維，它是唯一的，是主動地、自由的。只有思想是自我的本性，所以我們擁有的精神的概念比任何具體的物質都佔有優先的地位，更加可以確定它的存在，因為，我即使在懷疑是否我的軀體存在時，我已經能確定我能思維，我能確定我的存在。這就是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表達的哲學思想。

笛卡爾提出的心智和軀體關係的命題和他所持有的二元論的觀點，直至三百多年後的今天，仍是學界爭論的熱點，而且是許多人，從哲學家到科學家，從宗教界人士到普通老百姓自覺和不自覺中持有的觀點。德國施杜里希教授所著的《世界哲學史》中所敘述的：20世紀（至少20世紀下半期）的思想特徵是對笛卡爾二元論的背離。 這種背離至少在中國教育界的大多數人的思想里並沒有自覺地發生。儘管指導我們國家的哲學思想是辯證唯物主義，但是在實際上持二元論觀點對待教育問題是目前的主流思潮。例如很多人為了加強德育教育，提了很多建議，卻很少人研究被施加教育對象的腦是怎樣的，它會隨我們的意願而改變嗎？它沒有發展和可塑的客觀規律嗎？我常常比喻說，你想要往木頭裡釘一個釘子，也得看看木板是什麼材料的，以便選擇合適的釘子和施加合適的力，可是，在我們對學生實施教育的時候，有幾個人認真學習過腦科學的基本知識，考慮過學生腦的發展規律，總以為良好的主觀願望，加上（或是）客觀的需要就是實現教育的依據。一提到培養創新型人才，就認為只要領導重視，增加投入，創新型人才就會立即出現。

前一陣，于丹女士關於「我們心智的家園」的演講和論述，引起了社會上不少人的共鳴，產生了至少是從報刊和電視上可以看到的轟動。于丹女士認為我們心智的家園在我們的先聖孔子那裡。我卻認為這是在二十一世紀重複西方出現宗教和聖經類似的經歷，因為那時人們不知道人類自己是從哪裡來的，複雜的精神世界如何處理，把問題的答案交給了上帝。由於科學的發展，到了17世紀，人們已經公認心智坐落在腦之中，即使是持二元論的笛卡兒，也定位了靈魂和軀體接觸的位置是腦中的松果體。于丹女士在二十一世紀塑造了新的類似於聖經的故事題材，並且引起了「大眾」的強烈共鳴。不同的是聖經的寫作完成在現代科學發展以前，紀錄的是神化了的道德高尚的神的語言。神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宣傳神的人有人供養，至少在表面上可以不計名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甚至可以獻出自己的生命，以挽救芸芸眾生。當然，到了現代的二十一世紀，一方面科學已經發展了，另一方面不能要求世俗的人像聖人那樣，要贏得說教力，自然就需要動用其他的特長了。

Damasio撰寫的《笛卡爾的錯誤》一書中明確提出我們的精神的家園是我們的腦以及軀體。Damasio一方面將情緒整合入認知神經科學的範疇，以致我們可以像理解視覺一樣理解情緒。，第二他解決了意識的性質（Nature）問題 。他重要的貢獻還在於指出腦和軀體，即心智和軀體是不可分割的。情緒引起的植物神經系統作用下產生的軀體標識機制（Somatic marker mechanism），是人內部環境在腦中的寫象，它和外部環境經過感知在腦中形成的寫象一起，相互協調、相互反饋作用而決定了我們的行為。情緒引起軀體標識機制是先於我們的高級思維而在進化中形成的，它也許就是我們意識和思維的基礎。

可惜，在中國關注這一新的思想特徵的學者還不如關心「後現代論」的人多，在處理許多精神領域的問題時，我們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加入了笛卡爾兩元論的隊伍，這是中國目前教育界對待此類問題的主流思潮。我是學工程科學出身的，自然對Damasio的思想容易產生共鳴。儘管兩元論和還原論的爭論還在進行，遠未結束，但是持一種唯物的世界觀，一種開放的態度，了解不同觀點的態度，了解科學技術新進展的態度總是應該有的吧！

至少讀一讀這本《笛卡爾的錯誤》的書吧。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架起在心智、腦和教育學之間存在的鴻溝上的一座優美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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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性和感性走向演化理性

序達馬西奧著作五種中譯

汪丁丁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

大約15年前,我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農·史密斯(Vernon Smith)在友誼賓館吃午餐,他來北京大學參加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十周年慶典的系列演講活動。閑聊一小時,我的印象是,給這位實驗經濟學家留下較深印象的腦科學家只有一位,那就是達馬西奧。

其實,達馬西奧至少有三本暢銷書令許多經濟學家印象深刻,其中包括索羅斯。

大約2011年,索羅斯想必是買了不少達馬西奧的書送給他的經濟學朋友,於是達馬西奧那年才會為一群經濟學家演講,並介紹自己2010年的新書《當自我來敲門》(Self Comes to Mind：Constructing the Conscious Brain,我建議的直譯是「自我碰上心智：意識腦的建構」),同時主持人希望達馬西奧向經濟學家們介紹他此前寫的另外兩本暢銷書,即《尋找斯賓諾莎》(2003)和《笛卡爾的錯誤》1995,後者可能也是索羅斯最喜歡的書。索羅斯總共送給那位主持人三本《笛卡爾的錯誤》。

笛卡爾是近代西方思想傳統的「理性建構主義」宗師,所以哈耶克追溯「社會主義的謬誤」至360年前的笛卡爾也不算「過火」。索羅斯喜愛達馬西奧,與哈耶克批判笛卡爾的理由是同源的。腦科學家達馬西奧,在我這類經濟學家的閱讀範圍里,可與年長五歲的腦科學家加扎尼加相提並論,都被列為「泰斗"。

術業有專攻,達馬西奧主要研究情感腦,而加扎尼加主要研究理性腦。「情感」這一語詞在漢語里的意思包含了被感受到的情緒,「理性」這一語詞在漢語里的意思遠比在西方思想傳統里更寬泛,王國維試圖譯為「理由」,梁漱溟試圖譯為「性理」(沿襲宋明理學和古代儒學傳統),我則直接譯為「情理」,以區分於西方的「理性」。標誌著達馬西奧的情感與理性「融合」思路的暢銷書,是1999年出版的《感受發生的一切》(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我的直譯是：「發生什麼的感覺：身體與情緒生成意識」)。

達馬西奧融合理性與感性的思路的頂峰,或許就是他2018年即將出版的新書《生命的秩序》(The Strange Order of Things：Life,Feeling,and the Making of Cultures,我的直譯是：「世界的奇怪秩序：生命,感受,文化之形成」)。

在與哲學家麗貝卡·戈爾茨坦(Rebecca Goldstein,史蒂芬·平克的妻子)的一次廣播對話中,達馬西奧承認斯賓諾莎對他的科學研究思路有根本性的影響,甚至為了融入斯賓諾莎,他與妻子專程到阿姆斯特丹去「尋找斯賓諾莎"。

達馬西奧的妻子名為漢娜(Hanna),是《腦解剖圖冊》(Human Brain Anatomy in Computeried Images)的主編,她在腦科學領域的名望,不亞於達馬西奧

他在《尋找斯賓諾莎》—書的開篇就描寫了這一情境,他和她,坐在斯賓諾莎故居門前,想像這位偉大高貴的思想者當時如何被逐出教門,又如何拒絕萊布尼茨親自送來的教授聘書,想像他如何獨立不羈,終日籠罩在玻璃粉塵之中打磨光學鏡片,並死於肺癆。如果這兩位偉大的腦科學家知道陳寅恪寫於王國維墓碑上的名言「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可能要將這一名言寫在〈尋找斯賓諾莎》一書的扉頁。

斯賓諾莎的泛神論,斯賓諾莎的情感學說,斯賓諾莎的倫理學和政治哲學,對達馬西奧產生的影響,不論怎樣估計都不過分。晚年達馬西奧的問題意識,很明顯地,從神經科學轉入演化生物學和演化心理學,再轉入「文化」或「廣義文化」(人類以及遠比人類低級的生物社會的文化)的研究領域。

文化為生活提供意義,廣義文化常常隱含地表達著行為對生命的意義。最原始的生命,其演化至少開始於10億年前的真核細胞。達馬西奧和我都相信(參閱我2011年出版的《行為經濟學講義》),最早的生命是「共生演化」(symbiosis)的結果。並且,我們都認為廣義文化的核心意義是「合作」------我宣稱行為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是「合作何以可能」。達馬西奧認為關於合作行為的「演算法」是10億年演化的產物,雖然,這樣的廣義文化將世界表達為一套「奇怪的秩序"。例如,在原核細胞的演化階段(大約20億年前),很可能「線粒體」細胞與「DNA」細胞相互吞噬的行為達成僵局,於是共生演化形成真核細胞,而這樣的細胞,基於共生演化或合作,確實看起來很奇怪。

他把這一猜測,寫在2018年的新書里。不過,早在2011年,哈佛大學諾瓦克(Nowak)小組的模擬計算表明,在幾千種可能的「道德」規範當中,只有幾種形成合作的規範是「演化優勝」的。

最原始的生命,例如由細胞膜圍成的內環境,只要有了「內環境穩態」(homeostasis),只要在生存情境里有可能偏離這一穩態,就有試圖恢復這一穩態的生命行為,不論是否表達為「情緒」、「意象」或「偏好」(喜歡與厭惡)。

因此,生命行為或(由於演算法)被定義為「生命」的任何種類的行為,可視為是「內平衡」維持自身的努力,物理的、化學的、神經遞質的,於是,在物理現象與生命現象之間並不存在鴻溝。

根據演化學說,在原始情緒與高級情感之間也不存在鴻溝。在融合思路的頂峰,達馬西奧推測,從生命現象(「腦」和「心智」)湧現的意識現象,以及從意識現象(基於「自我意識」)湧現的「精神現象」,都可從上述的演化過程中得到解釋。

個體與環境的這種共生關係,不妨用這篇序言開篇提及的經濟學家史密斯的表達,概括為「演化理性」,又稱為「生態理性」。

精神現象,在20世紀的「新精神運動」之前的數千年里,主要表達為「宗教」-------個體生命融入更高存在的感覺以及由此而有的信仰,還有信仰外化而生的制度。在當代心理學視角下,任何生命個體,都需要處理它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問題。對個體而言,最廣義的環境是宇宙,或稱為「整全」,中國人也稱為「太一"。古代以色列人禁止為「太一」命名,因為,任何「名」(可名之名,可道之道)都不可能窮盡整全,於是都算「褻瀆"。

最初的信仰,就是對個體生命在這一不可名、不可道的整全之內的位置的敬畏感,以及因個體和族群得以繁衍而產生的恩典感。個性弘揚,抗拒宗教對信仰的束縛,諸如路德的改革,於是個體生命可以表達與神聖「太一」合體的感受(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歸根結底,還是個體要處理它與「整全」之間的關係問題。

這套關係是連續的譜系,從低級的細胞膜行為——稱為「情緒」,演化為高級的信仰行為——稱為「精神」。我認為達馬西奧的這幾本書,或許遠比我的《行為經濟學講義》更容易讀懂。眾所周知,以目前中國學術界的狀況,優秀譯文難得。謹以此序,為湛廬文化在這一領域堅持不懈的努力提供道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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