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居儉：春泥齋讀書札記

「讀人間未見書」與「讀人間常見書」

近代學人易宗夔在《新世說·言語》中記載：清乾隆年間，進士出身的四庫修纂姚鼐，退休後將歸徽州故里。成行之前，內閣學士翁方綱前往姚府送行。兩人在交談中談起讀書話題，翁氏請老友發表高論。姚氏開誠相見，一語破的，說：「當今讀書人讀書，愛讀人間未見書，老朽反其道而行，愛讀人間常見書。」姚氏所言，近似調侃，非經深思熟慮，難以體察箇中奧妙。

「讀人間未見書」與「讀人間常見書」，這兩個論斷所蘊藏的深邃思想和辯證方法，並非每個讀書人都能發現和受益。一般說來，求知慾強的人讀書，開始總想從所讀書中覓得新知新見，於是，便如饑似渴地讀「人間未見書」，恨不能「一日看盡長安花」。殊不知，「人間未見書」也不是每冊每頁全是新知新見，有的「人間未見書」亦平淡無奇，讀後令人失望。而像姚鼐這樣經綸滿腹的人，在「讀書破萬卷」的過程中與眾不同，把精力集中在「人間常見書」上。他們深知：歷代學界有識之士愛讀「人間常見書」，是因為這些書經過一代又一代先賢的篩選和解讀，薈萃了前輩的真知灼見，讀之能使人漸入佳境，愛不釋手。實踐證明，「人間常見書」是人們讀書的第一個階梯，沿著這個階梯不斷攀登，就能獲取更多的新知新見。

如同認識世間其他事物一樣，讀書也要循序漸進，由淺入深，藉助「人間常見書」溫故知新，日積月累。如此循環往複，定能隨著閱歷的豐富和學養的積澱，攀上新高度，跨入新境界。宋人許顗在《彥周詩話》中總結讀書經驗說：「古人文章，不可輕易，反覆熟讀，加意思索，庶幾其見之。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仆嘗以此語銘座右而書諸紳也。」許氏提倡對「故書」要百讀不厭、常思深思，是因為他發現「故書」有取用不竭的學術營養和文明智慧，所以他把蘇軾的詩句作為座右銘，並書贈喜愛讀書的諸多紳士。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是出自《詩經》的名句，人們耳熟能詳。因其言簡意賅，借來結束本札。前人關於讀「人間常見書」的主張，經實踐檢驗切實可行。今日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可否借鑒前人讀書經驗，多讀、熟讀常見的經典文獻（包括理論和資料），從中汲取營養、增長才智，提高治學水平呢？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近日，為核對一條引文翻閱《日知錄》，邊翻邊想，最後把思維定格在該書著者顧炎武的「志與業」上。

《日知錄》是明末清初史學家顧炎武用大半生精力寫成的80萬言讀書札記。這部「負經世之志，著資治之書」的名著問世300多年，始終被學人尊為學術精品，以至成為清代許多文史學家探研的一門顯學。

收入《日知錄》的作品，短文居多，或數十字，或數百字，超過千字的很少。每篇文章雖然篇幅不長，但論述精闢，見解獨到，學術含金量極高。最閃光出彩的當屬自序：「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錄》，以正後之君子。東吳顧炎武。」全文只有61字，倘若減去用以交代書名來源和著者籍貫、姓名的15字，詮釋主題只用46字。主要內容是：我自幼讀書養成一個習慣，每有心得便記錄下來。日後發現心得與新材料或新認識矛盾，便隨時修正；若是發現某個見解古人已先我而有，就乾脆刪除。這部書是我30年的心血結晶，恭候後世方家審正。

從青年學子到古稀老翁，我曾多次誦讀這篇序言，每次都為顧炎武嚴謹紮實、求真務實的治學精神所感動。「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體現的是他治學嚴謹認真、學思並重、精益求精的一面；「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以正後之君子」，體現的是他尊重真理、尊重前賢，不貪天掠美，敢把作品留給後人檢驗的一面。

顧炎武畢生治學一絲不苟，具有強烈的精品意識。譬如，為了編撰《天下郡國利病書》，他從浩如煙海的文獻中披沙揀金，輯錄史料，「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誌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可謂涸澤而漁了。可是，他對此並不滿意，仍覺得還須「增補」。於是，他把殺青的書稿「存之篋中」，不肯輕易示人，「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去取」。

顧炎武治學的精品意識，源於他對社會、對學術的責任意識。如他在《又與友人論門人書》中所言：「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顧炎武治學善始善終、完整完美。「志」與「業」在他一生的追求中相輔相成，「志」引導「業」，「業」依託「志」。顧炎武治學的宗旨是經世致用。他有一篇札記，標題是「文須有益於天下」。在這篇札記中，他強調「文不貴多」，「夫多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

臨近本札結束，想起《論語》中孔門弟子對孔子的評價：「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繼之再想，用這兩句話做標題，詮釋顧炎武的「志與業」，即他的為人與治學，不也是恰如其分嗎？

「篇無剩句，句無剩字」

清代學者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史德》中談到史與文的關係時指出：「夫史所載者事也，史必借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其意是說，史以載事，史以文傳，有作為的史家沒有不花力氣「工文」的。

史家如何工文？近代學者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提出一個論斷：「前人說，多讀、多作、多改。今易一字，為多讀、少作、多改。」梁氏將前人「三多」中的「多作」改為「少作」，可謂別出心裁，立意全新。雖然「多作」與「少作」只有一字之差，改過之後，「少作」便成了論斷的主題和關鍵。梁氏還要求對「少作」的作品短作，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又說：「大凡文章以說話少，含意多為最妙。文章的厚薄，即由此分。意思少，文章長，為薄；篇無剩句，句無剩字，為厚。」「若為文章之美，不要多說，只要能把意思表明就得。做過一篇文章之後，要看可刪的有多少，該刪的便刪去。」梁氏如上所言，特別是衡量一篇文章優劣厚薄的標準，「要看可刪的有多少，該刪的便刪去」，力求「篇無剩句，句無剩字」。這些彌足珍貴的見解，應成為史家筆耕的指南。

當代史學家翦伯贊在《跋宋司馬光通鑒稿》一文中的見解，與梁氏的論斷大同小異，殊途同歸。他說：「近人好為長文，喜厚書。其實文不在長，書亦不在厚，只要有內容就行。當然，如果非長不能盡其意，非厚不能畢其詞，我們也不反對長文加厚書，但故意拉長、加厚，就大可不必。」因此，他呼籲史家「學習司馬光從兩屋稿子中提煉出一部《通鑒》的辦法」，提倡史家「敘事則提要鉤元，行文則刪繁就簡，疏而不漏，簡而扼要；言必有據，沒有空話；事皆可證，沒有臆說；文字精練，沒有費辭」。

梁氏與翦氏二位大家所言，既是經驗之談，又是經典之論，可信、可鑒、可行。筆者第一次讀後，就心嚮往之，且身體力行，奈何才疏學淺，至今仍收效甚微。即使如此，也大受啟發，有柳暗花明、豁然開朗之感。我常想，倘能「法乎其上，僅得其中」，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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