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史可法于謙誰更勝一籌？一個人的殉國似乎沒有意義？

文天祥史可法于謙的死都是為了國家，但個人認為史可法做的太極端，與其他二人比起來，尤其是與文天祥比起來差太多。首先文天祥雖然個人能力不行，再加上當時國家殘破，文天祥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留給我們的是民族精華，一種民族精神。在文天祥死時，文天祥並不願意因為自己的死傷害任何人，希望自己的死可以激勵那些堅持鬥爭的人，一種天下風範。

于謙作為明朝的續命者，對於明朝和民眾功不可沒。如果當時北京被攻克，中華大地恐怕還要在遭受一次大屠殺，其實很多人認為于謙雖然有能力但不善朝堂鬥爭，最終被治罪，其實這是錯誤的，于謙也是一種天下觀的公心。在奪門之變開始時，于謙是知道的。也正因如此，于謙才通知自己的兒子回家，于謙不是不會反抗，而是不能。因為國家的安定，因為皇權的鬥爭在於謙看來不是自己這個臣子能改變的。

當然于謙有這個實力，但國家勢必要遭到嚴重的損失。經歷蒙古南下的打亂，皇位繼承的論爭，太子廢立皇帝與大臣的失和，一切的一切都給國家沒下來對抗的種子，國家剛從混亂環境下走出，不能再陷入內亂了。他當然也有準備，換個角度想，于謙即便是忠臣能臣但終究是參與皇權的廢立，君臣禁忌被打破如果自己得了善終，以後不知多少無恥之徒利用權利效仿自己，這更是國家災難。

可以說文天祥和于謙的公心不僅報效國家，對得起百姓，也全了真身名節。史可法就不行，他當然是愛國的，這毫無疑問。他還是忠君的，是東林黨的代表。史可法面臨的問題比文天祥嚴重，內部鬥爭不斷，在揚州被攻破以後，自殺全自己名節，對得起民族和國家，但他對不起揚州百姓，在史可法看來，城破以後，民之不民。百姓會成為敵國之人，希望全城為明殉葬，揚州十日與史可法的這一觀點也有著因果關係。

因此史可法對得起國家民族，但不如文天祥于謙，這兩人希望犧牲自己保全大局，史可法完全是殉葬，還要所有人與他一起走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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