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惑——陳來：中日韓的儒學氣質與國民精神

同為亞洲國家，中日韓三國有著許多共同點，但在精神氣質上卻呈現出明顯不同，尤其在國家觀、人生觀上，可以說差異很大。

【1】

由於地理、歷史、社會存在條件的不一樣，中日韓的儒學形成各自的個性和特色

以漢字為基礎、以漢文的典籍體系為主要內容的中華文化很早就傳播到東亞鄰邦，在漫長的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由於各民族本地的傳統不同，精神氣質不一樣，地理、歷史、社會存在條件的不一樣，造成文化的差異。比如秦漢時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其歷史和社會發展以及文明的程度就不如中國。從地理來講，日本是一個島國，韓國是半島國家，跟中國地理條件不一樣。由於這些條件不一樣，在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日本、韓國的儒學形成各自的個性和特色。

一般來講，很多學者認為，在理論形態上看，韓國儒學可能發展和關注的是一些比較抽象性的討論，主要是16、17世紀(相當於中國明朝中後期)。像「四端」和「七情」，「四端」是人的道德感情——仁義禮智，「七情」是喜怒哀樂愛惡欲。四、七的問題，韓國學者在歷史上有很多討論。所以很多人認為韓國的儒學可能是比較注重內在性的、心理方面的，或者比較抽象的東西。

日本儒學比較發展外在性的東西。比如日本江戶早期的儒者貝原益軒，就比較注重對外在事物的研究，諸如花草樹木等等自然界外在的東西的研究。另外19世紀中期荻生徂徠比較注重政治學的研究。

但這裡想討論的問題是在19世紀中葉以前，中日韓社會跟西方還沒有做全方位的接觸以前，三國的儒學特別是他們的精神氣質是什麼？或者說三國儒學裡體現的文化精神是什麼？精神氣質換一個角度叫價值類型，就是一個文化里把什麼價值看得最重要。比如一個社會把自由看得最重要，另一個社會把平等看得最重要，這兩個價值體系就不一樣。所以我們關心在中日韓儒學結合本地的歷史文化傳統發展以後，它的精神氣質各自有什麼特點，各自的價值類型有些什麼表現。

【2】

中國的儒學推崇「仁恕」之道，日本儒學更突出「忠」的價值，韓國儒學更加註重「義」的精神

簡單做一個結論。如果把仁義禮智信這五德作為儒學代表性的價值，在中、日、韓各國儒學中都受到普遍的提倡。但因為歷史-社會-傳統的制約，不僅使得歷史上形成的三國儒者的精神風貌不一樣，而且每個社會裡面儒學的價值系統和其支配性的原理有所不同，從而使這三個國家儒學的精神氣質呈現出不同。

中國的儒學雖然也提倡「義」，也重視「忠」，但更推崇的是「仁恕」之道。日本儒學雖然也講「仁」與「義」，但比起中國、韓國，更突出「忠」的價值。韓國儒學雖然在理論上兼重仁義禮智信五常，但比較起來從士禍的歷史、從外患的歷史，形成了一個更加註重「義」的精神。這些不同也反映在三國各自近代化的進程之中。

比如中國的儒學以「仁恕」為原理，變成一種普遍主義的價值原理，一種對仁愛的平等價值的追求，因此在近代對西方近代文明半信半疑。中國人在這樣一個有悠久文明歷史、以仁愛價值觀秉持的文化，在中西文明的衝突面前，很難坦然承認在「文明」上是落後的。這一切決定了中國人不會像日本人那樣不顧一切地去擁抱西方文化。近代中國人總是對西方的文明、理念有很多的懷疑，但是既打不過西方，又得跟它學，在這樣一個過程中造成了現代化進程的遲緩。

日本因為是突出「忠」和「勇」的價值，在接受近代文明方面較少受到價值的阻礙，對帝國主義沒有根本抵觸。所以在價值方面，在接受西方所謂近代文明的時候，日本比較少有價值的障礙。同時，因為日本文化突出的是特殊主義的價值原理，就是對主君的特殊主義的承諾，勝過了對普遍價值即自由、平等、正義等價值的承諾，這使得日本終於為自己付出了代價。

韓國充滿「義節」精神的儒學，可以說造就了韓國近代民族的主體性，韓國的民族主義非常強烈，這不僅僅是在最近一百年才形成的，跟它自古代以來強調「義節」的精神有關係，所以「義節」精神對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起了一種促進的作用。

如果綜合起來，可以說「仁」包含的是一種和諧原則，「義」所凸顯的是正義原則，「忠」體現的是秩序原則，這些原則應該是現代東亞社會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需的，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在當今東亞國家和地區，中日韓三國如果就歷史文化傳統來講，都應該在進一步反思傳統的優點和缺點的同時，能夠吸取其他民族和地區一些發展的優點，取長補短，使每一個國家在精神成長和發展方面能夠走向更完善，這樣也有利於中日韓三個國家互相了解和建立一個和諧的未來。

本文轉載自「乾元國學」，圖源網路，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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